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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灰色的云块下，并无太多的新鲜色彩。时间转眼又到了元旦，很多平常看不到的面孔，又在稼轩路出现了。堂姐新家就在马路东侧。稼轩路作为赣州人日常生活中的一条寻常街道，可说处寥寥。人们沉沦于生活的琐屑中，感受着路上的热闹氛围，早已经不记得稼轩留在赣州的深长背影了。
早上，我把新日历挂上壁头。上面是郎世宁的《岁朝行乐图》。我知道，那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元旦，爆竹声中一岁除。雪止了，天上涌出大片的宝石蓝，像一片绿海，尽情摇动。宝石蓝中，纤云弄巧。雪还来不及化，它们覆盖在金色的琉璃瓦和苍翠的松柏枝头，让人恨不得想对着画深吸一口，把那个喜庆的天地都吸到肺里。
今天，堂姐家乔迁，一家人都去祝贺。堂姐是继我爸之后，家里第二个把家搬城里来的。虽然城里人身份已不再如往常亮眼，但对整个家族而言，进城，的确是横在几代人心里的一桩大梦。
我步态徐缓，东张西望。迎面一个妇人声。她在唤我的小名：强牯子，强牯子……声音在冷风中像鱼一样穿梭。我惊了一下，脊背似乎被什么凉凉的东西触摸。唤我乳名的人，是少奶奶。她脚踩自行车，一晃而过，声音却依然在我的头脑中荡漾，强——牯——子——声音是甜软的，腔调绵长而又陈旧，像戏剧里的念白，缠绕着我。不只是我的乳名被她叫出，便连魂魄也被她叫住。
一同前去贺喜的，还有我的大伯与叔叔，他们的出发地，则是城外的茶芫下老家。
大伯出门，又把那件厚厚的呢子大衣扛上肩头。大衣款式虽已老旧，但二十年来，也只有重要场合才拿出来“展览”一下，模样看起来依旧崭新。今年，大伯整整六十，他理了一个平头，如此更像是平头百姓了。在传统的观念中，人到六十，完全可称得上是老人了。不过，在我的头脑里，他似乎从来就是老的，黝黑的脸，高耸的鼻梁，干瘦的身子，陈旧的发型，无不显示出一种过时之气。相比之下，叔叔一切都时髦了许多，但这种时髦，也基本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比如，叔叔出门，每次都会把长长的头发梳成一个大背头。他宽大有如道袍的西装与瘦高的身体显得极不搭配。我知道在他的心里，还住着许多曾经的偶像。尽管那些偶像，现在都已经老了。暮色悄无声息地降落在他头顶。早七八年，就屡听他说起，托了隔壁的一个工友，为他物色一副上好寿木。虽那时，他的年龄还未及五十，但是乡下的太阳，好像总比城里的落得早些。人们早早地就把一生该干的事情干完了；剩下的时间，就变得无用，只好用它来等待死亡。爷爷的寿材在老家的阁楼上停放了足足有四十年，中途赶上一场大火，结果化为灰烬；一家人一声叹息，不得不重新添置一副。
要说在我长辈的身体里，流淌的无不是农民的血。农民的命运都和土地的收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们重生死，在生死面前，也表现得特别大度、坦然。没有谁敢于否定由生死建立起来的传统。所谓的香火永继，不外乎是一盏灯灭了，两行泪垂落，然后又一个大大的“囍”字贴上了门楣，接着一声响过一声的小儿的啼闹从里屋传到了屋外……
自从爷爷走后，叔叔、大伯经常聚一起。他们聚一起时，不是摸牌、饮酒，谈论工事与农事，而是研究压在柜子里多年的家谱。当后辈从膝盖底下一茬茬冒出，作为这个家族里的晚辈，他们也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粒水珠，即将卷入眼前的大河。面对滔滔江水，他们内心滚烫，目光努力朝着上游的方向望去。当他们这么做时，终于有了一种长河岁月静无声的味道。
茶芫下与稼轩路两处地名，如果不是因为我与我家，它们之间，该不会有太大联系。路修通以后，两地来去，车程大概也就半个钟头，但以前路并不是用车程来衡量的，以前路都是靠双腿来丈量。我爷爷每次来城里看我，进门便要抽出脚板上的两只布鞋，对着门前的石墩狠狠拍打鞋底的泥土。他弯曲却又硬朗的脊梁，还有银针般的发茬，让他在亮光下看起来像一尊雕塑。“乡土”被爷爷和老家的亲戚一次次地带进城市，而茶芫下更像是一个生产“乡土”的机器。稻米、花生、番薯、菜籽油、卷心菜在一条条肩膀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扁担起伏，和着溪水与斑鸠鸟叫，一直穿过厚厚的城门……细究他们进城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把土地对人们的那点奖赏兑换成某种可以量化的收益，他们只是喜欢进城的感觉，当眼耳淹没在市井喧阗中，目光里一桩桩陌生的相遇，让整个人都有了一种轻微的窒息。
茶芫下之名的由来，志书里并无记载。“茶芫下”就是它唯一记载。想象中，漫山遍野的茶树在春天氤氲的水汽中吐出亮丽的舌头；云朵从秋天的树梢悄然经过；夏夜，星光和月光笼罩山冈，山水青绿，里面隐约地透出宋人的笔意。而这一切，都在文人的臆想里进行。事实上，茶芫下是真正的乡下，满目的浅山矮丘，好像平静的湖面腾起的一圈圈细浪。山岭之间，密布着一道道幽静的坑谷。长坑两侧，屋场林立。流水与炊烟把日子拉长，居住在里边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桃源式的梦想。不曾被文字刻画过的天地，到处显示出一种活泼泼的野劲。忘了是哪一年，叔叔在后山刨地，无意间挖出残碑一块，用清水洗净。一行有关朱学宾事迹的小楷向无尽的时间中，射出了一枚响箭。
当然，这支箭，也射向我。朱学宾，这个在血缘上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农民，他在十九世纪的太阳底下生活劳作。我想象着他的欢笑、苦恼和忧伤，想象着他起茧的双手和布满皱纹的额头。每当我看向镜中，就会想到两百年前的另一个自己，在茶芫下与锄头和土地交往的一生。可以说，我的伯伯叔叔和我家里的大多数人，不过是这种人生的延续。
要说家谱从来就是个讲纪律的史官，除了该说的外，其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清嘉庆十三年（1808），一个叫朱学宾的农民，不知何故，从信丰石背堡出发，几经辗转，来到茶芫下。然后，这个人就在茶芫下隐身了。当然他一直在，他只是以他的名字存在。没过几年，他身体里巨大的繁殖力，使茶芫下多出了许多朱姓面孔。原本荒僻之地，终究被外来人弄出了响动。
到我爷爷这一辈时，朱姓已是人丁兴旺。家族里自从有了我的爷爷，以往那种无声的历史和家谱式的叙事，也彻底地得到翻转。爷爷伸卷自如的舌头，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神奇的万花筒，他的讲述让这个家族的故事变得异常繁丽多彩。那些长期压在人们心里的秘密以及隐藏在黑暗时间中的往事也全都被他抖落了出来。
一九三五年，爷爷两岁。那年，他的额头上添了块新疤。据说是吃饭时，一个跟头，栽在破碎碗口，血流一地。太婆一把将他抱起，抓来大撮烟丝，死死地按住伤口，血才止住。也许是因为这桩意外，让母亲对于独子加倍爱惜。次日，爷爷和担到城里售卖的谷子一道，坐在硕大的箩筐里，摇摇晃晃地有了人生第一次进城的经历。
这一年，小太公朱文俊年满三十。他两道浓黑的类似于剑戟的眉毛底下，辉闪着两只明亮的会说话的眼睛。他古铜色的皮肤以及宽阔的肩膀里，藏着英雄还有游侠的风采。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一个英雄。他把屠宰牲口的绝门手艺带进了城里。握在他手里的白色刀片就像柳叶从春风中经过。天亮了，他把肉往案板上轻轻一展，就像是给冬天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说这些，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身为一个农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居然是在城里度过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粤人李振求的部队开进了赣城。弹丸般的小城，从此被一股现代化的力量给撬开了。城里的许多旧房，都面临着征迁。逼仄的居民区，很快被开辟成公园、马路和菜场。整理翻新过的城市，里外洋溢着浓浓的现代气息。这也让生活在城里的居民脸上透发一层骄傲的光彩。小太公熟悉城里街巷的每处拐角，可是他在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炫耀；说到底，他只是暂住城中，“关系”仍在距城十几里外的茶芫下。那时，茶芫下隶属永乐乡第五保。小太公白天属于城市，到晚上，又得返乡。家里人都觉得他有城里人的派调。可一开口，他嘴里就露出一股重重的土气。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双手握刀，立在卫府里菜场的某张案板跟前。光线昏昏的菜场，人头攒动。此时，有一个妇人声，异常尖脆：杀猪佬，砍两斤前夹心，肥瘦各半。小太公不愧是全城头把刀，手起刀落。他的目光和刀锋简直一样迅疾，似乎只看顾客眼神，便知对方要说些什么。
不料，“头把刀”竟然失手。他遇到了一个蛮不讲理的辣椒婆。城里人说话，眼珠子习惯性地往天上翻。妇人改口，说她要的是前夹心的排骨，而非肉。这个女人，显然已经被身体里的优越感宠坏了。小太公头面气得发烫。他仍然佯装笑脸，但手上的秤并不服气，秤砣滑至某颗星时，“哗”一下，秤杆像受到惊吓，立了起来。透明的凝脂，纷纷地向妇人雪白的脸和鼓鼓的胸脯上飞去……
爷爷后来总说小太公是被骨子里的某种“气”给耽误了，横竖学不会城里人的话语。应该说，小太公算我家最早有可能搬迁进城的。根据当时屠宰头牲一口可得银元两块的行情，城中一处四扇三间的大宅顶多只消他一年的辛苦。小太公无疑是家里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头脑精明，手艺出众，仗义疏财，主顾除住家居民以外，城里的各大银行、茶馆、饭店、百货商店的伙房里几乎都有他的生意。也就是说，小太公是否能成为城里人主动权完全在他自己。可他天生就不是一个容易被物质与面子收买之人。表面上看，他身在宰行，但他心里只认自己是个农民。三十年来，最让他陶醉的一件事，便是敞开衣服像个婴儿躺在茶芫下的田埂上吹风。风里携带了大量久远的气息，周围青色的山峦还有流浪的白云将他团团环绕。这样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田野上的王。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小太公生活的年代，城市在乡村面前优势并不明显。人们只是喜欢城里的花团锦簇，而真正可以托付的仍然是血脉里的乡土。乡土里才有根，一个人的成就一旦离开了他生命中的土壤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进城这件事上，家里人对小太公寄予了很大希望。家族里有人进城，说起来，面子上总是有光的，但小太公并不愿成为面子的牺牲品。在一个迁徙与流动都不是太普遍的年代，和许多在城里为官、游学的人们一样，让小太公能够获得生命认同的，仍然是那个古老的家。在宰行经营多年，终有一天，他把那些铮亮的刀具统统背回茶芫下，仿佛一个闯荡江湖的刀客，开始隐迹埋名于山野。他离去后，赣城宰行再无“头把刀”。回到乡下的小太公俨然沦为废人，因未能够完成人们交付给他的光荣使命，他自觉有罪，在精神上成了刺秦失败的荆轲，有罪的身体在迅速衰朽。他死后多年，从家里大大的“囍”字底下，又窜出了一群风一样的孩子，其中就有我的大伯以及父亲。他们爬进漆黑的阁楼，拉出了一只蒙着厚厚灰尘的皮箱，撬开锈迹斑斑的铁锁，发现里面压着满满的纸钞。毫无疑问，这些纸钞都沾着小太公手上厚厚的油渍。可惜它们在黑暗中庋藏多年，时过境迁，早已经不能用了。孩子们把它们折成纸飞机。这些比灵魂还要轻盈的飞机，在五色的阳光下，一次次飞进湛蓝的天空，围着茶芫下转完一圈，然后像老虎似的一头栽进了绿色的山野……
稼轩路在我的脚下延伸。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一次热闹的家庭聚会。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类似的聚会了。年轻人四海为家。一家老小，齐聚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但分散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连接在一起。通信工具已经催生了新的聚会方式。通过网络，一家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聚在一起，但堂姐家乔迁毕竟不比其他，总得有一些仪式感的。大家拿出与平常截然不同的自己，从四方相约而来。几十年来，家里大多数亲戚，年轻时都有过进城的念想，结果都潮打空城寂寞回了。命运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安排？30多年间，家里两个把“关系”迁城里来的人，居然都挤在了同一条路上。
天空像一口结实的巨锅，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哪儿。
我发现时光对人心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彼时的人，心里异常坚定的东西，到此时，就完全动摇了。当年小太公紧紧抱住的那个乡土，到我爸爸这一辈时，就一点也无所谓了，我爸甚至特别厌恶自己的农民身份。作为城里人，好处当然数不胜数。比如城里人可以喝自来水，蹲马桶，用淋浴，挤公共汽车，还可以和陌生人吵架。我爸为了将来在城里站稳脚跟，早早就拜了乡里的老裁缝为师。尽管穿衣服在天底下从来都不算是新鲜事，但城里人在穿衣上的确是花样翻新的。有花样，才有时尚。大伯恨自己的命没有我爸的好，恨当年入错了行，成了一个篾匠。城里人谁会去在意一个篾匠？与此同时，我爸裁缝的身份，恰好与一个赶新潮的时代情投意合。作为农民的爷爷，一生都未脱土气，但是他却并不希望儿女们重蹈覆辙。他把一生与土地打交道攒下的那点积蓄，全部拿出来，用于帮助儿女们进城。这么说，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但是这个老父亲在乡土面前，显然是已经变节了。
因为进城这一件事，爷俩父子同心，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深秋，金色的阳光从大地一侧斜斜地照向赣州古城。城墙上凹凸有致的铭文与坑坑洼洼的弹痕在秋阳中阴阳交错，古城千年的兴废，都潜藏于这光影里了。城外的脉脉流水成了城乡之间的分界，江上有三座灰色的水泥桥和一座形态简朴的木桥。水泥桥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木桥则修造于八百年前的南宋。进城、出城，都在桥面上进行。当年粤人李振求在城里留下的骑楼并未过时，它与无数新盖的水泥盒子眉来眼去。人们呼吸着阳光中被热闹空气搅动的细小尘埃。街道两侧的商铺里除了有来自上海、广州的新鲜玩意儿，也有从江对岸运来的鲜笋红菌、山猪肉、石鸡等各种土货。此时的城市，不仅是一个供人们进行交易的开放市场，也在情感上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作生命中新的故乡。爷爷在人群中目光躲闪。几十年来，他只要一听到有关城里人这样的字眼，脖子至耳根之间的部分，立马就开始僵硬了。这时，在他木色的脸上，升起了一片非常暧昧的酒红。他好像一个手脚笨拙的风水师，他要在城里为儿子谋一处店面，让儿子锋利的剪刀向着一卷卷五色的布料划去。
学艺多年，我爸的剪刀就像是水波里的一条银鱼，一道银色的光从整块的布匹中间经过，伴随着长长的一声布匹被撕裂的声响。有时那声音是迅疾的，果断得好像一道旨意。金属与布之间，埋伏着一条条直线与转角，而尺寸都在我爸的心里放着。刀柄与刀锋都是张开的，我爸紧紧地屏住一口气。他裁衣的样子特别像一个杀伐决断的将军。
我爸裁衣喜欢在深夜里秘密进行，夜色与月光浸润在他的刀锋之上，那些被他构思过的布，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他爱听布在夜色中被裁剪所发出的嗤嗤畅响，那么畅快淋漓。他的剪刀在尽情地挥舞，那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城市的夜晚的狂欢与宣泄。他把城市的夜剪成了无数细小的碎片，他甚至觉得整个城市都可以裁剪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白色的刀锋与神奇的裁剪声显然已经让他内心膨胀，当他想到这些被他裁剪过的布料即将变成一件件华丽的衣服，穿在城里人身上，他也就确信自己距离城里人已经不远了。
此时，灰白的云层中，擦出了一抹亮色，空气里飘来一阵阵满足的酒香与肉香。时间已经临近正午，路上行人逐渐散去，人们有的钻进路边的酒馆，有的回到了家中开始大快朵颐。落光了叶子的苦楝还有槐树，静立于道路的两侧。它们细密的枝条伸向天空，好像诗人身体里丰沛的表达欲望。
与其他路相比，我觉得稼轩路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本质而展开的。它的作用多在于连接，把南北走向的几条马路连接成一张密密的网。晚饭以后，东西两边的熟人，相约在中途的某个公园碰面，人们沿街散步，说些闲话。柴米油盐、家长里短都汇聚到了这条狭长的路上。住在周围楼上的居民，多是从老城搬来的拆迁户，家里几百年的风霜雨雪都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的骨髓，人人一口流利的城里官话，听来好像粉墙黛瓦，又似秦砖汉简，腔调里都有了一层厚厚的包浆。城里的许多古老风俗，相应地也被他们带到了这条崭新的路上。赣州人一年四季，家里都要泡一口醋坛，里面扔进些平常吃不完的菜梗、萝卜、蒜薹、刀豆……屋子一隅，只需有这样一口黑漆漆的坛子，家便有了天长地久的意味……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通过一种风俗或生活来定义自己。行走在地上的人们，谁没有一个身份？有些人，为了获得理想之名，殚精竭虑，青丝成了白发；也有人把既有的身份，死死抱在怀中，为此，绝不退让半步，即使舍了命，也要将它保全；而那些在身份问题上不如意的人，却因此落下了终生的病。年轻时，稼轩孜孜以求的梦想，无非是重新做一个宋人。当稼轩之名被记上宋朝的人口簿，庞大的国家，不过是又多了个子民。但作为宋朝子民的稼轩，心情却颇不平静，他不再是一个形貌可疑的流亡者了。这世界上，总有些人，他活着，并不只为了活，他活着的意义，更是为了获得身份上的认同。且这种认同，并不来源于自我想象，它来自周围人的目光。我为什么不能成为这一类？当你问这个问题时，你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这一个”了。在无数个深夜，我爸在城市的小租屋里，剪刀划过夜空的长响，正是“这一个”对“这一类”所发出的诘问！
乾道四年（1168），稼轩因为献俘有功，到江阴军做了一名签判；他以为如此，为自己正了名，不想从周围人的目光里，却发现自己脸上似乎被刺了行字。“归正人”成了他心头的另一门痛。一个总是在乎自我身份的人，他也就必然比普通人有更多的路要走了。回到南方的稼轩，总觉得身体里有一股莫名之力，在催他上路。他甚至把家搬到了路上。他与奔涌的群山赛跑，与青山对语；他希望得到流水和山雀的赞美。在稼轩的身体里，有自己也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他，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遣往南方各地，担任一些诸如守令、监司、帅臣的地方官；有自己的他，在任上，看到周围人的眼珠子，里面满含着猜疑与偏见，他就觉得恼。
淳熙二年（1175），一批贩卖私茶的商人在南方起事。三十六岁的稼轩从杭州仓部郎官的任上驱驰前往赣州。既然这个北地归来的年轻人身体里蓄满了血气与剑气，那为何不用他的剑，去收割茶寇们的头颅？
老历的七月过去了，八月也过去了。风急天高，转眼就到了赣州的九月。耳朵里满是秋声了，秋气从两只空空的膝盖里升起。两个月来，他日夜在兵车羽檄间度过。枫叶红了，秋天的果子熟了，茶商军贼首的头在辛提刑的剑下，像一枚熟透的果子应声落地。那铁铸的头颅，砸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那声音很快被众声淹没。暮色悄然降临，山林间草木窸窣，偶尔有一两声鹧鸪鸟叫。战争过后，空气中除了弥散着一层淡淡的血的腥味，更多的是无边无际的肃杀之气。
读《辛稼轩年谱》，观稼轩行事，我觉得稼轩本质上讲，首先是一个英雄，其次才是一个词人。作为英雄的他，一刻都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身份正名。握在他手里的剑，其实并不想杀人。他只想削去刺在脸上的那一行字，他想用一张清白的脸，去晤山水，去看人间……
要感谢稼轩为赣州带来了一条稼轩路。这条双向车道的柏油马路，连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往事如烟云聚散，一个人步履能及的地方实在有限。稼轩在赣州说过的话、写过的札、想过的事，都顺着城外的流水不知所往，唯有他留在此间的两阕长短句写进了厚厚的中国文学史册。
写出“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的稼轩，其身影必然是伟岸的。他的胸中装的是整个大宋河山。他的驰骋之地，本该是北方的辽阔疆场。他的剑，本该是用去收复失地，以雪靖康之耻的！无奈，时局所困，他却只好屈身于这南方小城。“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顾随说：稼轩手段既高，心肠既热，一力担当，故多烦恼。这种烦恼，我想多半是英雄的烦恼，并不是我爸还有小太公能够理解得了的。但辛弃疾绝不只是一个英雄，他也是一个喝酒吃肉、爱鲜衣怒马也遭同僚谤毁，需要忍受种种歧视目光的凡人。身在现实世界里的辛弃疾，并不只会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他也常去为朋友的乔迁贺喜，与友人饯别，同妻儿、仆人们玩笑。如此稼轩，大隐于类似稼轩路的市井里。即便是他的苦痛与悲伤，也都带着世俗烟火的味道。
——秋深了，督捕茶寇的差事眼看就要收场。事平，弃疾奏：今成功，实天麟之方略也。天麟是辛弃疾在江西结识的没齿难忘的兄长。两个肝肠似火的人，素不相识，却在一场讨捕茶商军的战事中相遇，天麟兄作为这里的守备，为前方战事给饷补军。没料今事已成，竟遭到小人算计，说他挟朋树党，政以贿成，守备的位置自然不保。事如流水，动荡的时局中，每个人都像是一枚可怜的棋子。人的身份影影绰绰，需要接受太多的阴晴圆缺。
“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赋行云，襄王客……”（《满江红·赣州席上呈陈季陵太守》）写下此笔的稼轩，肉身是真的已经沉陷于普通人的情感里了。这场饯别的酒宴，酒注定是没有少喝，表面上看，这是稼轩为劝慰友人置下的酒，但事实上，辛弃疾端起的这一杯酒，又何尝不是蓄着满满的愁。一个浑身是愁的人，居然在劝别人精神当振作。这似乎也太吊诡了吧！
要感谢稼轩路，让我在庸常热闹的生活中，看见事物之间的潜在逻辑。在日常的遮蔽中，事物被拆解成一个个无关的个体。人们沉醉在自我的世界里，目光皆是向内的。我爸永远也不会把他进城的经历与稼轩扯到一块。他心里装着的，是普通人的日常，卑微又琐碎。他是庞大的世俗世界里并不起眼的角色。与披附着“词中龙”“抗金英雄”等各种光环的辛弃疾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可是稼轩路的出现，让我从两座看似无关的冰山中间，看到了二者潜藏在水面以下的巨大联系。在由稼轩路所提供的整体性的视野里，我不仅发现历史与现实是一对孪生兄弟，还感受到小人物与大英雄之间，也常常是可以对话的。我在想，回到南方的稼轩，名字被记上大宋的人口簿，难道他就真的成了宋人？在一份名为《辛稼轩交游考》的史料里，我发现见于稼轩词集的一百零九人中，竟有三十几位都与他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由金归宋，被打了“归正人”的烙印。这其中不乏稼轩的族人同僚与挚友，甚至妻子范氏一家。可以想象，这个群体在不公的待遇下，不得已，他们抱团取暖，惺惺相惜，彼此吐露心声，以求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表面上看，他们是回来了，但在精神上，他们仍然游离于主流之外！
也许，对稼轩而言，这是一座永远也进不去的城。在词中，他反复地称自己为倦客。我想，包含在“倦”之中的，不仅仅是壮志未酬的失落，也是颠沛的心，在路上始终得不到安顿的无奈。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他成了一个可怜的离人，像一块铅灰色的行云，没有哪儿是他可以停留的。即使在弥留之际，目光投向人间的最后一瞬，他仍然没有忘记用嘶哑的喉咙喊出“杀贼！杀贼！”他的努力，并没有因为生命结束而停止。“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这是稼轩隐居带湖时写下的句子，行云作为一种飘零之物，它承载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苦恼。也因此，它成了稼轩最生动的灵魂小像。
（文有删节）
（选自2023年第8期《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