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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七年秋天的某个清晨，先贤朱熹站在岳麓山巅，看东方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金光倾泻而下，清风拂来，一山木叶微微颤动，喜不自禁，霞光给它们披上了光斑闪烁的梦幻纱衣。河对岸长沙城的万千人家，也被无差别地镀上了一层富贵金色，世间所有清贫，在这一刻，仿佛都消失不见了。
朱熹心中欣悦，不禁高声吟哦：“惟青春之谢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阳之赫曦，乃郁陶以兴热。”他这是在吟诵西晋夏侯湛的《大暑赋》。《大暑赋》歌咏的是人间盛夏物候，与这个季节显然不符。但长沙九月，酷热如暑，身体里的那份云蒸霞蔚，宛如盛夏。
其时张栻就陪在身旁，他忍不住击掌赞叹：“好一个赫曦，此处以后就名赫曦台吧。”朱熹拈须微笑，大有深意地点点头。赫曦，原指日光，名词。后指阳光明亮炽热，引申为盛大光明，是一个极美好的汉词。自古潇湘乃清凄之地、愁怨之渊、蒙昧之野，只愿“赫曦”一出，黎庶康裕，世情温馨，人心光明。好哇！
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就发生在这段时间。理学大家朱熹受邀从福建崇安而来，就关于“修齐治平”的各种哲学问题，与岳麓书院掌教张栻展开了激烈又愉快的讨论。双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你给我拨云见日，我助你破茧化蝶。庭院古寺，林间小道，两人晨夕相随，在山岚与林霭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朱熹归去后，岳麓书院及湖湘学派的人文氛围，悄然间发生了某些难以描述的变化，只是凡夫俗子无法觉察罢了。凡夫俗子的信息摄入，更多依靠体表五官。这时他们若去爬山，就会听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清脆入耳。人来人往的岳麓山巅，一派繁忙景象。正在他们纳闷之际，没过多久，在山顶东面最险峻的地方，一座以石为基、以木为栏、四方端正的两层高台，赫然呈现在眼前。台壁上，三个大字古朴庄重：赫曦台。
造台者，张栻也。张栻造此眺台，当然有怀念那段美好时光的意思，同时也希望“赫曦”二字，真能驱散潇湘阴霾，庇佑百姓安宁。更重要的是，登上此台，离苍天近，距尘俗远。玉带湘江，烟霭长沙，尽收眼底。这时迎着朝阳，呼浊纳清，头脑乍然透澈，胸怀无比畅阔，心灵水光澄明。每登台一次，就顿悟一次。而这种感觉，不论贤愚僧俗，或多或少都有。难怪清代书院山长旷敏本会欣然撰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后来每个有阳光的清晨，这里就成了游客们的聚集地。而岳麓山也被称作赫曦山或赫曦台山。这种称呼，持续的时间或许还不短暂，诸多文献都有记载。
在岳麓书院的那段时间，是朱熹一生中最为安闲的时候。理学是一门新学，出自儒学，却有破有立。它源起周敦颐，承继于程氏兄弟，算是自下而上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这就注定了它艰难曲折的命运。朱熹既然要扛起道学的大旗，他波谲云诡的一生，在光阴的轨道上，也就早早起程了。
庆元党禁，也称伪学逆党之禁，是宋宁宗庆元年间道学官员与非道学官员之间的政治斗争。前者多在江湖，出身小官僚地主阶层，属清议型的在野派；后者多居庙堂，家世显赫，多为门阀士族，属事功型的当权派。而皇家只希望岁月静好，社会尽量少些不可把控的因素，自然会站台后者。
这次交锋，道学官员一败涂地。一份伪逆党籍名单被公之于众，五十九位上榜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朱熹作为“伪学魁首”首当其冲，有人甚至叫嚣要“斩朱熹以绝伪学”。监察御史沈继祖更是罗列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
风雨飘摇，万马齐喑，朋辈同仁如坠地星光，散落在遥山远水，炽热的理学突然如被抽掉柴薪的篝火，只剩一堆暗红的灰烬。一二〇〇年，百病缠身的朱熹，在凄凉与孤寂中逝去。死前左眼全瞎，右眼半明，足上恶瘤溃烂如花，痛不欲生。可他将这一切都置之度外，倍惜余阴，加紧著书立说。他知道理学气候已成，天雷、刀戟、烈火，都无法将它摧毁，构陷与打压又算得了什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二〇二年，这场前后共持续了八年的“党禁”，终于以一种自讨没趣的方式，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朱熹的预判是准确的。朝廷要员联合宋宁宗打压理学时，理学在川蜀、湘赣、闽浙等地已成蔓延之势，无数下层儒士趋之若鹜。无论朝廷如何禁止，士林早已口口相传。即便是在“党禁”期间，朱熹的去世，仍轰动全国。当地官员一再约束，还是有无数同道与信徒前来吊唁。
没过多久，朱熹被平反，理学被恢复。二十余年后，朱熹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五人被宋理宗同时破格赐予谥号。之所以说是破格，是因为五人论官阶、论爵位，都不在赐谥之列。历史上因立言而赐谥，不说绝无仅有，也极为稀珍。
一二四一年，宋理宗又下诏让五人入祀孔庙，这是封建时代文臣的至高荣耀。人因学贵，学因人扬，自此理学终于成为南宋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三一三年，元朝复开科举，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被诏定为取士标准。一三六九年，明洪武二年，朱熹著作再次被钦定为科举要旨。朱熹也被官方与民间同时尊称为朱子，成为孔孟之外的儒家第三人。
朱熹能够料定理学的未来，目光短浅的潭州官员却不能。庆元党禁一来，长沙城内外凡与朱熹相关的事物，都有意无意被忽略遗忘了，甚至被拆除销毁了。
赫曦台也不例外。可惜了那些白石青砖朱栏杆，不到三十年，就破败不堪了。官员们避嫌不来，游客们随意捣毁，木叶堆积，春藤蔓绕，无人剪扫。加上南方多雨，空气潮湿，草木见缝插针，种子随地发芽，颓圮的空台很快就湮失在南方蓬勃的绿意中。等到朱熹超凡入圣、地位荣尊之时，各级要员要来麓山凭吊，才发现这里已草木葳蕤，藤蔓缠荡。鸣禽走兽，隐没其中，犹如乐园。加上物换星移，人事更替，连赫曦台的遗址，后人都无法精确定位。
非但赫曦台，偌大的岳麓书院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它的兴衰，就是历史重大事件与社会风气变迁的晴雨表呢。翻遍与岳麓书院有关的文章，我们常能看到连在一起的两个词组，“历经千年，弦歌不绝”，给人的印象似乎它一直都在，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自九六七年创办以来，书院就一直处在圮毁修葺之间。如果详考，你还会发现，清代之前，书院的兴旺期很难超过三十年，而寂灭期有时高达五十年、上百年。
一六八四年，毁于吴三桂叛军之手的岳麓书院被再次重修。之后近两百年，书院都保存完好，甚至都没间断过办学。这是书院自创办以来，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运动终止了这段绵长又和平的光阴。书院最后一次被损，则是在一九四一年。那年日寇气势汹汹入侵长沙。
作为麓山灵魂的书院，命运都如此曲折多蹇，何况山中其他建筑？一五二七年，明嘉靖七年，长沙知府孙存追忆先贤，在修葺岳麓书院时，想要重新建造赫曦台。
可在一五〇〇年左右，长沙通判李锡已在赫曦台遗址上重建了极高明亭。而极高明亭的原址则在岳麓书院内。它是元延祐年间（一三一四年至一三二〇年），由潭州别驾刘安仁所建。那会儿，《中庸》再次成为显学，被确立为科举必备书目。“极高明”三字取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理学的核心词之一，所以刘别驾要在书院建亭以铭。可惜的是，随着元朝的灭亡，书院的被毁，一三六八年这座亭子连同诸多美好事物，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风烟中。一百多年后，通判李锡于岳麓山巅，让它再次耸立起来。
孙存只好另觅他处，在道中庸亭与书院之间找了一块地方，重建赫曦台。据考证，应该就在如今爱晚亭附近。此时赫曦台虽以台名，却是以亭子的模样立于翠林清溪之畔，四柱、方形、攒尖顶，基以石筑，柱为原木，顶为茅盖，虽然简陋，但情趣盎然。
因地处洼谷，林木深深，清晨岳麓山的第一缕阳光，再也照不到它了。新修的赫曦台已无远眺之功，翻作游憩之用。儒生们读书倦了，出书院后门，沿溪泉而上，流连于林野，雅集于亭台，叹先贤之风骨，赏四时之景物，咏性灵之诗文，好不快哉。
造亭者孙存也非无名之辈。他出身滁州望族，乃王阳明得意门生，一五一四年高中进士，有刚直清廉之官声。在长沙知府任上，不畏权贵，曾上书呈列长沙吉王府的斑斑劣迹，这无异于虎口拔须，很快就被排挤出了长沙，平迁至荆州。但其凛然正气，赢得了当时官民的一致称赞。骄横的吉王府人，不得不收敛蛰伏，循法守纪。孙存最后的官职为河南布政使，属一省行政长官，官秩二品。
差不多又是一百年过去了，光阴漫漶，风吹雨打，木柱茅盖不堪侵凌，倾坍于林泉之间。一六一六年，是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安逸的南方人不知道的是，这也是清朝的立国之年。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八旗子弟即将南下，并很快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这一年，由北至南，后金反目，边饷亏空，鲁豫饥荒，黄河决堤，江北蝗灾，闽盐案发，流民四起，时局动荡。湖南学道邹志隆却在麓山大兴土木，要将坍塌的赫曦台移除重建，推官知县等一干人马咸来助力，朱亭建好后，却不再命名为赫曦台，而改为道乡台。
北宋邹浩自号道乡居士，是邹志隆的先祖。其最高官职为兵部侍郎。曾两度贬谪岭南，后以直龙图阁之职，平安归返故里。其人好交朋友，从善如流。不过因长期担任言官，得罪了不少权贵。贬谪衡州时，路过长沙，潭州知府温益为迎合上意，特打压刁难，不许其借居城内。风雨飘摇之夜，邹浩只好横渡湘江，求宿麓山。
麓山寺住持久闻邹浩大名，不管时局风向，领众僧倾巢而出，打着火把，列队相迎，将城中温知府的脸打得啪啪作响，但一众僧侣全然不惧。此事传为美谈。
南宋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特建道乡台于院内，并请朱熹题字。张栻筑台的原因大约有三：一是铭念邹浩的铮铮铁骨；二是表彰古寺的侠义悲慈；三是替当时的书院略表歉意，也算是对现在师生的警醒。为什么？因为当时举炬相迎的不是儒家书院，而是不相干的佛门寺庙，说明当时的书院㞞了啊。
当然，如果细查历史，就会发现，那段时期官学大兴，民间办学被限制，岳麓书院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差点被废弃，改作了官方冶炼场。好在善化（宁乡）知县朱辂坚决反对，书院才得以保存。
一段凌霜傲雪的往事，被一颗霁月清风的心灵铭刻，这是何其清雅的佳话？其形后来虽湮失在岁月的长河中，其神却被麓山僧儒们代代相传。有时，残缺也是一种完美呢。
可这一切，全被邹家子孙的画蛇添足，给弄得一点道德美感都没有了。他不但改了台名，还在亭旁建造道乡祠，二进三间院殿，好不气派。为维系祀祠日常花销，他又购置田地，交由僧侣打理，以田产之收入，供四时之祭祀。他是赚了孝顺之名，但难逃不忠不义之责。
道乡先生只是路过长沙，借宿麓山，考量其功、其言、其德，该不该在山中造台立祠，姑且不论。但肯定不该由他邹志隆来操办此事，尤其是在国库吃紧、社会动荡、北狼南伺的一六一六年。若担心先祖泉下孤寂，邹志隆应该在家乡常州建祠设祀才对。何况，当年麓山寺僧人接纳邹浩，乃义愤之举。现在后辈和尚又有什么义务，替你长年奉祀？靡耗国帑，以权济私，此乃不忠也。
麓山本无道乡台，先贤朱张追慕往事，才筑此高台。显而易见，朱张对邹家有恩。而赫曦台的由来，想必邹学道也非常清楚。它是先贤情谊的见证，也是理学大兴的象征。他何必要鸠占鹊巢？用恩人的台基，筑自家之新亭，此乃不义也。相信道乡先生泉下有知，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学道邹志隆所为，也算是给南侵满人间接“奉献”了一份薄力。
邹学道的作为并非孤例。麓山不语，无为而存，既迎纳各路为国为民的先贤英豪，也包容强势介入的沽名之辈。反正江山形胜在此，你只要找出理由，建亭、造屋、立碑、刻崖、修墓，皆不在话下。时间会漫漶一切真相，善良的后人，在不清楚你平生所为之时，自会根据你留下的遗址，编出很多关于你品行兼优的传说来。反倒是诸多曾在麓山驻足留诗，甚至建功立业的名家大儒，现在却难觅一丝踪迹。这不得不说是麓山的无尽遗憾，也让后世游客少了一份感慨与敬慕。
乾隆皇帝是一个爱热闹的人，行事常常天马行空，别出心裁。这不，一七九〇年，乾隆皇帝将例定科举提前了一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第二年是他八十大寿，他想举行一场恩科，给天下学子再送一波福利。
相当于四年举行三场科考，学子们的确喜出望外，欢呼雀跃。岳麓书院的求学者一时暴增。“鼓箧来游者不绝于途”，“学徒至是极盛，多苦学舍不能容。”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是历届山长中最能任事的。见此盛况，七十余岁的老头乐呵呵四处奔波，筹得粮款，扩建书院讲堂，加盖敞厅六楹。
院内容纳有限，就把大门前坪拓宽，四周植以桃李，中央高筑台亭。台亭南北砌墙，东西敞开，正对大门。台如戏台模样，却作讲堂之用。中间隔以屏风，分作前后台。
屋顶西面为歇山式，东面为硬山式，硬山式屋顶由高耸的徽派山墙护得严严实实，悬山式屋顶的翻檐翘角，却作凌空欲飞状，很奇怪的结构搭配。内顶用佳木镶平，中央雕刻精美的八卦图，四方悬挂玻璃镶嵌的铁制灯，里面若是燃烛，便会满堂红亮；若换成电灯，更是如白昼一般。
南北墙面，有福寿两个斗大的草书，字义虽俗，可遂众生心愿。字体笔力雄健，呈铁划银钩之势，俗中有大雅气象。屏风一面是岳麓书院的平面图，一面是名人名诗，印刷体虽娟秀清丽，但读起来大气磅礴，撼人心魂。如朱熹张栻的“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王阳明的“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毛泽东的“樽前谈笑人依旧，城外鸡虫事可哀”。读着这些诗歌，想着当年大贤们的无上风采，真恨不得穿越时空，与他们青春作伴，对酒当歌，同著家国文章，共担山河道义。
台在大门之前，便名为“前台”。后来书院再次扩建，前台也被围墙包进去了，大门之外另有院门。一八二一年，罗典的学生欧阳厚均（也是他之后书院的第四位继任者），将前台更名为赫曦台，以怀先贤雅事，以彰理学光芒。而那年，极高明亭在岳麓山巅也得以再次重建，赫曦台原来的碑刻这时也被挖掘出来了。欧阳厚均如获至宝，抚古思今，感慨不已，这才坚定更名心思。
从南宋筑台开始，赫曦台经过了八百年风雨。位置从山顶，到山腰，再到山脚。样貌从单纯的台，到台亭结合，再到楼台交融。功能从眺远，到栖憩，最后用作讲学。看起来，这里头似乎有一种不伦不类的妥协，和一些不咸不淡的将就，但仔细想想，一代一代的儒生对先贤的思慕之心，绝对是虔诚的。要不然赫曦台也会如山中某些亭台楼阁一样，消失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而只要赫曦台还在，朱张那段火热的往事，就会随着一波波蜂拥而来的游客，远播于五湖四海，永不停歇。湖湘大地的千年文脉与传统的人伦道德，也会由此扎下更多根须，并竖一杆心灵的旌旗，飘扬在云天之外。没错，正是无数散落在万里河山的人文景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认同，我们的邦国才会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魅力。
（选自 2024 年第 2 期《湘江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