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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辖你的手脚，也绝不放弃对你本领的丈量——作者题记
每当晨暗微明之时，耳边总会传来几种不明鸟类的鸣叫，忽远忽近，相互呼应交织，提醒着我，一个被鸟开启的早晨不可避免地再度到来。似乎大自然将一切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一切答案又是那么言不及义，无关乎时间，无关乎你昨天睡得是否好，以及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运气降临在头上。你也不需要知道，鸟到底躲在哪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在晦暗未明之时亮出自己卑微而骄傲的歌喉，发声，鸣叫，传递人类无须理解的信号。因为一旦曦光微明，过渡到阳光普照，它们便要停止鸣叫，四散到同类聚集的地方接受各种挑战，或到渺无人迹的地方觅食，或做我们人类难以知晓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个不具有什么决定性意义的变换中，人类每天都发动自己的本能，感知季节冷暖，告诫自己事先揭掉眼前的薄纱，将倦容换为面具，让精神新鲜闪光，精力重新焕发，出发到目标明确的地方，让目光达到可及之处。在一日三餐前夕，思考还有什么没有兑换，还有什么没有实现，还有应该驶往的轨道。
据说，在战争、瘟疫、干旱、高温反复困扰的时节，鸟最早听闻和捕捉到属于自己的信息，鸟在同类之间问答，决定如何冒着炮火、气候和人类的困扰，完成属于自己的宿命，由北到南，由南到北，不懈寻找可靠的食物和庇护所。我们人类呢，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聚居或迁徙，同样为食物，为栖息地，为安全，我们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但是，我们却学不到鸟利用太阳和星辰位置替自己定向的本领，鸟的导航记忆能力太强大，足以让人类惭愧，我们需要借助于外力才能完成定向，在觅食的道路上，我们不断开发大脑，发现并指使一切，比如依赖科技的改进，让自己更加疲于奔命。
如果说迁徙是候鸟的宿命，那么人的宿命是什么？人类在进化中获得了很多能力，思考、书写、指挥、驾驭、放弃，以林林总总的发明平复自己的焦虑。欲望烤干了嘴唇，不得不涂上油彩，跋涉消耗了体力，不得不补充给养，生怕自己被落下，或赶不上他人。我们使用各种器具，去主宰他人，驱赶鸟禽走兽，危及天、地下、水中的生灵。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也许不是为生存而竞争，而是再造与控制一切，在此过程中不自觉地加重了对外力的依赖。可冥冥之中，在我们头顶上，始终悬浮着一种力量、因素或什么——除了康德定义的星空、道德律，还有绝对的宿命。
在人类的大脑里，每时每刻都繁殖着万千思绪，如泡沫般不停翻腾，无非在反复探究：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还能做什么？我们怕自己忘记，怕后人忘记，于是书写、歌咏、祈祷、口述，诗人阿多尼斯在其《短章集锦》说：“书写是正在兴建却不会竣工的房舍，由那个流浪的家庭居住：文字。”或许，写作者正是要观察宿命对人类兴致勃勃的牵引和拉动，捡拾零落记忆，记录对宿命的畏惧或试探，搭建文字构成的居所，帮助人们重返遗忘之地，穿越荒废之径，书写出人类不知疲倦，既盲目又风雨兼程地朝着不可预知未来行进的蹒跚步履。
因为每个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便是自己的宿命。
大概在三岁那一年，我首次与宿命的宣判不期而遇。时值深秋的某个下午，我被带进县医院二层把边的一个病房。姥姥后来告诉我，彼时屋外秋风猛烈，落叶纷飞，风沙毫不留情地吹打着一切，让人心烦意乱。我长大后一遍遍地在脑海里重构这个情景，尽可能拼凑着当时的细节，不敢肯定姥姥说过的一切是真是假，因在见证白色铁床上垂死老人挣扎着宣告他的宿命的时候，对外部世界，我还谈不上拥有能够算得上记忆的那种能力。
昏暗的光线，惨白的四壁，位于一侧墙边那张白色铁床由于病人的瘦弱而显得大而无当，床上挣扎着的老人就是我宿命的宣告者。这位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此时正在期盼长孙，也就是我的到来。“长孙”是用来“承重”的。在巴金小说《秋》里曾经有这样的描述：“我是个承重孙，长房的长孙，高家需要我来撑场面。”人是否“压秤”，能否撑得起场面，在中国文化中属于至为神秘的符码之一，“压秤”可以很重要，也可以沦为微不足道的摆设。
我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被抱在身材矮小的姥姥怀里，现身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景，便是因为我能“承重”！当时我的体重足以使六十三岁的小脚老太太疲惫。作为身陷病榻的老人此时最想看到的人，我此时出现让整个场面别具意义，格外庄重甚至悲壮。或许空间太狭窄，我挤在姥姥怀里，两人勉强可以和其他两三个大人一起，俯视到病床上的老者。行将就木的爷爷躺在厚厚的被子里，显得瘦小而无奈，床头立着的吊瓶滴着无色的液体，显示还有医疗手段在发挥着作用，我一眼便发现被子正中间印有三个大大的红字，当时我并不认识，若干年后我才明白，那三个字是“县医院”。是我长大后时常光顾的地方。
面对即将到来的“宣判”，我这个“承重孙”像早有预感，进入病房之后，一旦眼睛适应了室内光线，乖巧和沉默立刻丧失——蹬腿、挥手，又哭又叫，声响巨大。病房里的人们很吃惊，以为我饿、想撒尿或有别的什么原因。在大人们眼里，我没思想，像小动物，虽可“承重”，但意志、意愿、理性根本谈不上。若干年后当我懂事了，连我都被自己的灵异能力折服了。我居然能预知老人的回光返照或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挥舞双手，眼睛乱看，就是不肯理会病床上的枯瘦老者，不管老人被虚弱、焦急和不安支配着，呼吸如何困难，面色如何焦黑，情绪如何不稳。
老人的眼睛原本拼命搜索着期待已久的目标——自己唯一的孙子，家族血脉的延续者，特意前来的“承重孙”。哪料，尖厉刺耳、不管不顾的哭叫，使房间越发狭小拥挤，压抑的空气像一下子被点燃了，大家烦躁，老人恼怒。老人看见小瘦猴般的孙子身子上下乱动，拼命挥舞双手，踢脚蹬腿，干巴脑袋一个劲往外扭，就是不肯面向自己，老人起初费劲找寻孙子的脸，想看清眉眼，但根本不可能，这太出他意料，他只用几秒钟便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他自己最不愿意看到、最没有想到的——小孙子死活就是不肯朝自己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这让老人愤怒、绝望、羞耻。他虽无力却极富权威地挥挥手，坚定地说道：算了，算了，没出息的窝囊废！抱着我的姥姥窘得满脸通红，直冲我埋怨，哭什么，你倒是看看，这是爷爷，这是爷爷，他多亲你呀！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这么不懂事！
姥姥后来告诉我，几乎哭哑了嗓子的我被带出病房后没几天，祖父便撒手而去。她反复告诉我——爷爷闭眼前还念叨着你，他实在太喜欢你，没有一天不想见到你，几个月时间里，他日见消瘦，却没有一天不念叨你的。你是爷爷所有的盼头、全家的盼头，你的出生多让他高兴呀，他身体好的时候经常骑自行车由北向南穿过小城到郊区奶妈家去看望你，他自己饿着肚子却带去麦乳精、藕粉、白面这些稀罕的东西，就是为了你能吃饱呀。
爷爷就是爷爷，他经见了多少风风雨雨呀。姥姥和其他大人告诉我，爷爷年轻时曾经是个好“秀才”，能写会算能说会道，耿直刚毅，爱憎分明。爷爷同样是隔辈亲，他那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是经由姥姥向我转述的。姥姥和另外两三个大人拥有一样的记忆，想必事实与姥姥叙述的没有什么不同——四白落地的病房，极端虚弱的老人，我的大声哭叫，老人极端失望地挥手。可后来，我却成了唯一记忆者，姥姥成了唯一讲述者。难道我和姥姥一同虚构了这个场景，难道我俩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本来最不牢靠，丁玲在小说《自杀日记》里说过：“谁能把谁记忆到好久！”时间往往会覆盖记忆，人类也选择记忆，筛选、过滤甚至毁灭记忆。但我始终相信，总有些记忆将刻骨铭心。
我无条件接受并认可了姥姥对那个致命场景讲述的真实性，并很快当成了自己的记忆。我明白，自己在那个场景中被审判，在那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我没有扮演好“承重孙”应该扮演的角色，因此被审判、被判决，实属活该，我只能接受，不得推脱推诿推辞。在爷爷眼里，我将是窝囊废，我会没出息。他当时握有的证据就是我不愿意看向他，见了他大哭大叫，就这样简单吗？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把柄？想必爷爷当时是被气昏了头！他放出不管不顾的狠话，恨铁不成钢的诅咒，肯定有冲动成分。不幸，这句狠话自我懂事起就像咒语一样，拖着长长的倒影，踩着匆匆的风火轮，不徐不疾地在背后追赶我，撵着我紧逼我压迫我，代言我的宿命，试图塑造我左右我。这咒语同样像试金石，检验一举一动，衡量我顺从还是对抗，消沉还是奋起。
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曾经说他自己的脑袋挺奇怪，跟外套口袋极其相似，里面什么都有一些，什么都不够，且装了不少残缺不全的东西。我明白，自己脑袋里同样经常浮动着万千思绪，像散布于旷野的飞絮，飘忽不定的碎屑，浮泛于日常慵懒之中，分量、浓度和质地均不具暗示性，难以具备价值，无法发挥作用，那些微尘的所有进展只是无用地翻腾，不具备任何力量，不会导致任何结果。我一次次放过自己，在随波逐流中轻松。直觉明确告诉我，行无不克，行无不果，一切结果均来自行动，行动的结果只在行动中确认，充实只在行进中成全。在搏斗与跋涉的途中，清醒者头脑里风暴永不停歇，山石、百草、河流、鸟兽，一波又一波会变幻出全新的景色，思绪的浪潮，将重新注册为痕迹，留下荣光，泯灭悔恨。
遥远的过去已无法圆满复盘，最初所发生的一切如秋风落叶般，被时光碾压、注销。我背负着先辈的咒语无耻地长大，没有一天停止成长。我眼前延伸的一切，那么理所当然自然而然，似乎任何举动都不显得随波逐流，万事万物均可被周遭人们和我自己接受。我身承亲人的希冀，一直站在一条温度、深浅、流量适宜的小溪里，以一个生物体应有的特长和本领，按照老天布置好的规律拔节、膨胀、生长，安之若素。我一度想清零魔咒给自己头顶上带来的压抑，坦然接受爷爷的安排，将被宿命认定视为惠顾或荣幸。我多次想如同羔羊般温顺地服帖于它、听从于它，或大大方方地朝前一步，热情地伸出手来，如接受善意一样心怀感激，将之纳入怀中。我多次想陶醉于享受于自己的被指认，像中彩的穷汉那样，热泪盈眶地等待兑现，索性与宿命共进退。既已陷于宿命的温柔泥潭中，既然无意于甩掉、挣脱，那就沿着宿命设定、预制和临时添加的路径，将一切的一切，统统收入囊中，与其共进退共荣辱共悲欢也罢。
无奈，上天无私、公平，正直如一枝芦苇，它可以沉睡不醒，同样可以清醒百年，上天同时赋予我顺从和叛逆、乖巧和反抗、温柔和粗暴、亲切与狰狞、坚硬与柔软、昏庸与聪慧。
变化是从少年时期疲惫夏日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开始的。那天，鸟雀声响格外动人，我在被窝里就被甜美而杂乱无章的鸣叫诱惑，待我光脚走入晨露之中，鸟的鸣叫让我抬起头来，望向遥远的天际——彼时天高云淡，直接在我眼中幻化为某种启示，我大脑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让我明白，不能眼看着魔咒带来的宿命得寸进尺。宿命是不会选择你进我退的。宿命向来盲目，它一旦出发，便像上了钢筋发条一样，只会发力，不懂退缩，其顽强、执着、鲁莽在于，不停地拥有武装自己、解除他人的能力，它的狡猾超出想象，它不需要补充供给、给予鼓励才重装上阵，它不是纸老虎，它可以自我加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满自己、完善自己，甚至以颇具声势的休整、以笑颜如花的面孔，刻意麻痹他人。
宿命的诅咒不单单是在我身上划开了一道伤口，它更不愿让我在等待中慢慢合拢，如不应对、疗救，便会在散漫的拖延中溃烂。宿命这个上天抛给我的遗腹子、假想敌、真密友，假如收养在暗夜床边，耐心饲以食物、药品和空气，将之驯服，让其不发一言，不动形色，绝对是不可能的。我必须作为逆反者、有为者、对抗者，作为相反的力量站出来，逼迫自己内心慢慢生长出一种力量，去打破魔咒，驱除宣判，才能让咒语不攻自破。总之，我不甘心。已然长大、懂事，上学、识字，我不能也不肯安分了。
此后，少年的我带着对高尔基、保尔·柯察金、朱赫来的崇拜，带着对孙悟空、林冲和诸葛亮的一知半解，带着从洋铁桶、小兵张嘎、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向秀丽、草原英雄小姐妹、邢燕子、郭凤莲等人那里得到的勇气，排斥碌碌无为，反抗等待、顺从与苟且。我逼迫自己去有所作为，与宿命展开专属于自己的抗争，无论是否取得成效，不管挣扎后是否会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
我明白，顺从命运的安排只能得一时安稳，麻木无为注定无法带来持久的惬意，必须主动和自己过不去，给自己多加压强，用力培养自己的小心思小野心小主意，展开一厢情愿的抗争，于寂寞中挥动长鞭，在想象中抽打自己的后背，逼迫自己对抗天性中的懒惰。为此，我愿把自己隐藏在芸芸众生之中，暗地向着某些尚不明确的目标，一步步挪动，图谋出其不意，脱颖而出，让人刮目相看。
“没出息”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是无力远离糟糕的生活环境，“有出息”就是能够摆脱恶劣气候、贫瘠土地和穷困寒酸的困扰。我出生的风沙漫天的塞北小城，是我的血地，是我味觉、口音、相貌和思维方式的出发地和养成地。高天厚土，情深意长，塞外风物，意短笔长。故乡的一切让我又爱又恨，又依恋又拒斥。这样的故乡，如果我无力将其甩在身后，无法从这里昂首出走，离弃、摆脱，我将身陷泥潭，灵魂必死无疑！
远离故土的推动力何在？我得感谢昔日那些受局限的文化滋养——有限的书本、报刊、电影、广播，它们带来的欢乐忧伤，激发的目标理想，拓展的想象余地，令我能够超拔于平庸现实之上。红色电影里的慷慨悲壮，宣传画上的昂扬斗志，小人书里的英雄人物，墙壁上每年被替换的年画，纪录片《新闻简报》里的领袖和战友，他们慈祥红润、神采奕奕，登上天安门城楼，会见各国外宾，北京的金水桥、人民大会堂、故宫、天坛、颐和园和北京展览馆广场，白天花似海人如潮，夜里万众欢腾灯火辉煌，无不展现着斗志昂扬气壮山河的氛围，这些画面连同钢花飞溅、麦浪翻滚、仪仗队手握钢枪、小学生欢迎外宾，等等等等，源源不断向我注入尽快奔赴远方的动力。
直接推动力和刺激还来自家中镜框里有限的几幅亲人们的合影——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尚处花样年华的母亲身穿裙装与哥嫂在北京展览馆主楼前微笑着的合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个秋季的一天，四叔和我父亲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八十年代一个红叶时节，我的二姑二姑夫与儿子在香山苍松前的照片。这些标有“大北照相”“中国照相”“白雪照相”等字样的黑白照，定格了亲人们的穿着、站姿，他们高低不同的身形，身上款式不俗的衣装，脸上或刻板或微笑的表情，都能有效激发我的联想，带动对抗现实的执念，让我陷于出走的念头，更加无法自拔。我发现，凡在北京生活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比我们周围的人长得洋气，这肯定与北京的水土和食物有关。我经常盯着那些可爱的，甚至我尚未熟识的面容，风沙弥漫的现实世界便会逐渐退隐，我不再听到屋外呼啸的风声，不再记得屋外泥泞的马路，在对北京这个被姥姥反复描绘过的美好远方的想象中，那几条被单调稀疏树木所装点的街道似乎也可以被原谅或赦免了。姥姥曾在北京帮助我的四舅照顾下一代。在她嘴里，北京到处一尘不染洁净明亮，天清气朗绿树成荫，莺歌燕舞馥郁芬芳——文明洋气，惹人羡慕，高不可攀，所有这些无不激发我的想象与向往。
（选自 2024 年第 3 期《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