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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酒席上常讲一段很有意味的故事，多少有点油嘴滑舌的意思。说一个人上桌就讲：“豆腐就是我的命。”村里的豆腐有一种很著名的做法，谓之“汪”。豆腐切碎了，用高汤和脂油碎、虾米等一起“汪”，乃大多农家宴席头菜。一碗豆腐下去，心里就热乎起来。如果这点奢望都不得，正如俚语所怨：瞎钱用了千千万，没弄碗热豆腐烫烫心。这人说他把豆腐当作命，狂啖几勺，人们颇为不满。待到添酒时，同桌故意不理会他，那人便要来自取。人们反问：“先生不是说豆腐是你的命吗？”说罢又把那空碗推回他面前。那人却夺过酒瓶说：“有了酒，我的命就不要了。”
酒真正是男人们的命，至少对南角墩的父辈来说是如此。
父亲兄弟四个只有三叔不常喝酒。他的妹妹们也有能喝酒的。过去春节的年饭就是一场场酒事。出门的姑娘带孩子回村拜年，放下节礼之后就等男人们的酒局。这些酒局都是在醉意和哭闹中结束的。春节对于村庄其实就是“五天年”，这短暂的时光他们是相聚的，平素都要各自纠缠在土地上奔波。也许由一场场酒局作为新年的开端，有着很深刻的寓意——酒就像是一段引言，写下一年又一年的不安和苦楚。
他们端着碗喝粮食白。“粮食白”是本地产的白酒。这种酒低廉得很，大口地灌也不可惜，并且可以生出一种豪壮。可见，世上的豪情并非全要依附于富有或繁复。村里叫白酒作“麻酒”。男人们大碗喝麻酒，并确信这是最快活的事情。在他们心里，“粮食白，顿顿啯”，才是好日子。年节的菜无非鸡鸭鱼肉，比起日常自然丰盛十分。
父亲弟兄及妹婿们坐下来，端起碗就大口地灌。这被女人们斥之为“灌鼓”。父亲喝酒不用人劝。他似乎也不屑劝其他人，只自己闷头喝。二叔酒量也好，但喜欢攀比着别人碗里的酒。三叔都在厨房间忙碌。实在有人窘他，就端着碗一饮而尽，转身进房倒头就睡。四叔年轻，所有的酒来者不拒。他总是偷偷地笑，实在看不起任何人的酒量。大姑父在乡里谋职，练得一身酒术，不管酒优劣都能喝一斤。二姑父的酒量一般，但嘴上是硬气的，从来都不让人。有一次喝多了，偏偏要钻到桌子肚里去，拿了老虎钳把一枚硬币折弯才罢休。三姑父读过好些年书，有些书生气，话不多酒也不慢，人若催他就会吐出两个字：喝哉。
一众人在春节喝麻酒，更像是借酒浇愁。他们是同一根藤上的瓜，连着一样的苦根。酒水能撬开人的嘴巴。平素埋在肚子里的怨气和不快，二两酒下肚就像胃里的秽物悉数倒出来。先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外事，都是鸡毛蒜皮的家事，一言不合就拍起桌子来。三叔望他们的情形不对，抱着酒从锅屋的窗户钻出去跑了。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争辩。话题无非是父母忽视了谁，而自己又被亏欠了。这在村庄里被称为“道短”，说的都是生活的短处。这是农民的脾性——作为农人的后代，我绝非恶意糟蹋。人们因为收获的艰难，每一点儿付出更希望有所回报。这也是村庄的短处。我们后来说农民慷慨，其实只是一种利己的善意。他们心里首先是想着福报的。在贫瘠的土地上，“福气”这个词真是太难得了。正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人们也并非没有良知，但两手空空的时候，无从慷慨豪情。长久以来，人们对乡村有一种误读甚至粉饰。贫穷当然是归因于自身的弱点和弊端的。这一点也无需讳言。
酒不够，饭来凑。饥饿是一件窘人的事情。饱受饥饿的人们，在面对食物的时候，常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当锅里饭食一旦丰裕的时候，人们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饥饿的恐惧。他们比赛吃饭。用那种蓝花的海碗，把饭装到“堆尖”的程度，竞相灌进不安的皮囊。这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每每春节办年酒的时候，母亲和妯娌们都会皱起眉头来。她们又使尽浑身解数忙出一桌菜来让男人们灌酒。在不欢而散之后，又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说：不灌酒，算什么男人呢？
父亲的酒量是惊人的。“粮食白”进入村庄之前，他们喝的是大麦烧。他津津乐道的“与黎先生喝五斤”的旧事里，喝的就是大麦烧。村里叫大麦烧作“大麦吊”。吊，是一种酿酒的工艺。南角墩及周边是不出酒的。人们叫的这个名字土气而实在。但有时候似乎也会讲究一点儿，比如喊人先生。识字的如教师或者医生都叫先生，会算账的也勉强叫先生。黎先生是个手艺人，且只是劁猪的。但他长得像先生。
黎先生骑着自行车从东面来。他的皮包挂在龙头上，包上印的是华表图案。他清瘦得很，头发总是梳得很仔细。梳头油涂得明晃晃的，能看见雪白的头皮。他的皮肤也很白，像身上的的确良衬衫。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总是扣着的。这就像是中规中矩的教书先生。约好的日子来劁猪，父亲一早就逮好一只小公鸡杀了煨汤。又切了几圈冬瓜切块，用盐拌一下放脸盆里等着。
他下车之后先是把袖口的纽扣解了，一板一眼地把袖子折上去，才拿出那些明晃晃的工具来。
猪突然在安静的村庄里嚎叫起来。它被父亲拎着耳朵拽出猪圈来。孩子们都来围观。大人在田地里听见声音抬头看一下，复又低头去和庄稼周旋。黎先生用脚踩着猪脖子处。他的布鞋边沿是雪白的。他修长的手在猪的腹部比划了一下，而后用酒精棉团擦拭，又用那修长的刀剃去猪毛，露出了雪白的猪皮来。他果断地一刀下去，血就像是泥土里的积水一样渗了出来。他把刀搁在包旁边，伸出手指往猪的腹内掏去。他的嘴角因为吃力而斜咬着，眼睛竟然也瞪了起来——这一刻他不像个先生，而似村里的屠夫老在田。猪在拼命地嚎叫。孩子们在一边看得不寒而栗，赶紧往后退了几步，眼睛还直勾勾地望着那刀口。那把沾血的刀寒光四射。切除了猪欲望的器官，他拿起针线来细致地缝上。那种弯钩一样的针很特别，缝上线之后在线头打个结，又埋头咬掉多余的部分。那种细致就好似在给人做手术。那金属的针筒早就装满了药水，注射进已经挣扎得疲惫的猪身。
父亲又拎着猪放回圈里。它在满是蚊蝇的窝里惶恐地转悠着，又往墙上蹭了蹭，眼睛里满是惧色。两头猪的手术不过花半小时就收工。父亲把腌过的冬瓜冲洗了倒进鸡汤里，让母亲继续添火烧锅。他又用那脸盆打了半盆清水供黎先生洗手。黎先生要去河边洗一下刀具和手上的血水，回头才到盆里来洗手。父亲专门为他买了一块香皂。他的手上泛起浓白的泡沫。父亲又去舀一次水来。黎先生这才最终洗完了手。那块香皂放在窗台上晒干了，似乎还留着血腥的味道。他收拾好工具叹了一口气，把袖口又放下来扣上纽子，才和父亲抽起烟来。他们说好了中午喝一顿的，这是惯例。他来劁猪并不收父亲的钱，只要喝一顿酒。父亲对他们的交情很自豪。他把劁猪的秽物用芋头叶子包着放进包里带走，这是村里通晓的事情。村里有一个剃头的叫大佬倌，他喜欢吃这种怪异的东西。他和大佬倌并没有什么交情，这点东西确实算不得多么宝贵。人们还背地里传说他常和大佬倌婆娘睡觉。
盐腌制过的冬瓜会脱去轻微的酸味。一入汤里这种朴实的菜蔬很快就糯烂了。母亲将这锅汤水全装在盆里端去桌上。黎先生和父亲喝起酒来。这好像才是今天的正事。母亲还要去给他们炒一盘韭菜，除此之外就不用其他了。他用筷子在汤锅里蘸了蘸，又放在嘴里尝尝味道，放下筷子就端碗和父亲碰一下后喝酒。父亲和他说村子里的新鲜事。他嚼着鸡脖子听得津津有味。黎先生来，父亲杀鸡的时候就不把脖子剁碎，一整根去了皮全给他吃。他喜欢吃鸡脖子。父亲嚼着鸡脖子褪下的皮，好像很难咽下去，因为嚼得不像黎先生那么细致。他吃一小段就喝一大口酒，其他的肉块似乎也不多动。他又拿了我的筷子，把鸡腿夹进我的碗里，然后继续端碗喝酒。他们喝酒的时间非常漫长。蹲在桌边的苍蝇都似乎失去了耐心，无奈地飞走了。父亲的声音开始大起来，不断地要和他干杯。黎先生把衬衫最上面的纽扣解了，但声音仍不会大。他端起碗来喝尽了，把碗斜过来朝父亲晃了晃，意思已经又喝完了。父亲才忙不迭地喝光了酒，赶紧又提起塑料壶来往他碗里倒。
黎先生用手在碗边示意了一下并不是阻拦。他们喝光了五斤酒，父亲舌头已经发直。黎先生喊母亲“新姐姐”。母亲赶紧去给盛了半碗饭，这就是他说的“起蓝箍”，过去的碗内有一道蓝色的印记。他吃得也不多，最后夹了一筷子韭菜，把碗里的米粒都粘在一起，吃干净了，才站了起来。父亲喝过酒是不吃饭的，他把黎先生送到门口，帮他把包挂在龙头上，自己已经跌跌撞撞。黎先生跨上车就往西去了。
父亲转身回到屋子里，端起那大碗，把剩下的冷汤呼啦一口全部喝干净，又转出去看看圈里的猪。他扶着墙撒了一泡尿，一头倒在旁边的草垛上，睡到夜幕降临才醒来。母亲也不去管他，只要听见他的呼声就好了。
这场酒事是父亲足以夸耀一辈子的。日后谁要是和他提起酒来，他总是有些不屑地说：“想当年黎先生在时，我们就一只小公鸡喝掉了五斤酒。”人们听罢这话就不多言了。黎先生比父亲小，但很早就走了。他是自己上吊死的，挂在自家屋梁上。他的女人竟然一声也没有哭。听说他是欠了赌债被逼死的。从此那个剃头的大佬倌再也吃不到癖好的那一口活肉了。后来他也死了。人总是要死的，也终将被忘记。
父亲日后依旧是喝酒的。他每喝完一顿酒都会用筷子敲敲碗得意地说：“我这一辈子喝的酒可以动船来装，所以死也是够本儿了。”他不允许我用筷子敲碗，说这是要饭的举动。可他自己是可以敲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他喝了酒道理就全在他，并认为每一口酒都是有道理的。
一九九一年暮春时节，一场大雨从时梅天下到入秋，几乎把那个夏天都淹没了。
奶奶捏着潮软的香烟坐在门槛边说：“天漏了。”
她把烟蒂扔在门前的水里。水面发出老人叹息一般的动静，瞬间又回归了绝望的沉寂。现在路上已经可以行船了，好些人已经转住到船上。这些平素用来运粮食的船，现在成了漂泊的居所。大泵吸附着河水与杂物往三荡河倾泻，漂荡的船也往闸口聚集。咬牙紧闭的闸门是村庄最后的坚守。支书派人日夜看守闸门的动静。他清楚疲惫的闸门已经有了暗涌的回水。此处的水深，支书是心知肚明的。他央人去找父亲，请他下水去堵漏。从小放鸭的父亲水性极好，能一个猛子扎到三荡河对岸。但父亲犹豫起来——他当然也明白暗流的凶险。他大概更介怀有的人在这种时刻仍旧喝酒吃肉。其实，此时人们已经不再是贪恋一口麻酒，是困顿的局面实在令人无法支撑。他们是在自我麻醉中缓解紧张的情绪。他们依旧打了白条给村民，请他们杀一只鹅煮好了，用以夜餐时候喝酒。那样的雨夜着实煎熬难耐，酒水能够给人们一些幻觉和勇气。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满是酒气，让这雨水变得更加悲壮。他们都是村庄的孩子，面对兵临城下般的危险，他们也战战兢兢。
人们知道父亲熟悉三荡河，也熟悉父亲的脾气。
父亲其实是个热心人，他还颇有些喜欢逞能。并非他总是很有办法，是他害怕别人觉得他没有办法。人们知道用一顿酒是打动不了他的，于是就用激将法。说他是不敢下河的，只是大公鸡打架——全仗着嘴。他朝人们瞪了瞪眼睛，默默地蹲下来，把事先准备好的破棉胎咬在嘴里，沿着河岸下了水去——朝着那翻滚的暗流，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人们都扒在闸口的栏杆边，焦急地等待着他回到水面。见到往上翻涌的水停住了，大家脸上有了喜色。父亲像一条冒失的鱼，突然从水底跃出水面。他用手抹去满脸的浑水，大口喘着气靠到岸边来。他的头上顶满水草也全然不顾，薄薄的衣服贴在身上，能看得出肋骨的印记。
父亲上岸之后也不换衣服。他回自己的棚子里喝了一口酒又抽起烟来。他最近总是把酒带着，随时都要喝一口抵抗湿漉的气象。因为我和母亲也搬到了船上，他索性把一口锅也带到三荡河岸上的窝棚边来。洪水泛滥时鱼也异常多，许多鱼塘都炸了口子。隐匿在河流深处的大鱼也四散逃窜。它们似乎也想着要逃离南角墩，但奈何内河向外的水路已经闭绝。现在唯一的出口也充满着险情，那是泵站的抽水口。鱼被流动的水欺骗了，它们和水草一起瞬间被嚼碎吐到外河去。野蛮的泵站就像一个玩世不恭的少爷，轻易吐掉嘴里剩余的饭菜。那些残废的鱼漂在水面上少有人问津。父亲拣了大段的放在铁锅里煮。连续的阴雨没有干柴火，他就淋上抽水机边的脚油去点火，烧得空气里满是柴油味。鱼变成了肉在汤汁里翻滚。父亲把他的酒打开倒了一口进去。它们似乎并没有失去情绪，在热锅里反而更热烈起来。鱼在剧烈的酒味中重生了。父亲喊来弟兄们坐在锅前喝酒。他们掐了树枝当筷子，握着那玻璃瓶喝——一人一口轮流喝毫不介意。喝多了，他们对着河水叹气：“有命吃饭，没命滚蛋，再灌就是！”
水大概被他们的酒气吓唬住了，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太阳升了起来，泥泞的路很快就干涸了，留下人们日日夜夜丢失的脚窝。那些酒瓶也无人问津。一些死鱼的白骨边上爬满了蚂蚁。我满脑子都是柴油味。那是一种永远祛除不了的气味，比粮食白酒的味道还要顽固。这也是一种豪情。只有父辈们光着脚踩着泥土的日子里才能长得出来。
水退了之后，人们很快就忘记了父亲冒险的事情。这对他来说也确实不算什么。人们又回到平静的生活里去。水流淌过的地方留下印迹，也留在关于这个年份的说辞里。父亲还是那副倔强的样子。他不需要人们去说服他，就像从来不会忘记端起酒碗。而他对于村庄的态度也早就刻板了。这种刻板也并非拒绝，因为他自己也是村庄的一分子。就像是对粮食白的态度，他知道这种酒的恶劣，但还是在嘴里周旋了一辈子。他已和碗里的酒水一样变得剧烈而蛮横。
那个北方的侉子来到村庄之后，第一个就与父亲红了脸。他本是来收树木的，开着三轮皮卡车冒着黑烟闯来。他大概早就盘算过村庄里的树木，这在他的眼睛里满是生计。南角墩的人们并不关心树木，庄稼已经让他们精疲力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起房造屋打家具都去买外地的木料。南角墩确实没有什么成材的树木。好像只剩下他那根老旧的桑树扁担是土生土长的。现在的树木也长得不像样子。他看守过的杨树虽然高大，但并不是什么好材料。几年树长成了，会有北方人来收购，连树枝都悉数拖走，据说做成板材很值钱。可是他们就像外地人，终是留不下根来的。
侉子来的时候提到过自己的名字，但人们对他的介绍不以为意。南角墩人有一种很顽固的认识，只要是北方来的人他们都觉得是侉子，如果是南方人则叫作蛮子。不过大多数南方人是不会来南角墩这种偏远地方的，只有北边的人以为这样的村庄暗藏着一点儿生计。这里的人们觉得自己住在世界的中心位置。所以这个北方人来之后，很快就无奈地接受了村人对他并无特别恶意的称谓。他要买父亲的树木。父亲觉得自己看管过几年树木，对行情了解一点儿，所以抽了他几根烟之后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人似乎比父亲还要暴躁，红着脸扯着嗓子争论起来。父亲也是喝过酒的。他这天倒是异常冷静地反问：“长在我屋子后的树，能由你说了算？”
这人在村子里扎下根来，租了村头的空地办了一爿带锯厂。说是厂也不大，专门经营木器生意，也给附近的村庄代开木料。父亲也不在意他的经营，这些是村干的事情。他又总是觉得凡事和村干有关，总会有点阴谋的。他不怕阴谋，但也玩不起阴谋来。那个年头他已经又养起了鸭子来，每天只围着河流的边沿转悠，在水边留下一串串暴躁的吆喝。
人们以为他这头蛮牛是不会和这个红脸的侉子有什么瓜葛的。父亲把自己的树卖给了其他收树的人。那一段时间，有很多北方人来村里收树，他们都是嗓门儿很大的粗壮汉子。那长到十几米的树不一会儿就被放倒了。这人本来是来卖树苗的。他饭点儿时间到了村子里，自行车后装着两袋各式果树苗木。他大概不清楚这里的情况。果树在村庄里是不大受人们待见的。土地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象力。所有的果树都长得很羸弱，挂了果子也生得奇形怪状，就像是喜欢开玩笑的人，满嘴的古怪和不堪。这人走在门口时，父亲正在喝酒。他停下车来问：“能不能用树苗换碗饭吃？”父亲是个穷大方的人，说吃碗饭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什么树苗。
这人倒也并不客气，丢了几棵树苗挨在墙边，进了屋就坐上桌来。母亲给盛了一碗饭。他鼻头通红，方言口音很重，和村西头侉子是一样的。父亲又问他喝不喝酒，他站起来说：“那我再给你棵橘子树苗。”说着就又走出去，从车上拎下一棵橘子苗靠在墙边。村子里有人种过橘子树，都结出很酸涩的果子，只能放在家里闻闻香气。有的干脆任它留在树上，干瘪了掉在地上也不过问。父亲给他倒了酒。两口下肚人就熟络起来。酒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明明是热辣冷漠的样子，进了男人的肚子里就变得热闹起来。他给父亲讲了好些种树的办法，却不知道父亲对此并不感兴趣。喝了酒之后，他帮忙把那几棵树种在门口的菜地里，并说来年长大了再来帮着嫁接其他品种。他又去屋子后面看了看那些大树，说这些能卖个好价钱。父亲对这事倒很感兴趣，但对他说价格有些不敢相信。他之前是为这些树和那侉子争得面红耳赤的。父亲见他走远了，嘴里咕哝了一句：“这些侉子，都是‘骗子瓜话多’。”他大概是想起了手艺好的黎先生。他也是喝完酒骑着车走的，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
可那鼻子通红的人第二天真带了人来了。一时父亲却感觉有些犹疑不决。但那几条汉子已经卸下了油锯，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那长了好些年的光阴给放倒了。放树的时候，村西头的侉子让他的工人站边上悄悄看了一眼。他大概还想着做这笔生意，被父亲几句话敷衍走了。红鼻头汉子出的价格确实也不菲。这笔钱后来成了我读大学的第一笔学费。
红鼻头汉子没几天就出了事。那天村头木器厂里闹哄哄的，民警带着人来指认现场，人们都跑去围观。那被押着的人，正是那个红鼻头的大汉。他承认自己破坏了那侉子木器厂里的带锯。那人看起来还是良善的，可竟出了这种离奇的案件。原来他们本是几家一起出来各地收树木的。那侉子黑了心拐跑了红鼻头男人的老婆，躲这里藏起来生活。这红鼻头汉子回老家去弄了些树苗出来，一边讨生计一边找人，想不到在南角墩找到了那婆娘。他也有些坏心眼子，按兵不动，哪知道侉子知道他进了村里，赶紧带着那婆娘先去别处避风头了。父亲这时候才想起来，那天为什么会有人来打听消息。这个红鼻头的人一眼就被认出来，工人赶紧回去通风报信了。红鼻头的汉子找不见人，只看到门口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吉房招租。那侉子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个金蝉脱壳。红鼻头汉子一怒之下砸坏了他厂里的带锯，最后被警察给逮了起来。
父亲为此判断，能喝酒的人也不都是好人——但红鼻头算是条汉子。可那侉子到底不是什么好人。事情出了之后，侉子变卖了那些并不值钱的家当。据说他连村里的租金都没有交全，就连夜逃之夭夭了。父亲很有些不以为然地对路过的村干部说：“你们看看，酒杯子是不能随便端的。”那段时间电视里放着《水浒传》。他每天都去邻居家的院子里看上两集。看完了就总是说：“你看看，没有这两碗酒，哪里来的胆量？”他说不出什么江湖义气的道理。酒在他只不过是胆量，是没有阴谋的胆量。
父亲是一直喝酒的。过了六十岁之后，身体多少有些病痛。他依然顽固地认为：如果不能喝酒，他就要离开南角墩了。他和很多人喝酒，又好像总是一个人喝。他的酒在自己的碗里，总是有自己的道理。我刚成年就捧酒杯，他也从来没有阻拦过。但对于我喝酒的事情，他又颇有些不以为然。周末来看我们的时候，见我宿醉萎靡的样子，总是轻蔑地说：“你们喝酒不像样子。”
我们的酒事和村庄里的自然不是一个样子。我并不像他那样一定要喝酒。我们喝下去的酒也未必是完全心甘情愿的。我们的酒是为了面子或者里子——这里面总有盘算，大多数时候算不上豪情。这是生活里一种充满危机的变化。父亲的酒碗里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们和酒一样有自己的品性，大多是热烈而豪迈的。这种品性并不为什么具体目的。他们碗里的酒多是为酒本身，这是农人纯粹之所在。后来我们这些子孙虽学会了豪饮的本事，出去闯荡时却用以争强好胜或者居心叵测，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不像样子的。
父亲的二弟因为喝酒出了车祸。老迈的他皱着眉头骂着他的不是——说他喝酒总是不像个样子。二叔出殡前一天，父亲还是坐在桌上喝酒。人们忙碌着，他只闷头喝酒。也许他只觉得自己碗里的酒是对的，其他的事情都不像个样子。
（选自 2023 年第 5 期《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