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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三点，世界黏腻，时间凝滞不前。我的遮阳伞吸收了大半条街的热量，头上的草帽成了一座火焰山。有几个人围在公园入口处的小摊前，隔着口罩，鲜榨橘子汁的香味让我心神一荡。现在，我只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放下手中沉甸甸的两袋水果，最好还能坐下来，喝一口水，定定神。
不要慌慌张张，不要胡思乱想。
从大门口一直走到花圃围墙外，树荫下的每一条长椅上面，都歪着三两个游人。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地朝我看。回到小城的这几天，我发现，这座城市的人们看人的眼神尤为专注，不像在天津，擦肩而过的人几乎彼此视而不见。随即我明白了：在这个小城，随时随地遇见熟人的概率实在太高了，比如前一天，我和小姑子徐畅刚走进公园北门，一个漂亮女子就亲亲热热地拦住了我们，她和徐畅打了个招呼，转过脸，又开心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这张脸看起来如此熟悉，但我既想不起她的名字，也忘了是在哪里与她产生过交集。同她道别之后，在徐畅的提示下，我终于记起来，二十多年前，她是公婆开办的那家服装厂里最年轻的一名平机工人。她这样的美貌，在旁观者眼中，生活原本在她脚下铺垫了另外的路径；但是似乎，她对此毫无察觉。也有可能，那时候她就已经知道，对一个凡人来说，最艰辛的路径，才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她看上去一如当年的喜悦欢愉，上天也待她以额外的温柔，时光的刀刃落在她的脸上，在最紧要的地方滑脱开去，只在眼角留下一点轻微的痕迹。她居然还能认出我，这实在让人诧异——在镜中，我已认不出面目全非的自己。
三十年前，我们家距离这座公园不到五百米。从九岁到二十岁，这座公园差不多见证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和青春期。有至少一沓的拼图碎片遗落在这里，这假山，这湖水，这廊桥，这儿童乐园……在我一脚踏进公园大门的瞬间，那些曾经的我就一一活了过来。九岁的我，十二岁的我，十八岁的我，她们游走在我的身前身后，我一伸手，就扯住了她们的一截衣袖——可是，我心虚气短，无话可说……该发生的一切注定都要发生，那是一个个前因结出的果。而如果人生真的可以重来一遍，在你以为会出现多个选项的地方，你能够抓住的，其实仍然只有一个。
穿过公园，我去看望生病的婆婆。
早在半年前，疫情防控刚刚放开的那段日子，婆婆因感染新冠病毒住进了医院。CT全身检查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出院之后，婆婆仍是身体倦怠，食欲也越来越差，仍类似新冠症状。
前段时间，家人们再次陪婆婆前往医院检查，腹部CT发现一个明显阴影，疑为恶性肿瘤。
婆婆是个热爱生活和美食的人，在这个虚荣的小城，婆婆算得上一个异数。在穿着上她大而化之，在饭桌上精益求精。她最拿手的那几道菜，我不仅搞不清烹饪步骤，甚至记不住都用了哪些食材。她会在大虾最肥美的季节买上几十斤，用一只超大不锈钢盆装着，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一只一只剥出虾仁。她喜欢炸元宵、烙春饼、做黏豆包，一边笑话我和徐畅把日子过得年不年节不节的。我到山里闭关写作，她叮嘱我回来时给她捎两斤红薯叶茎晒成的干菜。她自己晒干豆角和干白菜，每天不厌其烦地晾出去再收进来。她告诉我什么样的苹果和西红柿好吃，用来包粽子的排骨应该怎么腌制。有时候我觉得她像一只老母鸡，迫切地要把生存技能传授给她的孩子。作为她的孩子之一，我以为晒干菜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直到自己动手时才震惊地发现，只不过两天，晾出去的白菜已经发了霉。
有一次她告诉我，新鲜的蚕蛹从外观上就可以辨认：如果头部的那个圆孔——那是羽化后蚕蛾的口器部位——色暗发黄，则表明蚕蛹已经变质。我猛然记起，多年前在外祖母家里吃饭，七岁的雪表妹夹起一只蚕蛹，看一看又放回盘子里。我正要开口询问个中奥秘，二舅敲了一下雪表妹的筷子，呵斥她不许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我只得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那一年我十八岁，深感自己在生活方面的懵懂无知。经婆婆这样一讲，我近二十年的困惑豁然得解，赶紧问妹妹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又跑回娘家去追问我妈。我妈觉得我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这种常识谁不知道呢？她自己就是从小观察出来的。这件事让我想了又想。很显然，在这世上，有些母亲更接近“母亲”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有些母亲，她们自己也只是孩子。
我继承了娘家清教徒式的饮食风格，婆婆嫌我做的菜清汤寡水，我也乐得袖手做一个闲人。现在我疑心，正是多年来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在婆婆的身体里埋下了祸根。甫过五十岁，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纷纷找上门来。有几年，她心脏病频繁发作，深夜里电话铃一炸响，我的心就倏地跳到嗓子眼。婆婆开始检讨自己，对我说，做菜不要放太多的油，对身体不好。她开始每周三天吃素餐，每天早起，将步行去很远的批发市场买菜作为锻炼，还坚持晚饭后散步，顺便遛家里的两只博美犬。
二十年前，她查出宫颈癌，赴京手术，随后是持续数月的放疗。在生死面前，一个人最真实的本性悄然呈现，婆婆的平静和达观让我刮目相看。放疗杀死了癌细胞，也损害了她的消化器官，后来因为胆囊炎，不得不做了胆摘除术。她心爱的两只博美犬也现出了老态。她对我说，等到这两只狗狗老死，她就不再养狗了。她说得那样坦然，反倒是我，眼泪险些掉下来。
我离开这儿太久了。
为什么要在中年离开故土？这简直是一场意外事故。但后面的章节早就被铺排好了，当我还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看起来却像一个游荡在街头的异乡来客。我说我哪儿也不去，长途车站我只是在回家途中偶然路过，可他们不信。他们追着我问：说真的，你是从南方来的吧？
南方？对这个东北小城来说，“南方”这个词太广阔了。
多年以前，一个朋友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沙爽，你适合去大城市生活。”
我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不像这儿的人——你的想法和这里的人都不一样。”
她并不算是我的知己，但她似乎以直觉洞悉了我的命运。也许她其实是一个天使，无意中向我透露了上天的秘密。去年秋天，她在野外摄影时被一只小虫叮了一下，第二天，大腿开始肿胀，又过了一天，她开始低烧、头晕，去市中心医院检查，医生给她开了一点外用药膏。两天后，她陷入昏迷，被家人送往沈阳急救——整个沈阳也只有两家医院能检测出这种蜱虫病毒——竟已是无力回天。
现在我已经走到了公园的北门外，一路打量着铁艺栏杆后面的一座座微型花园——其实更多的是菜园，种了些豆角、黄瓜、大葱、红苋菜，甚至还有几株半人多高的马铃薯。就是在这儿，曾经有一个属于她的小小花园。我看过她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粉色、黄色和橙色的欧洲月季，红色的杜鹃，玫红的蔷薇，还有一盆挂在墙上的、流瀑一样飞溅的蓝雪花。去年十月，我也买了一盆蓝雪花，那段时间，我一直想着要问问她，蓝雪花入冬前要不要修剪——却突然收到一张她的讣告照片。她是一个活得生机勃勃的人，她养的花也像她一样丰沛饱满。但是我在这两幢楼前来来回回地踅摸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这样的一座庭院。那盆蓝雪花还在这里吗？那个失去了主人的花园，是这烈日下哪一张荒芜的脸？
我已经四年没有回到这座城市了。脐带已然割断，我是一个飘浮的、没有乡愁的人。
回来之前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在梦中，因为家中断了水，我不得不去另一户人家，借用他们院子里的自来水。我左手拿着个什么东西，只能用右手接水，囫囵洗了一把脸。
这件事本身已经够尴尬的了，哪里想到，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告别了那家人，我发现我认不出回家的路了。我猜我该走右手边的那条路，但是一个中年男人热心地指点我，出了前边的大门后，一直往前的那条路才是对的。“那是往一职高去的路吗？”我半信半疑。“对呀！”他说，“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大润发。”
我谢过他，准备穿过前面的那排房子，可是一走过去，本该出现在那里的大门和路口都不见了，脚下只有一条泥泞的小径，通往几米远外唯一的一条大路上。而那条路的两侧，大水茫茫，分不清是河流还是湖泊。
我紧赶几步，追上了前边的一个女孩，问：“这条路是通往大润发的吗？”
她向我转过来一张漠然的脸：“我不知道。”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醒来之后，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我的家，就在距离大润发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但是，我居然在一条笔直通往大润发的路上迷了路——是否，我的潜意识在向我宣布：真正的家园，已不复存在？
或许，梦境是冥冥中的某种感应？从高铁站回家，我发现大润发南段正在修路，整个路面被橘黄色的塑钢围挡起来。小区门口的甬路挖开后又草草掩埋，在雨后一片泥泞，依稀正是我梦中的景象。早上六点多钟，挖掘机开始在窗外轰鸣，我惊醒过来，身侧的床单奇怪地鼓起一个包，是猫咪把自己埋在了下边。这只叫坏坏的蓝猫是家里的猫二代，它来到这世上的四年恰是我之于故土缺席的四年，它的脚爪将一层隐形的梅花印在这空缺上面。初次见面的五分钟后，它借由它的基因认出了我，开始蹭着我讨摸摸，在我入睡后悄然潜伏到我的枕边。
有一天晚上，我从母亲家打车回来，年轻的司机竟然开着导航。我告诉他大润发门前正在修路，需要从保险公司那个路口绕过去。但是梦中吊诡的一幕出现了：我们一直绕到了三干线，一瞬间，霓虹璀璨，一片光怪陆离。而在几个小时之前，我去往我母亲家，网约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停在一片楼群前。我一手拎着一包礼物，被明晃晃的大太阳晒得头晕目眩。我找不到我母亲家的那幢楼了。在这个我生活过三十多年的城市里，我像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一脸茫然地愣在路边。
真没想到，长征小学已经迁到了公婆的新家旁边，就建在当年服装一厂的原址上。我母亲在服装一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退休。而我家姊弟三人，就读的都是长征小学。这一校一厂，本来分别坐落在一条街的起点和终点，中间相距大约一公里。儿时的我走在这条路上，感觉非常遥远。
三年级上学期，我从西环那边的河滨小学转到长征小学，母亲将我交给班主任，转身赶去上班。下课铃响，我随着人流来到操场上，瞬间就傻掉了。长征小学一千多名学生，排成几十列纵队做课间操。我不知道我该站到哪个队列里，这里所有的面孔我都不认识。众目睽睽之下，我走出校门，一路哭着去找我母亲。幸好这是一条没有岔路的街，我沿着马路牙子一直走一直走，直到眼前出现了服装一厂的大门。在三楼一眼望不到头的平机车间里，上百名女工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的确良工作服，她们头顶上的日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而她们白帽子下边的脸仿佛飘浮在梦中。
过了一年半，我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纪，我拿着户口本去给他报名。
负责招生的老师从镜片上方盯着我：“你爸妈为啥不来？”
“他们上班没空儿。”
“二加一等于几？”
虽然不明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三。”
“五加二呢？”
“七。”
老师满意地点点头：“嗯，行。”
我这才会过意来，赶紧向她申明，要报名上学的是我弟，不是我。我已经上到四年级了，开学就要升六年了。
——我赶上了最后的那一届小学五年制。学校从四年级的十二个班级里，依期末考试成绩排出三个班，直升六年级；再从本应毕业的五年级里，让成绩排在最后面的一百名学生延迟升学，组成两个班。
那一年的寒假，将近年关，一辆运送液化气罐的大卡车行驶途中突然爆炸，火舌越过二十米宽的绿化带，把长征小学教学楼临街的一侧燎得乌黑。开学后没多久，一场春雨淋下来，暴露了大火埋下的雷——一道长长的裂纹从我们的头顶向着教室后边延伸，据说贯穿了半个楼顶。可是六年级的五个班教室都位于顶楼，小升初是要考试的，毕业班的课一天都不能停，怎么办？
最终校长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顶楼的高年级借用楼下一、二年级的教室，一、二年级每两个班共用一个教室，上下午分头上课。
方案公布的当天，我放学回家，刚推开家门，我母亲心急火燎从里屋迎上来：“你可回来了！学校里到底出了啥事？”
“没啥事啊！”我一头雾水。
“那为什么你小弟说他以后下午不用上学了？说是学校里有个大蚊子？”
“没听说啊！”脑子飞快地转了两圈，我明白了，“他们班老师肯定说的是‘大——璺——子’！”
我把这个笑话讲给徐畅听。她比我晚出生一个月，低两个年级。她完全不记得我们的学校被火烧过，和一、二年级分上下午上课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傍晚时分，公园的绿道上挤满了散步的人，甚至还有一列十几二十个人的暴走队，穿着统一的正红色运动服，从我们身侧铿铿锵锵地踏过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的空地上则分出两个队列，一个广场舞，一个旗袍会。加入旗袍会有门槛，旁边的招募广告上写着：身高一米六二以上，面目姣好。仅此两条，就屏退了像我和徐畅这样的中老年妇人。有幸入列的女子每人撑一柄鹅黄色油纸伞，黑色旗袍长及脚踝，摇摇摆摆地踩在细高跟上。这边的广场舞大部队则一律白衣白裤，边上有几个明显是刚加入不久的散兵游勇，也穿着自家的白T恤，胳膊小幅度摆来摆去，舞步还踏不到点儿上。高蹈和庸常，大众和小众，表演和自娱，都在这里了。只有这个时候，我感觉小城还是热闹的，有这么多人的气息汇聚到一处，共同抵挡着那缓慢的、注定要降临的暮色。
但是，一出公园的大门，这气息就散了。虽然大门外边也有两拨练习交谊舞的人，但他们是东一笔西一笔的彩绘，没有成形的光影和旋涡。
晚风习习，凉意渐生。我沿街信步，在这个螺蛳壳一样的小城，意外感受到久违的松弛和自由。我不再担心会有某个熟人突然迎面而来，事实上，那些曾经熟悉的人于我已然陌生。每个人要抵挡的事物是不同的，只是当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事物生成了某种相似的表情。
这次回来，我没有惊动小城里的朋友们。对我来说，过了四十岁，这种说不清来历的疏离就开始了。或许，当一个人年岁渐长，对于众友喧哗把酒言欢的热切便慢慢淡去，内心也渐趋空旷。而既然这年岁公平地铺排在所有人的身上，那么，彼此的感受或许也大抵相仿？
两年前，一位同事突然查出肝癌。那时疫情防控正紧，医院里禁止探视，连陪护的亲属也不能自由出入。正值四十二岁的盛年，我们都祈望他渡过劫波，重新回到我们中间。但仅仅两个月后，惊闻他去世的噩耗，其时丧事已经办完，家人说他离世前曾留下遗嘱，一切从简。后来又听说，最后的那段时日，他已出院回家，在自己的卧榻上安然离开。挚友们痛憾之余，也为之百思不解：这样一个对生活和世界怀有深情的人，为什么临去时却不肯给朋友们一个告别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黄昏，我突然明白了：正因为深情，他不忍道别。
我拐上一条僻静的小街。太僻静了，我是这一小段时空里唯一的过客。这条街上有一家大型针织厂，是三十年前开始的国企倒闭大潮中支撑得最久的一家，它开发的一款暖棉内衣一度打入了高档内衣的行列。但是，毫无意外的，针织厂大门紧锁，铁栏杆上锈迹斑驳。
几年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在这家工厂附近，有百年前不知谁植下的三棵老树，两棵杨树，一棵柳树。
现在，我要去找到它们。
（选自 2023 年第 12 期《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