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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四日，作家周涛突发心梗去世。
这是微博的一条热搜。一条很快就冷下去的热搜。世界依旧喧响，草原倒下角马或狮子，都是日常。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死亡潜伏在头顶的乌云里，公平是雨点终会落下。
但，他是周涛。
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三十多年前。我那时二十一岁，还在上大学。数次全麻手术及后遗症，导致我如今记忆极糟，可我不曾忘记初读周涛的瞬间，就像阿里巴巴不会忘记芝麻开门的震撼。当年我爸爸在部队负责文艺宣传工作，他随手带回一本书，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出版的《稀世之鸟》。七月我从山东大学放暑假回京，随手翻开了它。
本打算漫不经心读上几行，可随后几小时，我不再能够移动自己。带着近于惊慌的惊喜，我翻回封面，确认作者的名字：周涛。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可在我看来，与众多教科书上盛名的散文家相比，他们根本不处于同一个世界，这并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他是我想象中那种任性的英雄。有些英雄是疆场厮杀，有些英雄是千里纵横，而在暮气沉沉的僵尸文字里唯周涛血气方刚。他以一己之力，劈头盖脸，翻天覆地。当头棒喝，我就像交响乐中被击中的铜钹，不是在自身的余震里，就是在周围惊涛拍岸的轰鸣里。
成为作家是我始终的唯一理想，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中文系，但即将读到大三，我在审美上依旧混沌。诚然，对于多数写作来说，风格如何塑成，难以找到清晰的源头，就像一个人的体重增加，难以细分是糖还是油之功……但有些食物，特别易于吸收热量和营养，且美味。周涛的散文，对我构成美学上的暴力式启蒙，同时让我轻微的不适和不安。必须承认，它瓦解我对散文的陈见，破坏我对散文的倦意，它一定秘密参与了对我的重要改变。我随后的习作，就像睡蛹破茧，字里行间突然具有某种态度和锋芒，某种动荡中的侵犯性。像被燧石击打，我看不到自己的火焰，但又分明处于闷燃之中，我写下的句子像被灼痛而明亮起来。
周涛的第一篇散文《巩乃斯的马》，写于一九八四年，在今天看来依然野性蓬勃。他那些远在二十世纪写下的文字，是多么具有超越性啊。连即兴的比喻，都充满妙趣。
他的猫，是“小开本的猛兽”。他写一只初试犬威的小狗，“凯旋而归得意扬扬，有如占了便宜的一年级小学生”。他写霜降时坠落的黄蜂，以至不忍把它们“扫进尘土和枯叶里，便用扫帚挑起它，轻轻放在窗台上。它像一个打秋千的小孩一样紧紧抓住扫帚尖，然后落在一片宁静的秋光里”。他的天空“成了一块洗得发白的干净的旧衣服，上面隐隐留下几道浅白的印痕——那是风在拧开它时留下的折迹”。他“亲爱的麦子”是“呈颗粒状的，宛如掉在土壤里并沾满了土末的汗珠般的东西”。他的大树：“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
他的灵感，涌如层澜。他的文字可以善良柔情，也可以疾风席卷。他的笔下翻涌，有千军万马，有河山壮阔，有些是涉笔成趣的小令，即使篇幅不长，奇怪，却给人一种远超实际的体积感，比如他的《过河》。
《过河》写一匹马恐惧入水，壮汉尚不能降服；而一位步入垂暮之年的哈萨克族老太太，枯坐僵卧、似有重病，瘦弱得难以步行，但被扶上马背落鞍之后，“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即使马“还是不想过河，使劲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小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踏踏地跃入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一步竟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此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这篇千字文，却聚力万钧。力透马背，力透纸背；不着一字，写尽一生。有一年中国作协的岗位招聘考试，我是出题人，毫不犹豫选择这篇来做阅读分析，我觉得以此能够考量出编辑水准。
我不喜欢大量使用引文，偶尔摘抄，一般也不算铺张，属于那种相对克制的类型。但出色的表达，迫使人抄写或背诵，不能篡改和概括，因为原文完成的是那种不能被移动的表达，否则就会丢失信息、精度与魅力。
周涛的散文，就是这样。
他的表达有力道和筋骨，沉着与燃烧，凶猛而柔情，沧桑且天真，气象开合同时充满动人的细枝末节，如此明澈并带有使光亮得以确认的阴影。古典情怀，现代观念，他有野生之美，也有天然的优雅。磊落、任性复狂狷，他不受禁束，他写花是植物的生殖器，他写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就像小孩崇拜自己屙出来的屎”。他有古典的韵味和现代的锐气。与他同龄同代的写作者，多忙于在散文中塑造自己的道德人设，而周涛的表达无论微妙或猛烈，都天真天然，毫无表演痕迹——他就像保罗·策兰说过的那样，“不强加自己，而是暴露自己。”因此周涛是个特别的异数，无朋相伴又无可匹敌。他在艺术上的孤独，可称之为勇猛。
他注定孤往绝诣，因为常人没有他那样的才情、赌本、豪情和勇气，所以难以追随脚步，只能遥望背影甚至转移目光。而对我们这辈的写作者来说，他同样是孤注一掷的英雄。我们以为是悬崖的地方，他策马一跃而过，让我们知道所谓的悬崖只是沟壑；他开疆拓土，踢开原本让我们止步的荆棘。
孤独地，走在前方，走在视线边缘的远处……这样一个不在阵营里的人，也意味着因不在区域中心而易被忽略。但周涛，很少蹙眉委屈和抱怨，他的骄傲让他不屑做这样的流露。他直面文学的寂寞并这样谈及：“最致命的寂寞不是这些表面的浮华，而是，听不到回声。你的心血，你的呼唤，你的美，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向远方，你看不到它在哪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它们发表了，出版了，也就飞走了，不见了。你怎么能知道它落在谁的手上？又怎么能知道长在了谁的心里？你怎么能知道它在另外一颗心灵里产生了多么大的能量？不知道，几乎不可能真正知道。轰动只是一种假象，评论大部分是些非常规范的客气话，真正感人的回声基本上是听不到的，而历史公正伟大的回声，是你生命的长度所不可能抵达的。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文学的寂寞。从文者因而也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殉道者。”
周涛是诗人出身，有人直言他的散文比诗好，他这样说：“我理解这种称赞并且也相信，因为我的散文是站在诗的肩膀上的。我花了二十年，经历过痛彻心脾的疑惑、思考、实践、寻找，而终未能真正完成诗。那是因为在诗的领域内，我的对手太强了，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和才气及对现实的直觉把握向我摆出一个又一个阵势，尽是些我前所未见棋局。我感谢他们——这些未曾谋面的影子对手。他们帮助我战胜了一部分自己，同时也使我享受了一段时间的散文领域里的轻松自由。”
真坦诚啊。
我认为，散文所需要诚恳也许大于其他文体。小说家，凭经验和想象力；诗歌，靠直觉和天赋；散文，更多依赖品性和品德。当然并非绝对，任何一种文体都需要综合因素的配比，我只是分析：什么占据其中支撑性的脊骨。除非是那种知识性或智识性的散文，写作者能够得以部分隐藏；但凡涉及个人的生活与情感，散文写作者很难遁形。好散文需要更多的真，更多的忘我与不羁。
诗歌可以仅凭智力，就抵达技艺层面的高飞或深潜，而散文没有翅膀或鳞甲，只有血肉之躯——毫无倚仗的脆弱因无畏彰显而逆转为强悍。我是从这个角度产生偏见，来理解周涛的诗与散文。我也以为周涛的散文比诗好，因为作为诗人，他不够“坏”；而作为散文家，他足够“好”。周涛有一种少见的真气与诚挚，没有被岁月和环境修改，他有率性而为的孩子气。都说孩子弱力，殊不知童言无忌——因此才获得突破常规与禁忌的能量。
通常，人随着年事渐长，趋于沉稳，但周涛的行文行事，实在不像他那个年纪和身份。他明明是我的前辈，但他那种毫无城府的坦荡，让我在心理上不怎么使用“您”的尊称，仿佛他是我的同龄人，甚至更年轻。比如，他对自己相貌的满意，他是这样欣赏书籍扉页上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照片：“那是一张具有中国特色的阿兰·德龙式的头像，他公然在那里向读者证明，认为作家都是丑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这位划时代的美男子正是一位作家，他显得在才华和容貌上都超过了那位风流倜傥的前辈诗人徐志摩！我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的自己，我被我所征服。我打开自己写的书，一篇一篇地翻过去，以一个陌生读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品味着它们，我设法挑剔而又无从挑剔，我承认，它们是散发出光辉的。在这样一个边远黯淡的环境里，我竟然生长得如此光芒万丈而又为不人知……我被我所感动。”
设想换一个人，这样的自我表扬会招致排斥和反感。作家这个职业圈里，有许多人自恋到难以理喻、难以原谅的程度，他们沉迷于自我吹嘘与自我赞美，罔顾基础的事实与他人的反应。我甚至怀疑，他们著作等身带来的自信，不是因为作品之多，而是因为人格渺小——多数人的著作叠摞在一起，也不会有多少高度。然而为什么，周涛说得意自负的话，就让人莞尔甚至由衷觉得他可爱呢？我想，一是因为周涛在容貌上确有足够的英气，说是美男子并不为过；二是因为他有体能，虽然身形修拔，但他曾在大学一年级就赢得全疆大学生乒乓球单打冠军，既有技术和耐力，灵活性和协调性也是过人的；三是因为他有头脑，在才华上有足够的锐气，才有周涛独有的脾气和语气，包含着他特有的淘气和骨气，才让人服气。周涛所言并非夸耀，算是写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和直抒胸臆。我也由此想到，很多人对散文的抒情抱有敌意，其实只有假抒情和抒假情才让人厌恶，只要出自现实与内心的真实，无论怎么抒情，都不会成为笑柄。
真，就是写作上的大道至简。周涛的修辞出色，却是以心性的单纯取胜，所以他看童话会津津有味，所以他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才能写出那样让人望风披靡的文字。
其实我对周涛只是文字上的熟悉，现实中并无私交。真正能有对话往来的见面，其实只有一面。是《美文》杂志主编穆涛给我打电话，说他出差在北京，让我马上赶过去，大家一起聊聊天，见见周涛。
周涛跟我想象的一样，个子高，上了年纪的他依旧挺拔。他当然失去了曾经的英俊，但眼神，是孩子那种有光亮的，谈吐也没有暮气。儿童、少年、青年、老年，他好像属于所有的年纪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年纪，总之他给我一种年龄认知上的恍惚感。他聊了什么，我没有记住内容，总之比较日常，但他始终有种神气活现的劲头儿。而我，除了感谢他曾对我年少时的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谈不上热络，我的恭敬更是礼貌。我骨子里有害羞到怯懦的一面，只是习惯以极致相反的方向呈现自己——说到底，我是一个由“社恐”扮演的“社牛”，在人际交往时内心是紧张的。内心的紧张加上内心的尊重，当面对周涛时，我的热情仿佛被冻住了。我也忘了自己到底说了什么，我肯定表达了对他文字的热爱，但没有表达出实际热爱的程度。
后来，也没有什么交往。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语文的语，文学的文》，提到周涛的散文审美和探索实践被低估：“一九六九年周涛先生毕业于新疆大学，那年我刚刚出生；出版《稀世之鸟》的时候是在一九九〇年，这位前辈使我在散文审美上获得重生。这位独行侠的拓荒意义，被许多当代散文研究者忽略了；周涛先生虽大名鼎鼎，他的率气、胆气和才气受到公认，但以我看来，他所获得的声誉仍不足以匹配他在散文方面的巨大贡献。”周涛从别处看到这篇文章，他在朋友圈转了，没有告诉我；是其他朋友截屏告诉我的，我很高兴自己的话被他看到，但我也没有回应。写作者的尊严有时是害羞的，害羞者的致敬有时是懦弱的。我们匆匆见过一面之后相忘江湖，我并不知道那是唯一的见面，也不知道在网上转发文章是一种最后的联系。
二〇二三年六月，刘亮程曾邀我去新疆，我正好有事，没有去。后来看到活动的照片，知道周涛也在。很遗憾，我错过了与他相聚的最后机会——尤其是，我错过了在新疆的周涛。
新疆，他的挚爱之地。
他更习惯于这块干爽的高地。他说自己总的来说，“不喜欢阴、湿、热、闷”。他的博格达峰是“钢蓝色的”，他说伊犁河：“你别想从它身上挑出缺点来。”他笃定“新疆很好，新疆自古就是英雄好汉驰骋的地方，现在仍然是”，他才能这样传神地描写牧人：“这时候他正蹒跚地朝着那条被苇丛遮掩着的河走过去。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得很慢，显得笨拙。他走路的姿势，有一种幼儿刚开始学步时的陌生，还有一种久卧病榻的人初次下地时的荒疏。每一步跨出去，都含有试探、不自信的意味，而他的身躯又那么沉重，这就使他很像野兽直立起的样子，像一只熊。他对走路的确是陌生的，这个牧人。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马背上，他的腿已经有些弯曲，即便在行走的时候，两腿间依然仿佛箍着一个无形的马肚子。他肩膀宽阔，两条粗壮结实的手臂行走时无所适从地放在身体两边，似乎有些多余。”
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性情和经历相关，也和他的地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相关。新疆，出产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周涛、刘亮程、李娟等，写得都那么独树一帜，那么野力蓬勃，他们不同，却都具有几乎失真的天真，呈现几乎绝迹的奇迹。也许，正因新疆的阔远使万物渺小，反而使个人更能体会和尊重自己的存在。
周涛出生在北京，九岁随着被下放的父母从北京迁居新疆。其实，他在年少时并非没有受过罪，他经历过父母从京城干部沦为边地农民的落差，他经历过像芨芨草一样被吹到荒野而不能自控的命运，他曾经不被允许离开营房二十五米以外散步。在一九八九年，在周涛仅仅四十多岁还算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就写自己已经老了。然而，他热爱这片呼吸和血肉都已融入其中的土地，他就这样，走在“纯铜一般坚硬细腻质地淳朴而且泛红的土路”。周涛写过自己二十六岁去探望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农民的父母，走在这样一条生硬的土路上：“它诞生过你，它负载着你，在世间的一切道路都抛弃你的时候，它收留你。”所以周涛这样回忆了自己：“他有一点感动，还有一点悲伤。他想，正是这样一条土路上，自己曾经是一个满脸皱皱巴巴浑身红不拉唧只有八斤重的小老头；一只可怜的小落水狗；一个吃奶的怪物。后来他成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光屁股的哪吒三太子，剑眉大眼貌似神童，莲身藕臂冰肌玉骨，似乎事事皆会于心却连一句囫囵个儿的话也说不清。再后来他成了万人嫌、惹事精，像只脱毛待换的半大公鸡，除了骨头没有二两肉，不知哪儿来的精神四下里乱窜。终于，他长成了一个人，身高七尺有余。天下英雄谁敌手？拔剑四顾心茫然；时不利兮骓不逝，以手抚膺坐长叹。他碰了壁，吃了苦，遭了冷眼，长了冻疮，世路千条我无路，华灯万盏我无家……他知道了这世界不是好惹的，不好惹就不好惹，它让你拔剑四顾心茫然，它让你四处感到压迫却找不到挺剑而刺的地方……他还得回到这条土路上来寻找自己的家。”
也许因为他太骄傲了，以至让人忽略他内心的失落，忽略成为作家在年少时几乎必然遭受的挫折。也许因为年少的受挫和后期的失落，他不得不以骄傲来维护自尊。足够孤独的人，才需要用足够的骄傲来支撑自己。他就是这么矛盾，可以用冲突性的词语来同时描绘。比如可以说他稚拙又老练，他的老练与油滑熟腻无关，他的老练竟然像稚拙一样具有顽强的生长性。周涛这样形容自己：“我的老练里有一种坚硬的固执、像牛角一样的物质，但是它却能生长，长成各种弯曲和尖锐的形态。特别是这坚硬的物质里充满了空隙，它有不断地接受和接通血脉活力的本领……”他这样总结自己：“我不是英雄但并不反对真正的英雄，生活平凡却绝不躲避伟大的崇高；我是坚强的，同时也很脆弱；我非常灵活，但难免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固执原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曾用别人的话自况：“咬紧牙关，我就是我。”
周涛就像他的新疆一样，既热烈又凛冽。周涛这样写乌鲁木齐，写这座他生活其中时间最长的城市：“奇迹般地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游牧、农业、商业城市三个时期，它身上各个时期的胎记都没有脱尽，然而它却兴致勃勃地准备投身到一个更新的时期中去。”难道周涛不是这样吗？他也有赤子、少侠与老英雄交混的气质。天真而坦荡，经历沧桑而不被摧毁。是战士，也是隐士；有达观，也有悲观；他可以庄重肃穆，可以顽泼调皮，可以如先知雷霆万钧，也可以如孩子百无禁忌。他有灼烧的热爱，也有凛然的几乎需要保留在厌世里的清澈。想起周涛的形象：拔剑四顾，睥睨自雄，觉得他就是那种单枪匹马、一意孤行的人；然而，纵然他锐意不羁，又总觉得他有一种念旧的情义和责任。在那些别人轻易离开的领域，他却心怀惦念和挂碍，他并没有那么容易解除自身的禁锁。换言之，他终生保留了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他没有背叛他的童年、他的亲人、他的土地、他在美学上的信仰。而地上跑马、天上飞鹰的新疆，喂养了周涛和周涛的散文。写马的时候，他就是一匹马，他就是神骏；写鹰的时候，他就是一只鹰，他就是猛禽，有斧刃般能深嵌猎物的钩爪……仿佛隐身的王，在写作时成为万物。
从最初读到周涛的文字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学会平静，只要重读那些经典篇目，他还会带给我持续的余响。即使我只见过他一面，也知道他在起点上可能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让人为难，他让我觉得称呼“周涛”是对他辈分的不敬，叫“周涛老师”是对他作品的不敬。何况，我不是那种能开口拜师学艺的人，他也从未知晓自己早年写下的那些作品，是如何被一个匿形的学徒默默向往。我跟他不熟悉，不了解他的生活，甚至不敢在亲密意义上妄称兄长。他早年的作品才华横溢，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许多探索中的年轻写作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有恩于我们的。很多时候，长大后的我们为了轻装要学会忘恩负义，我们会嘲笑自己曾经的偶像，会嘲笑自己当初的盲目与误判，就像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年男人嘲笑自己当初梦寐以求、遥不可及的女神沦为不过尔尔的平庸大妈。然而，只要在年轻时爱慕过周涛的文字，我们会终身不悔其志。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不止审美和技艺，更重要的是性情上的诚恳。因为散文终将呈现性情，修炼文字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修炼性情。我指的并非道德意义的完善，而是尽力保持诚挚——这就是散文所需要的道德。有力拥抱自己的生活，诚实展露自己的心迹，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快地提升文字质感。“修辞立其诚”是古训，要在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修辞利其诚”也是成立的。我沿用从他那里学到的真诚来表达赞美，也同样表达对他后期作品的批评。
周涛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开疆拓土意义，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并非全是批评不公，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他后期的创作没有最初那么元气淋漓，没有那么生猛无忌，那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下降了，并且产量也没有那么高。通常情况批评滞后于创作，这更要求创作的持续和有效。我们会忘记涟漪，因为它会很快消失，湖面复归平静；但我们不会忘记海浪，因为前者会消失，而它奔腾不息，退潮也是在酝酿下一场的汹涌。也许是因为散文自身的文体艰难，消耗素材和消耗情感都是巨大的，写作者难以长期高能耗地输出。也许是因为年事渐长，周涛也从豪杰的慷慨转向智者的豁达，平静安宁对生活来说是好事，可对写作而言，易于流失那些极为珍贵的顽劣和愤怒。也许他孤独太久，即使对一个骄傲者来说，没有获得匹配的鼓励和荣誉也难以漫长地支撑下去。我们可以怀疑他不知道自己如此被爱，可以怀疑他不在意自己如此被爱，可以怀疑他是否因不知道而不在意，或者因不在意而不知道。也许，他是如此热爱自由，寻求自在，甚至不再受到名利或其他任何的吸引，他对生活的热爱或失望，已经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总之，周涛后期的散文远逊他早年的作品。
周涛在二〇一九年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西行记》，带有他个人生活的某种自叙气质。虽然在封面上被冠以“重磅”，但我觉得整体一般。个别好的段落，可以裁切为独立的散文——《西行记》从思维方式是散文的，而没有充分建立长篇小说的语感、结构和价值。或者说，周涛小说的一般和散文的优秀是同一个原因：离自己太近。
可我怎能忍心苛责呢？决定一位作家成就的，正是他向上攀升的制高点，而那些挣扎、徘徊甚至挫败，是可以被忽略的。我，乃至是我们，现在又如何去怀念呢，如何让他知道那些推迟表达的感激？
我的怀念总是滞后。无论是苇岸还是胡冬林，我在他们离开数年之后才能动笔，我需要用更漫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和适应。我的不适和不舍，在当时几乎变成一种轻微的怨意。但是对周涛，我会尽快写，因为我想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了解、熟悉和热爱。因为，我觉得他的孤独里也包含着我们这些受益于他的读者的疏忽所造成的责任。我不愿他如彗星，我不愿他离开时划出灿烂的尾迹就归于黑暗。即使我以前和以后都失去了熟悉他的机会，我也立即开始写作，哪怕众声之中多我一个声音，哪怕因此多出一个额外的读者，我也会感到安慰。晚来而潦草的铭记，无以报答，仅仅像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悔意。他已离去，那些酝酿魔术般奇幻语言的胸腔，现在已如花岗石般坚硬。在他留下的空旷里，无论我们怎样呼唤，是否都会变成无望的回声？
对于写作者来说，终点不是墓碑——当他写下太多，墓碑上的字就无法再匹配和称量。我们哀悼一个作家，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他未来的文字；而阅读，就是尊重他曾经写下的文字，并使之永远不死。在社会关系的层面，往往人走茶凉；但优秀的作家不是，即使足迹已远，身影已渺，文字的余温依然灼烫。是的，作家的老与不老，看的是他的活力；一个作家只要文字活着，他就是在呼吸，在生长，在兀自歌唱；那些写下的句子如海，永远有自己的澎湃和潮汐。
周涛，仿佛永远保持着热血下的温度。他那么有力而耀眼，让我笃信，无论那里是怎样的黑暗，他也是劈入其中的闪电。他的文字是春天的种粒，只要我们的内心不板结枯竭，它们就会成活；哪怕新疆大雪，在最冷中那也是天地之间的蒲公英，在自由中拥有生机。
自由不是姿态，而是内心的热爱。周涛的童年理想，是当骑兵。在这个冬天，山河降下暮色……马蹄飒沓，长鬃披拂，骑行疾驰的他跃入繁星形成的旋涡之中。
（选自 2024 年第 1 期《绿洲》）
原刊责编 惠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