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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婚第三天，父亲带着母亲从长沙出发，四天四夜的绿皮火车，等抵达乌鲁木齐，脚都肿了。
博乐县城还没通公共汽车，好不容易搭辆货车，尘土飞扬，坑洼遍地。又颠簸了三天，早已肝肠寸断，五官扭曲。一下车母亲就哭了，眼前几排低矮的平房，一条土路上跑着驴车。虚土盖过脚脖，四周遍布荒漠，与歌曲里的牧歌悠扬、瓜果飘香反差太大。父亲局促地搓着手，愧疚地说：“这里是县城，离咱们要去的兵团连队，还有六十多里呢！”
泪水很快就被粗粝的阳光和硬朗的漠风晒干吹干，母亲知道，自己水秀江南的运命，已被苍茫大漠所阻隔了。
母亲说，一九六七年初春，下了一场大雪。半夜时分，她肚子突然剧痛，有早产迹象。父亲赶忙叫了一辆马车，把她从六连送往十几公里外的团部医院。车夫姓马，是回族。母亲的呻吟催促他不停地扬起皮鞭。车轮在翻浆的沙包和泥淖间跳跃，颠簸考验着一个年轻母亲的承受力。在离医院还有一公里时，随着一次车轮的腾空，我迫不及待地从母体里冲了出来，并把第一声啼哭，匆忙而嘹亮地留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一个叫塔斯尔海的地方。
母亲也常常谈起她的家乡，一个湘江流过的地方。说外公是个船员，母亲的童年是在船上度过的。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她十八岁嫁到新疆的生活。谈住在地窝子里，冬天用红柳疙瘩取暖，第二天早晨醒来，屋里的水结一层薄冰。谈用镰刀收割麦子，右手打满血泡，就用左手割。谈亲手和泥打土块，在地面盖起的第一幢房子。谈把我生在马车上。谈八年一次探亲假。谈她死后要和父亲埋在一起，埋在新疆这片干燥的土地里。每每说到这儿，我的内心总会涌出许多感动来。我知道，母亲的很多往事已经被新疆的土地和新疆的时间收留了。她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六十多年，土地认识了她，她也和它们结成了亲戚。她的皮肤，这里的气温是熟悉的；她的胃口，这里的粮食是熟悉的；她的习惯，这里的环境是熟悉的；甚至她的风湿病，这里的阴雨天是熟悉的。外公外婆在世时，母亲回湖南探亲，待不了多久就会打电话来，不停抱怨已经不能适应的南方。要么是夏天无处可逃的闷热；要么是冬天没有暖气的阴冷；要么是人满为患的拥塞；要么是缺乏交流的无聊。她常常假期未满，就踏上返程的列车。
打记事起，就一直居住在用土块垒起的平房内。斑驳的墙壁，顶棚上耷拉下来的芦苇，皲裂的木质门窗，都被梭梭柴的青烟熏成了黧黑色。这种形象的注解，让我们艰苦的生活有了怀旧的深刻。
这些屋子，是父亲和他的军垦战友们，一桶水一锹泥，亲手在沙尘肆虐的荒漠中建造出来的。在我孩提的印象里，这土屋天生就如此破败，像沧桑的奶奶，仿佛从来没有年轻过。好在屋子的旧陋并不影响童年的快乐，邻居间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成为快乐的重要元素。一个个被我熟记了几十年的名字，就像种在心里总也不能收割的庄稼，枝繁叶茂又遥不可及。
家都靠在一起，积木一样摆放成了连队西南侧的第一排平房。
父辈们用青春、血汗、十几年的光阴和一堆锈烂的锄头，将戈壁荒滩改造成了万亩良田。一幢幢土屋好似一群累倒的汉子，直挺挺横卧在田边。每幢有十间房，两两相通，能住五户人家。白杨树林将连队四方四正地分割成几个居民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操着各式的口音杂居在一起，就像一块田地里生长的多种作物，虽神态各异，却相互依存。
在邻居中与我最要好的当数建中，他家刚好居住在这幢屋子的中间。之所以要好，是因为我可以随意地在他们家吃饭或者睡觉，尽管两家相隔不足五十米。这个有四个男孩的家长姓董，因为个头高大，大家都叫他大董，整个连队的人都这么称呼。和其他人一样，很多年之后，直到我离开那里，除了外号，我一直叫不上他具体的原名。作为甘肃人，他有着极爱吃醋的偏好。晚饭时分，整幢房子的人家，都会走出屋子，蹲在门口，边吃饭边聊天。孩子们总是最快活的，端着和脑袋差不多大的海碗，来回穿梭，相互品尝各家的风味，极像现代意义的鸡尾酒会。由于毫无二致的贫困，一般情况下，每家的菜碗里，都发现不了荤腥。这时，谁的碗里能增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佐料，就足以引起我们十分的好奇。董建中的父亲就是往碗里加醋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他将小半瓶醋倒进了盛着大半碗玉米糊糊的瓷碗里，使得原本淡黄色的玉米粥，泛出了咖啡色的光鲜，与红烧肉的颜色极为相近，让我的味觉，产生了好奇的冲动。我坚定地认为，肯定好吃，便迅速腾空自己的碗，要了小半碗大董叔正喝的“佳肴”并一饮而尽。猝不及防的醋酸，很快就汹涌起来，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将我才诞生出来的美好轻易击溃。胃液被烧得不断蒸腾，却还要强力压住。每餐只有这么多粮食，舍不得吐出来，怕挨饿。当时的酸味，甚至浸透了岁月，直到现在，依然锈蚀牙根。只那一次，使我终身惧醋。
我们开心而粗犷地徜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阳光里，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拯救了我们多彩的童年，还是童年有幸遇到了那么快乐的土壤，总之，许多欢乐的细节，一直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成为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最有力的精神器械。淡化了各类作业，淡化了健康卫生，淡化了家庭界限，甚至淡化了个人隐私，所有的家门都是敞开的，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推开邻居的家门比推开自己的家门更觉坦然。没有谁家会拒绝开门，就像没有谁家会拒绝让我们吃一顿饭一样。因此，到邻居家吃饭或者邻居的孩子到我们家吃饭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就像男人间的递香烟，自然而随意。所以，到了吃饭的当口，父母只站在自家的门口，冲着东、南、西三个方向，双手做喇叭状，高喊几声乳名，没见回应便不再顾及，径自晚饭了。
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被砖窑烧坏的砖头，随意丢在窑外，没人在乎。一次我去连队同学胜辉家住了三天，回来后，以为父亲会问一些情况的，却只见他背着药箱，随意扫了我一眼，出门而去，就像我只离开了几分钟似的，把我想讲的重大话题，淤积在了空空荡荡的房间里。
正是这样放养，反而使得我们自生了许多抗体，既抵御了疾病的侵蚀，也提高了智能的开创。感冒、发烧，到连队的卫生室讨几片阿司匹林，几天便愈。没有玩具，自己动手，用木头雕刻，用旧报纸折叠，用铁丝编制，都能创造出五花八门的玩物。比如一柄木制的刀剑或者铁丝弯制的弹力枪，谁拥有了设计的技巧和制造的材料，地位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并有可能成为引领整个连队的孩子王。这种境遇有点像现在的某项实用专利被认可和推广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身份认证。
在这样的竞争之下，谁能亮出最新的玩具，谁就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建中把家里自行车气门芯软管偷了出来，装备了四五个弹弓，使得他的号召力开始攀升。我感受到了邻居的威胁，身边队伍里人数不断减少，威信逐渐消退。费尽周折，我终于从床下木箱里发现一条新的自行车内胎。父亲将它藏得很深，并用一个盒子包好。我毫不犹豫地一剪刀将气门芯铁嘴剪掉，制作了一支可以发射火柴棍的火药枪，交给身边的同学们轮流玩耍，啪的一声，所有的威信和尊严都重归故里。而建中，则在几天后鼻青脸肿地出现了，即刻有属下通报：偷气门芯东窗事发，被那个没有文化爱喝醋的爹，狠狠地揍了。我和队员们都发出了轻蔑而开心的欢笑。
享此殊荣一周后，父亲车胎爆裂，更换新胎。翻箱倒柜了半天，只找到半条被裁剪得面目全非的废品。怒发冲冠的父亲，将我掐着脖子提回屋里。众人面前，我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大义凛然。我确信那群手下一定会尾随在父亲身后，并会趴在窗台上，充满同情地窥视我。被父亲撸光了碎叶的红柳条，太具爆发力了，这些在荒漠中饱经风霜和干旱的植物，经过了一冬的积淀，在春风的抚慰下，身姿柔软，韧性十足。落在身上，疾如飞沙走石，狠如饿狼撕肉，柳枝与身体接触的瞬间，竟能发出清脆的声响，像两只手在用力鼓掌。它们替代了父亲暴怒的语言，一口一口咬在十二岁的娇嫩有余坚韧不足的皮肤上，很快就涌出了一群蚯蚓般的象形文字。只几个回合，我就如实招供了，更何况手里的火药枪早就泄露了真相。木已成舟，作为赤脚医生的父亲，擦完淋漓大汗，只能背着药箱，徒步出门了。
此后的半个多月，父亲每天都步行十余里，给农工看病。事后才知，那条内胎的价值，足顶我家五口人一周的口粮，还要凭票才能买上。怪不得父亲如此歇斯底里，那是我记忆里被收拾得最惨烈的几次重要教训之一。但因此赢得了伙伴的信任，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执政地位。当时的我，一边摸屁股上蠕动的蚯蚓，一边安慰自己，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由于家里三个孩子中，只有我一个男孩，就非常羡慕建中家有四个兄弟，以至于竟幻想，自己如果是他家的孩子该有多好！我常常借故住在他家，身体似乎提前找到了皈依的感觉。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全家对醋瓶的趋之若鹜，才决然放弃成为一家人的想法。对醋的恐惧，让我回到了自己家里。
最后一次在建中家住，是一个冬天。那时父亲已经调到打井队，很快就要搬家了，我们都预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有好几天，我都和建中挤在一起。五个孩子混在一张硕大的由芦苇捆扎起来的床上，玩耍疲惫之后，依次睡去，我挤在了最里边。半夜被尿憋醒，我用手一摸，床外几条熟睡的身体阻挡了下床的路径，而窗外呼啸的寒风将去户外解手的想法吹回身体里。膀胱越来越鼓胀，原以为凭着意志力可以坚持到天亮的，但不断加大的压力，增强了大江东去的悲凉。意志的天平，正在慢慢倾斜。最终，生理成了胜者。无奈之下，只好把床沿和墙面之间窄窄的两厘米间距，当成了卫生间。起初还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试探性地浅尝辄止，稍一松懈，就喷薄而出一泻千里了。作案之后，身体轻松了，精神却陡然沉重。怕无耻勾当被发觉，一直没敢睡死。天稍亮，在所有人起床之前，我悄悄坐起，匆匆着装，衣冠不整地逃离现场。连续两天猫在家里装作做功课，没敢再去建中家打探虚实。第三天，就举家搬迁，离开了六连。
享受着冬日里暖气和阳光的我，总会想起那间墙壁斑驳的老屋，以及土块垒起的火墙和被煤炭烧红的铁皮炉子。整个连队里，只有很少的家庭才有一两件能被称为家具的物件，贫困像是被克隆出来似的，绝大部分人家都一贫如洗，但是冬日里用于取暖的铁皮炉子，却是户户不可或缺的家什，它用弱小之躯与强悍的冬季抗衡，将严寒驱逐在门外，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冬天。
日头被冬季的寒冷早早就驱赶到山背后，屋子里，天刚暗下来，我们兄妹三个就会拥围在炉边，期待着父母亲能像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带回来一些瓜子或者黄豆之类的欢喜。我们兴奋地观望，大人们会在炉子上放置一块四方铁皮，然后将瓜子平摊其上，用小火慢慢烘烤，父亲一边翻动瓜子一边讲着故事，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惹得我们刨根问底。长大后才意识到，父亲编讲的故事既不曲折又不精彩，但当时却足以让我们痴迷其中，更垂涎三尺的还有火炉之上那慢慢焦黄的吃食。许多时候，翻炒的程序刚进行不久，我和妹妹就急不可耐地伸手了，父母亲只是喊着：不熟！不熟！并不强阻我们的馋性，所以烘熟之后的内容，往往有一小半已提前被我们解读得支离破碎了。现在想起来我都无法猜透，到底是故事还是零食更加吸引我们，使得我们对被昏黄的煤油灯点着的夜晚，充满了最迫切的渴望。
相对于物质而言，精神层面的温暖，似乎要更深刻一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邻居任叔叔家买了全连队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像过年一样，都去他家串门。手指轻轻触摸屏幕，眼眶里有装不下的羡慕。我们这群孩子，晚饭还没吃干净，就抵挡不住《排球女将》的主题曲，匆匆挤进任家大院——屋里已经坐不下啦，电视机放在窗台上，满院子人呈扇形，盯着一台十二寸的小电视。有时候去晚了，侧面已看不到图像，就搬几块砖，站在后排，离得太远，甚至看不清楚演员的相貌，却依然津津有味。几周之后，电视机屏幕前，摆放了一块大玻璃，是电视放大镜，荧屏果然扩大了一倍，但透过玻璃传递过来的人物表情，不够连贯，也有些怪异，有时候人走远了，影子还留在玻璃上。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内心的欢悦。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所有的人都一直会看到“晚安”出现，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连队里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自黄老师家，他是上海知青，住在我家前排，有两个小孩，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二十四寸的超大屏幕，清晰的彩色人物，只看了一次，我就魂不守舍了。父亲则义正词严地说，马上要考初中了，你现在需要好好复习。等考完了，再去看彩电。说完和母亲一起，搀扶着奶奶，享受美好生活去了。临出门，不忘安排一把铁将军，锁住我们的欲望。即使隔着几幢房子，我依然能被《霍元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粤语歌曲抓挠得心乱如麻。被锁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以我和妹妹两票同意，姐姐一票弃权的结果，形成决议：我带着上二年级的妹妹——妹妹威胁说，不带上她，就要向大人举报——翻窗出门，去看彩色电视剧。我们先从后窗翻进菜园子，再从篱笆间隙中爬出去，直奔黄老师家。小院子早已人满为患，我和妹妹只能偷偷躲在围墙外，一边要提防被发现，一边还不忘看电视。同时还要选好时机，判断节目结束的时间节点，赶在大人回屋之前，拽着妹妹翻山越岭，钻回小屋，再屏声静气地趴在作业本前，像个三好学生。这个举动居然瞒了家长很长时间，从初秋一直看到入冬。那个冬天，由于被彩电照耀，觉得十分温暖。
直到一天，连队有人急病，赤脚医生急匆匆回家取药箱，才发现家里后窗洞开，只有很老实的大女儿在勤奋学习，其结果……作为主谋，红柳条又在我臀部上写满了象形文字，注解着不当行为。更让人绝望的是，此后，父亲用拇指般粗的钢筋，封住了窗子，也封住了我为数不多的快乐，只留了一条出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有人路过窗前，会时常看到一个十岁的男孩，双手抠住钢筋，从铁窗里朝外张望。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自由，是何其宝贵的东西啊！
与所有同龄孩子一样，连队里单调和贫瘠的日子，使我们对生活中出现的哪怕一点点现在孩子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欣喜若狂，能看上一场电影便在其中。
要来演电影的消息是在三天前，连长通过架在礼堂前旗杆上的大喇叭告诉大家的，从那时起，我们就被一种叫作亢奋的情绪牵引着，无法平静。随着时间的一节节临近，我们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无法按捺的心跳，像在一层层剥去被包裹的礼物那般，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现在细想起来，我的记忆都始终无法摆脱那个黄昏，当时的夕阳肯定像一个没有煮熟的蛋黄，摆放在不至于让我们够得着的地方。之所以把太阳比作蛋黄，是按当时我们对食品的全部理解。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比鸡蛋更好吃了——贫乏的物质生活无法养活我们更多的奢望。而我每天下午放学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必须烙两张大烧饼——这是我们家当天的晚饭。
三块被摆成“品”字形的烂砖头将一口平锅支起。要在平时，我会十分惬意地去干好这件事的。而此时，这项工作却成了一个负担，想去看电影的欲望已超过了饼子的芳香。可我面对的困难是需要用相当的时间才能烙熟两张烧饼。我已经看见邻居的孩子开始搬着凳子走向连部的礼堂，去抢占最好的位置了。望着一盆刚揉好的面，我悲痛欲绝。为了用最短的时间将任务完成，我索性将两个饼子的面全部倒进一个锅里——反正粮食的总数是不会减少的。
夕阳落下之后，暮色就像一条鞭子在抽打我的耐心，锅底的火燃烧得像我的心情，表层的面还没有熟意，底下的那面就已冒出煳味了。更要命的是由于面太多，受热膨胀，已漫过锅沿，将锅盖高高顶起，就像大头上戴的一顶不相匹配的小帽。我费尽周折，终于将饼子翻过身来，找一把小刀将被烤煳的部分小心翼翼刮去——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将饼子烤煳——再用一只脸盆扣在锅上，这顶大帽足以罩住所有的部分。
我直起身，朝屋后望了望，仍不见在田地里劳作的父母和姐姐归来的身影。我在用最后的坚定极力地对抗着铺天盖地的叛逃的欲望。直到现在我都知道自己成不了英雄，因为我最终还是逃跑了。当电影开始的声音通过喇叭传过来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再也抵御不住了，往炉膛里加了一把硬柴——能燃烧久一些的棉花秆——就冲向了礼堂。父母一回来，就可以吃饭了。我自信地认为。
电影的内容早已遗忘了，但我确信一定十分精彩。因为我站在两块砖头上，还没有觉出腿酸，演出就已经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伙伴们评论得兴高采烈，根本不会想到后面会发生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来。
推开家门，就看见了父亲那张暴怒的面孔和母亲满脸的泪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没等我开口，早已准备好的木棒暴风雨般倾泻下来，瘦小的母亲无法阻挡父亲磅礴的怒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的歇斯底里。在一番声嘶力竭之后，我抹去泪水，质问父亲我挨打的原因。我的左耳被老鹰叼小鸡般揪起，牵引到小屋的后墙。按照父亲的命令，我艰难地爬上屋顶。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焦黑的圆物，像一只锈坏的木桶底儿，如果不是双手抓起它仔细端详的话，绝不会认出这是一张被烧煳的烧饼。看到它，我才觉得自己饥肠辘辘，我知道干了一天活儿的父母和姐姐也一定同我一样饥饿。想到这儿，看电影的兴奋和挨打的疼痛都已淡在身后了，我不知道家人将如何面对这顿晚餐。在屋顶上，我手捧着黑饼，泪如雨下。我知道这张烧饼在当时条件下的重要分量，但除了痛苦和内疚之外，我无能为力。
我走到厨房灶台边，看见了家里唯一的白色面盆早已被熏得焦黄。我走出小屋，独自坐在菜园的田埂上，无法原谅自己。后来，我是被母亲从菜园子里拽回来的，尽管闯了弥天大祸，饭还是要吃的。只需几下，我就把留给我的那碗比平时要黏稠许多的玉米面糊糊灌入腹中。没有饼子的统领，这些原来只起辅助作用的粮食，占了统治地位，很快就填满我的肠胃，却又像失去统帅的散兵那般不堪一击，不到两个时辰，饱满的感觉便溃不成军了，饥饿像土匪一样嚣张地卷土重来。我自然是只能忍耐，可五岁的小妹却大哭起来，她在用这唯一的本能与饥饿抗争。即使到现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我常常在梦中，仍能清晰地听见小妹那真切的哭声。
从那儿以后，直到我上学离开连队，再也没有烤煳过一只烧饼。甚至，连烤焦一点儿的情况也不曾发生。但是，那只被烧成焦炭的烧饼，却使我的心像受过伤的真皮一样，即使愈合了，仍留下深深的疤痕。
直到现在我都确信地认为，自那个夜晚之后，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每年的清明，我都会起个大早，带上母亲准备好的祭品，到塔斯尔海公墓——一群兵团老军垦们最后的归宿。这是一片简易的没有经过任何修整的荒地，就像一件当年被老军垦穿破的军服。地面上拱起的大大小小几百座坟茔，恰似给荒漠打下的补丁，其中一块，便有父亲。每每到此，我都会肃穆凝视，从一条条形态各异的墓碑上，读到一个个消亡的名字，这些真实的名字啊，曾经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书写着生命的顽强与艰辛。
清凉的阳光穿透了潮潮的雾气，有些敷衍地散落在路边的树干上。由于尚未返青，排列整齐的树木褪去了外装，很贫穷地拥挤在一起。坟边被晨露润湿的萋萋蒿草，微风之下，战战兢兢。
我跪在清明里，跪在父亲的坟前，点燃的纸钱，带着燃烧的温度和灰烬，慢慢飘向空中，风给死去的人开辟了一条道路，我的祈福和追忆，好像找到了归宿。想想如今的我，已经活过了父亲的年龄，暗暗觉得赢了，到底赢了什么，却无法说清。看着已走出农田的双脚，便会产生超越了父辈的自豪。原来，我一直在和父亲进行着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他用静止的往事，磨砺着我的拼搏。有一种力量，不曾看见，却从未离开。现在想来，是要感谢父亲的，他将我搁置于一个最低的层面，生命的艰难，更像是一条鞭子，不停抽打出攀爬的决心和能力。当明白只有前进才是出路的时候，理想就会变得真真切切且矢志不渝。最终，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出生的农场，成了干部，进了城市。但这条鞭子，却悬在了梦里，常常将我抽醒。不敢懈怠，只能前行。
我从县城，走进省城。高速公路已将故乡连接起来了，但过去的场景，却只能被记忆连接。每当看见有大人领着孩子嬉戏，就倏然地被笑声领进童年，父爱的温暖，流遍全身。
对着墓碑自言自语，讲述我的现在。这原本是许多父亲都能看到的儿子成长的历程，我却只能一字一句讲给他听，像一个老师给落下课程的学生补课。我尽量在轻描淡写，因为许多经历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我可以感到父亲在听，全神贯注，尽管他的面容我已无法清晰地辨出了，但却忘不了四十多年前那双无限眷恋的迷蒙的泪眼。想到这儿，好像我又站到了父亲的病床边，感受一双青筋暴突的手，挨个摩挲我们三个未成年的脸，哆嗦着擦去我们浅浅的泪痕。两颗硕大的泪珠从父亲清癯的脸颊滚落，倏地浸入枕巾。四十二岁对于我，像一道坎儿，许多情节都翻不过去，所以，等到我的日历一张张靠近这个关卡时，我竟产生了几许恐慌和畏惧，好像自己精心构筑的人生，也会突然坍塌那般。所以，生日那天，我独坐屋内，一座走时极准的钟表摆放身边，供我随时静观其态，像在等待一场约好的劫难。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分分秒秒莫名的惶恐里，我终于平安地活过了父亲。
最初的几年里，这种离别的场景，电影似的回放，被梦反复重播，纠缠在黑暗里，使惊醒的我紧紧攥着湿透的被角，独自面对空空荡荡的夜晚和空空落落的心情。许多年没有梦到父亲了，梦里他出了趟远门，就再没有回来，我把自己的父亲弄丢在了梦里，我寻找了许多地方，都一无所获，使得梦境——这个唯一能真切见到父亲的地方，也成了一座空城，我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了清明。通过这个日子，找到了一条抵达的通道，来摆渡我们的思念和缅怀。墓碑上记载不了曾经的辉煌和失落、荣耀和名衔。一堆黄土，两串数字，涵盖了每一个复杂的人生。这一刻，豁然顿悟，清明，是通过这些亡灵来冲刷我们内心欲念的——除了出生和死亡的数字，什么都带不走。过去与现在、生者与逝者、往事与未来，都在此交会，一个带着痛的节日，也应该带着醒。
许多新增的坟茔，使墓地更显狭促，会不会也像人间一样：空间愈发拥挤，心灵倍加空虚。
每年来看你一次，父亲，我把原本应该与你分享的瓜果酒肉，摆放在墓前，我看着碑文上你长不大的年龄，我已超过你很多了，如果现在你站出来，我们应该更像一对兄弟。找不到你老去的样子。你没有把老年展示给儿子，一如你没有看到我现在的成年。但我们确实拥有过你，有过一个真切爱我们又让我们无限怀念的父亲，就像一件不曾享用就弄丢的珍宝。但你知道吗父亲，你逝去的痛苦也波及了一个更加幼小的心灵——我的女儿，你的孙女！她一诞生，就缺失了爷爷，以至于她懂事后问我，我的爷爷在哪儿时，我都会自责得无以言表，就像我做了错事。我带她到你的坟头，让她给你磕头，教她读你的碑文。我可以感到，有一双眼睛通过每一个字在凝望，有两只耳朵通过每一个音在倾听。你们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亲人，只能通过阅读，辨认对方的身份。我没有福气的父亲啊！
烟火散尽，我直起身，伫立在清明里，面对墓碑，感到找回了许多以前丢失的东西。就像我现在这样，面对父亲，面对清明，我看到了自己透明的灵魂。
（选自 2023 年第 12 期《人民文学》）
原刊责编 马天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