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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认为世界上一共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河北大学，因为我当时就在保定；另外一个是北京大学，因为我父母是北大毕业的。对当时的我来说，北京无限远，保定在身边，所以我认为河北大学就是我的大学。现在，我终于来到了河大，来到了我的大学。人间路远啊，对不起来晚了。
一九六八年，四岁的我来到保定，一九七二年，我又离开这里去了石家庄，今天是第一次回来。对我来说，保定就是故乡。我母亲是保定人，上大学之前，填表的时候，我的籍贯都是填的保定。更重要的是，我最初的一点儿记忆都是关于保定的，我生在天津，但对天津毫无记忆，太小了。但是这次回来，走在街上，感到保定其实也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来如同初见，直到看见莲池书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才认出这是我的保定，岁月流转，人事翻新，莲池的荷花有情有信，年年此时盛开。
保定四年，我在这里开始识字、读书，识字读书寻常事，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一些大事，比如打架。我在保定打完了这辈子所有的架，此后再没有跟人打过。在最严重的、史诗级别的那次大战中，我打破了对面楼上小孩儿的脑袋，血流了一脸。他爸他妈打上门来要说法，我妈给出的说法是，当着他们的面把我打了一顿，打的是屁股。恢复和平之后我妈很得意，自言自语地说：扯平了！屁股和脑袋是平等的。但是我对母亲大人的平等观一直有所怀疑，因为直到我离开保定，那个小朋友见了我还是一副这事儿不算完的架势。现在，茫茫人海里，找不着那位兄弟了，他还好吗？消气没有？那事儿完了没有？
这就是我的保定，可说的实在不多。现在让我们回到文学，可说的话就很多了。现代以来，保定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地方，浓墨重彩，我们在文学中见识的北方大地、北方大平原，大多就是保定。梁斌《红旗谱》的保定、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保定、还有孙犁笔下的荷花淀、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还有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都是我们保定地区的故事。我们的保定啊，它曾被这么多作家艺术家热烈、生动、精妙地表现，很多人由此记住了这里的平原、山地、湖泊，记住了这里的风声、钟声、枪声，月光、荷花和人。可尽管如此，放下书本、离开电影院，人们似乎还是不大记得住保定。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说我个人的感觉。
我刚才说，离开之后再没来过保定，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我不知多少次在京广线上路过保定。沉沉一线穿南北，从北京出发，不久就是保定，但这时，你刚把自己安顿妥当，漫长的旅程刚刚开始，你不会想起在此处留意留心。而在回北京的路上，经过了无穷无尽的单调的大平原，我们倦怠了，我们已经不再望向窗外，列车在保定经停，车厢里沉闷的倦怠开始松动，人们支棱起来、精神起来，脚终于要踏上地面、水终于接近了海，快到了，马上就到了，下一站就是北京。也就是说，在我内心的那张地图上，保定不是经过千山万水将要抵达的地方，它被设定为经过、路过的地方，那座宏伟的、光辉灿烂的大城才是起点和终点，而保定，它是起点后和终点前的最近一站，我们顾不上它，它不是起点和终点，它是起点和终点的附近。
人类学家项飚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关注你的附近。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中心、一个小小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个起点和终点上，人最容易忽视的可能恰恰是他的身边和附近。
我们的保定之所以不容易被记住，也许就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地理和心理上的“附近”和“中间”。现代以来，保定其实一直在漂移——在它与北京、天津、石家庄的关系中漂移，在这种相对的空间关系中不断被挪动位置，重新界定。清末，它是直隶总督府所在，保定旧称“畿辅”，畿辅是什么？就是帝都附近、拱卫京师。进入民国，北伐之后，北京都变成了北平，保定更是渐渐被遗弃在大平原上，直到抗战，这里成了“敌后”。进入新中国，河北省会定在了天津，“文革”中，糊里糊涂省会就迁到了保定，很快又慌慌张张迁到了石家庄，我们家跟着省政府一路搬家，从天津到保定，又从保定到石家庄。现在，有了雄安新区，保定的相对位置再次大变，它不仅是北京的“附近”，它还是雄安新区的“附近”。所以我们看，保定一直在这里，保定其实又不在这里，它在空间中被不断地挪移、折叠、重置。
而在孙犁、梁斌、李英儒、徐光耀等前辈笔下，保定作为一个空间有一种缠绕的双重性，它既远又近。在革命地理学中，保定是“边区”、是“敌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贯彻着一种深刻的空间力学的战略思维：农村包围城市、边区反抗中心、敌后游击敌人。在这样一种思维里，像保定这样的地方，相对于北平、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固然是地理上的“近”和“迩”，但同时，在总体的空间政治地缘结构里，它又是“远”和“偏”，是总体结构里相对薄弱的缝隙，是敌人顾不上、想不起的地方。
这种向着天下的总体运动中的在地扎根，这种地缘空间的悖反和流动，塑造了现代革命文学传统中的保定，这里是革命火种播撒和燎原的地方，这里也是革命在文化上扎根的地方，在觉醒和革命中，这里是壮怀激烈慷慨悲歌之地，兵戈之气大盛，出了那么多战争史诗、英雄传奇，这里的大地想象、修辞、艺术和美学从外部和内部同时被打开和照亮，我们的前辈，他们不仅仅是在讲述发生在保定的革命故事，他们也在革命中创造一个历史的和审美的保定——在现代中国的巨大历史运动中、在空间结构的整体性错动中，保定和围绕着保定的冀中平原醒了、活了，获得了主体性，形成了一种现代的、革命的“平原美学”。
——作为开幕致辞，我的话已经过于长，过于缠绕。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我也很不容易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离开保定太久了，贺知章的这首诗里，他至少还乡音无改，他的口音标记着他和那个地方的联系，可即使如此，他在故乡依然不能被识别出来，他已经是陌生人，来自别处。面对一个儿童，他发现故乡已经离他远去，作为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故乡原来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它还有一个时间的维度，故乡在生命和时间中流动，而我们自己只是长路上的旅人。
保定也是如此，正如我刚才所说，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流动不居的空间，它在记忆中、在往昔的时光中等待着我们，但这种等待可能恰恰是为了提醒我们它已远去，它不在这里。对古人来说，这也许仅仅是自然时间中的漂流；对我们来说，除了自然时间，还有历史时间，现代历史就是在不断地重构空间。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中，正在经历着一种新的地方性、新的地方意识的创生，莲池文学周的活动中有一项是京津冀作家与粤港澳大湾区作家的对话，这种对话隐含的前提是，作为地理和地方的空间正在重新成为问题，这个问题的展开正在修改和重置我们存在的根基。而这样的对话和讨论在保定举行真是选对了地方。
保定提醒我们，正如故乡是在时间中建构的那样，地理的空间其实也是时间的造物——当然，这里的时间已经不仅是以个人生命为尺度，它在现代另有一个名字，叫作历史。
这个在历史中不断流动、变形、重构的空间，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根本表征，别忘了，现代性的历史起源中就包含地理大发现，它开启了对地球空间的大规模重构。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高速度变化正在成为日常经验，正在被我们当作自然之事自然地接受。
在所有的文学教科书中，关于时间，关于历史，都被设定为文学不言自明的现代本性，但是，保定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还有空间，就地理空间而言，它已经不是前现代的地久天长中不言自明之事，空间已经成为时间和历史的另一个面相。
保定提醒我们，正是在历史中，在时间与空间的现代演变中，一个地方有可能成为艺术的和美学的引爆点，当我们忽然意识到把握这个正在变动的空间就是一种历史行动，就是一种历史实践时，这个地方就会在犹豫不定中忽然获得结构和方向，将混沌的生活和存在结晶为艺术的光亮。
所以，我要说我正在爱上保定。在今天之前，我并没有爱上保定，保定于我当然重要，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的血液里溶解着莲池的荷花、马家老鸡铺的烧鸡，还有八宝酱菜的那几滴血。这当然重要，但再自恋的人也不会爱上自己的几滴血。只有当保定成为思考、审美的对象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它吸引着我，但我其实不了解它，它的性格中有一种令人困惑的中间性，它是空间运动的中间，它不是起点不是终点，它在路上。在这无穷无尽的大平原上，一个城市在路上，这就是保定。我因此意识到，我爱保定。
话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十一中的跳伞塔。保定十一中已经不在了，我母亲当年在那里当老师，她那时多年轻啊，比现在的我年轻多了。学校的后边有一座跳伞塔，高耸到蓝天里，下面是一片沙滩。我妈经常跟我说，去，自己玩去，到海边等我。她所说的海边，就是那片沙滩。当然，我从来没看见有人从塔上和天上跳下来，落到沙滩上。在保定，在华北大平原的腹心，我没见过人飞，但我知道了人会飞；我没见过大海，可我也知道了沙滩的尽头就是大海。跳伞塔不知道是否还在，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曾经一起坐在那座塔下，我问母亲，从塔上跳下来真的会没事儿吗？我的母亲，大家不知道，她是一个奇妙的人，她说，没事儿，有风呢。我说，可是现在没风啊，现在不能跳吧。她说，你只要敢跳，沙滩就会接住你。当然，她马上就紧急刹车、一把揪住我的脑袋，说，你要是敢跳，看我不打死你！
好吧，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这件事。最后，你们能不能告诉我，那座跳伞塔，它还在吗？
（选自 2024 年第 3 期《北京文学》）
原刊责编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