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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卧龙岗上。天下地上，暖阳朗照，寂静圆融。因是正午，无一处阴影，光暖遍及每一地、每一处，每一物、每一人，草庐、书院、武侯祠、大拜殿、望月亭、三顾处、躬耕地……还有地上天下的我们，都被阳光揽在怀里，无一处疏忽、没一块死角。
此处本为南阳城西隆起的高岗，乃伏牛山的余脉。因被称为卧龙先生的诸葛亮曾在此居住、耕读，岗因人名，称卧龙岗。如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仍旧与诸葛亮相关。诸葛亮俨然还是这里的主人，且无处不在。
朗朗乾坤，我站在卧龙岗上，想到诸葛亮，脑海里只有一个词：义薄云天。“义”，就像这太阳。太阳大概是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宁静的事物，就像“义”，从不鼓噪张扬，但它照耀每个人，不管他是忠义之士还是无义之徒。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义”早已蹒跚起步。在中国，超越“功利”乃文明之始，并贯穿始终。“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宋书·谢灵运传论》）但真正让“义”如日中天的是诸葛孔明。只有到了他这里，“义”，亮且明，照耀当时、后世，成为真正的“孔明灯”。
“义”，乃是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冲突时，以国家民族为重，所谓“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明史·于谦传》）。“义”，乃是尚义而轻富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所谓“义不主财”，遵从“义”的人就不能掌管钱财，不能让“义”沾染铜臭。“义”，乃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情谊无价，忘恩即是负义。“义”，乃是报答知遇之恩，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赵策一》）。“义”，乃是同甘共苦，苟富贵勿相忘。“义”，乃是一诺千金，诚而有信，信义无价。曾子每日三省其身，其中一省即为“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而无信，不够朋友，都是对人的极大否定。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没有信义，你还能成得了什么事呢？
“义”，不容辞。
“义”，也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义”，因此要经受“富贵”“贫贱”“威武”的考验。经不住考验的，当然就是假仁假义、假情假义。
三国虽是乱世，但“义”并不孤。或者说，乱世更彰明了“义”的光彩、凸显了它的力量，患难更见真情、忠义。桃园三结义，义贯始终。进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因母被曹操扣为人质，虽入曹营，但与刘备、诸葛亮有“义”在先，终身不肯为曹操效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忠义仁勇”，千载之下，仍有人祭奠，被尊为“关帝”。关羽困在曹营，设计走脱，以诗明志，托人捎给刘备：“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达了富贵不能改其忠义本色的志向。关羽不事曹操，是要不负桃园结义的兄弟之义；他三次放走曹操，有人说，那是知恩图报之义，报曹操不杀之恩、知遇之情。乱世见“义”真！明遗民王季重对关羽与曹操关系的理解更进一步。他为一关帝庙所写的碑记中这样写道：“……而帝（指关羽，下同——引者注）之所遇，非仅仅昏愚乱贼之阴也，乃古今大阴似阳之曹操也。操之所窃，皆光天以下之事也。操之心，出门即已无汉，而操之身，至分香犹称安汉也。何也？操终于自王也。操之心，欲自居于文王，而以武王留其子也。忠义名节，操之所欲啖者也。操心知帝在则汉在，即杀帝之身，而帝之心在，则汉仍在，必欲潜移软买，得帝之心以用帝，乃可以致桓烈，乃可以取仲谋，乃可以蒙天下而饱其甘。试思其啖葛之忍，斩发之诈，下邳之役，何难一刃相推？而谬为恭谨如此，厚为遗赠如此！若将曰：吾与尔共奖王室也。帝以为此贼薄轻人至此，彼以礼献，吾以礼酬，立效明报，要示以朋友之谊，既不肯杀，吾去耳。辞操之书曰：‘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琅琅大语，万古磨刮，此所谓天下之大阳，破天下之大阴者也。”（《罗坟关圣帝君庙碑记》）曹操对关羽所有的好，都是以此利诱、收买忠义，是要借关羽之阳以“自重”。曹操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义的向往者，要实现他的英雄梦想，必须借“阳”还魂。关羽看破了这一点，只是用礼尚往来的原则处理。在大义大阳面前，曹操实是不敢造次。囚禁关羽、杀了关羽，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失义于天下，在大阳的照耀之下，大奸如曹操必定要现出原形，最终也只能放人。大阴如曹操，也想着必须借大阳洗白。所谓“大阳”，正如正午的太阳，既暖照一切，使“阴”无处藏身，又是“阴”们实现不了的理想，也是震慑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有人说，“恶”也是历史前进的力量，这恶一定在“义”之大阳的震慑之下，否则让它毫无顾忌、肆无忌惮，人间就要成为地狱了。
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应是中国历史上最融洽的，堪称独步古今。《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包括草船借箭、空城计，不少是移花接木，但“三顾茅庐”可证之于史实。《三国志》对此无详细描写，只用五个字表述：“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前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历史著作和当事人的自述都证明了刘备求贤若渴的真诚和对诸葛亮的“一往情深”。刘备三顾茅庐，把身段放得很低。他的两位兄弟关羽、张飞心里不服气，刘备对他们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关、张两位兄弟听出了其中的真诚，从此也与诸葛亮相始终。卧龙岗上建有关张庙。桃园结义的三位，加进了诸葛亮，才有了蜀汉事业。或者说，正是“义”，成就了蜀国。如果重“功利”，看“脸色”，辨“风向”，当时的魏和吴都比没有立锥之地的刘备强很多，大家都去投奔魏或者吴，哪有与之鼎立而三的蜀呢？义也好，气节也好，傲骨也好，似乎虚得很，但其力量却不可小觑，所谓精神的伟力，有着惊人的力道。义，不容辞。
相知乃是人与人关系的至高境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清人何瓦琴的联句，鲁迅曾以此书赠友人，现在已成为国人精神肌理的一部分。“士为知己者死”，知遇之恩有着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对于诸葛亮与刘备，乃是“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李兴《祭诸葛丞相文》）。君的信与恩，臣可以命相报。除了兴复汉室、为民请命的理想外，诸葛亮后来所有的努力的原动力都来自于此。
关于君臣相报，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说得明白：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刘向去三国不远，《说苑》应该对三国的君臣、主仆关系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施恩报恩，这是“义”的基本内容。臣不报君之恩，君不报臣之功，长此以往，乃是祸乱的根源。
刘备托孤，《三国志》有记载：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赦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后世因这段文字，多有议论。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的刘禅此时已十七岁，不是块定国安邦的料儿，已见端倪。所谓“家国”，作为蜀汉皇帝的刘备，“家”必在“国”之前，如果他能以国为重，完全可以下诏直接传位给诸葛亮。刘备深知诸葛亮为人，即使在他死后也绝不会废后主自代，所以他完全把话说得很真诚也很漂亮，这后面的背书和抵押物，乃是诸葛亮一贯的品行、他的“忠贞之节”。诸葛亮三兄弟分仕魏蜀吴三国，各为其主，国人不疑；诸葛亮劝刘备伐同宗刘璋而取益州，世人不以为贪；诸葛亮辅佐后主，专国十二年，与君与臣不生嫌隙，都因有他自己和诸葛家族的无私与大义做背书。此后的诸葛亮，确实做到了“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实践了他的承诺。不仅是士为知己者死，报答知遇之恩；不仅是忠义，也是信义。事实上，“信义”也为历史省下了巨大的运行成本，君臣猜忌的成本不可估量，甚至可招致亡国和大动乱，这可证之于不少历史大事件。
朱熹赞诸葛亮：“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若魏郑公，全只是利……汉高祖见始皇帝出，谓丈夫当如此耳，项羽谓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魏郑公魏徵本是隋朝叛将李密的部下，后归降唐朝，并说服李密旧部归唐。辅佐太子李建成，玄武之变后，归唐太宗李世民，并逐渐成为李世民的股肱重臣。这个不停改换门庭的魏徵，在朱熹看来，其心必私。刘邦、李世民、项羽等人的理想是打天下、坐天下，而且要把天下变成一姓的天下，并世世代代传下去。这可算是天底下最大的私和利。与他们相比，诸葛亮完全以义为之，没有自己的一毫私利。世风日下，今天的我们完全也可以像朱熹那样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
诸葛亮当然有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南阳称得上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作为后世之人的我们，也只有站在这卧龙岗上，才有可能理解其人生与理想、襟怀与操守。古人的理想，我们现代人是要用心去体会才能理解的。当然，“理想”是现代汉语外来词，先人所论应该是“抱负”“襟怀”；“理解”，先人的日常用语是“懂得”。古往今来，价值观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懂得古人的抱负，何其难也。我们更多的是误解、曲解。而且，地下的先人已不能辩解，误解何其深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句子，中国人耳熟能详。无法否认，南阳已经跟诸葛亮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诸葛亮生命的重要节点。他十七岁到南阳，二十七岁在刘备三顾之下，离开南阳走向天下，匡扶汉室，去实践他的理想。这里，留下了他十年的青春年华。
世人对诸葛亮的南阳生活和南阳之前的经历其实没什么兴趣，但对于我们理解诸葛亮的生命历程，这是不可或缺的。他不是一夜立志、偶然成才。他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一八一年），幼年父母双亡，跟随叔父诸葛玄先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再投奔荆州刘表，未受礼遇，流落他乡。不久，诸葛玄卒，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定居南阳，过起了耕读生活。是年，诸葛亮十七岁。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男儿建功立业的理想气氛弥漫四方。
当年的南阳居南北交通要冲，从京城洛阳经南阳可至襄阳、江陵，会通南北。不仅如此，从历史资料和现在的历史遗迹可以知道，当年的南阳是冶炼重镇、水利修竣的大郡，地震学、医学研究的中心，医圣张仲景、发明地震仪的张衡都是南阳人。在这样的地方，秀才才可能即使不出门，也知天下事。换在闭塞之地，再博学的秀才也无以知天下。诸葛亮好学而博闻强记，阅读了大量地理、历史、天文、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书籍。此地和周边有一批饱学之士，如徐庶、司马徽、庞统、庞德公、孟建等。这些良师益友，与诸葛亮“晨夜相从”，对其学识胸襟也有着巨大的帮助。诸葛亮志向高远，以天下为己任，“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世人认为他轻狂，而知道他“底细”的徐庶等挚友则“谓为信然”。他不仅有此抱负，而且有实现抱负的底气。在南阳，诸葛亮娶了当地名士黄承彦的女儿黄月英为妻。据说黄月英是位丑女，黄头发黑皮肤，但她的父亲、诸葛亮的岳父认为她与诸葛亮“才堪相配”。当时的南阳人以此为谈资，流传为一谚语：“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但此丑女确实有才，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观天象、制作木牛流马、布设八卦阵，多得力于黄月英。“色“，是男女关系的功利，诸葛亮与黄月英的夫妇之义，超越了这样的功利。
诸葛亮生于乱世、长在乱世。汉末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于曹操《蒿里行》诗中可见一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乱世涂炭生灵，也生产英雄，呼唤圣人。陈寿《三国志》说：“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可见，诸葛亮与刘备是互相钦慕。诸葛亮在南阳，虽是不求闻达，但理想一直在，“自比于管仲、乐毅”就是明证。他有治世之志。
如今卧龙岗的诸葛草庐，修于元代，有蒙古包的风味。“忠义”二字，不仅是汉人看重。中国文化里有“陋室”的情结，不仅有诸葛亮的“诸葛草庐”，还有刘禹锡的“陋室”、陶渊明的“田园居”、杜甫的“草堂”、归有光的“项脊轩”、张溥的“七录斋”等。其实西方人对奢华的东西也有警惕，如歌德就认为，豪华繁复的家居陈设不利于思想。苦其心志，也是实现理想的必备阶梯。正如明遗民王季重所说：“大凡读书之人，生于鼎盛则虚，生于困贫则实，不幸少利则浅，幸而晚达则深。酒肉昏神，绮罗软骨，谈弈废时，佚游短知，故富不如贫。”卧龙岗的生活虽不富庶，但并不都是苦行僧式的，也有安闲的田园牧歌。至少，《三国演义》有这样的描写。诸葛草庐，既有励志的一面，也有其日常安闲的一面。
卧龙岗武侯祠内有两组蜡像，对比鲜明，深深震撼了我。一组位于卧龙岗宁远楼，反映的是诸葛亮一家在卧龙岗耕读时的日常生活场景：诸葛亮手握锄抬头远望，弟弟诸葛均坐着，身后站着均妻林氏；站着的小孩是诸葛均和林氏的儿子诸葛望，而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则蹲在诸葛望的身边，似在和小朋友交流着什么。诸葛亮和黄月英的儿子在诸葛亮离开卧龙岗后才出生。这是一幅家庭和乐图，一派田园的闲适。明宣宗朱瞻基绘有《武侯高卧图》：衣衫宽松的诸葛亮悠闲地卧于丛竹之下。皇帝为什么如此描绘诸葛亮，皇帝不是希望臣子为他家的江山日夜操劳吗？明宣宗描画的也应该是南阳的诸葛亮吧。“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卧龙岗上吟出的诗句。草堂春睡、窗外日迟，岁月静好，安暖相伴，这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也是传统政治家、士子、士大夫经天纬地，安社稷、醇风俗，所要达成的理想社会。
站在丽日高照的卧龙岗上，我想象：功成身退的诸葛亮又回到了往日的高岗，光影静谧，春睡迟迟，课子读书，含饴弄孙……而为了实现天下饱足安闲的理想，这样的场景在诸葛亮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多少年后，李白在南阳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据说这首诗送的友人是杜甫。李白与诸葛亮气质不同，他没有联系诸葛亮发表感慨。但“孤蓬万里征”“萧萧班马鸣”暗合了诸葛亮离开南阳时的意境。沉郁如杜甫，免不了怀念诸葛，曾如此感慨：“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杜甫《武侯庙》）南阳成为永别。
离开卧龙岗，诸葛亮跟随刘备走向历史舞台，大显身手，艰苦备尝，为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刘备托孤，诸葛亮扶持幼主（还是个暗主），绝无二心，克勤克俭，治蜀有方。“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所反映的蜀国治理，已是三代的理想状态了。
诸葛亮的思想，于其所著《论诸子》中可见一斑：“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的夫子自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向往。临危难、从教化、结盟誓，广众、谋身、应变、事暗主、养人物，这些确是诸葛孔明的所为与所长。而这些的基础，无疑是一“义”字；倘若无义，何以临危难、从教化、结盟誓，广众、谋身、应变，事暗主，养人物？《三国志》评诸葛亮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总结说：“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不可为而为吧。不管怎么说，诸葛亮有着自己的命运，义也有其作用于人生、历史的规律。义，大概有着更长的运转周期，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着潜在的长远的作用，不可以一时的表面的成败论“义”。
在魏、吴的虎视眈眈之下，特别是在诸葛亮身后，蜀国朝不保夕。在“义”的规范之下，为了蜀汉江山，诸葛亮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表后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自表后主》）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信义灿然。不仅如此，诸葛整个家族忠贞信义，为大历史付出了巨大的历史成本。
卧龙岗另一组塑像有着强大的悲剧力量，颇具崇高之美。这组塑像位于南阳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大拜殿内。正中是诸葛亮塑像，两边分别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诸葛瞻长子），诸葛家三代共祀一殿。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病逝于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蜀汉景耀六年（公元二六三年），诸葛瞻与诸葛尚父子同时在绵阳战役中为蜀汉政权捐躯，父龄不足四十，子龄尚不足二十。诸葛瞻拒绝了魏军劝降许诺的高官厚禄，先是斩了来使，然后毅然出战，死于阵前。东晋的文学家、史学家干宝这样评说诸葛瞻：“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诸葛尚知父已为国捐躯，魏军已入成都。《华阳国志》以白描写诸葛尚慷慨赴死：“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乃驰赴魏军而死。”何等亮烈！祖孙三代，几乎是诸葛家的全部，这是诸葛亮家为蜀汉，为历史付出的巨大“成本”。
篡汉自代的曹家父子，残害曹家后人、灭魏立晋的司马父子，在诸葛亮祖孙三代面前，应是抬不起头的吧。如今的天下人，所佩服诸葛亮者，乃因其智，而且不是大智，乃是“智谋”，是用计。诸葛亮遗留给后人的，岂止是计谋？如果说要计算历史的“利润”，那就是“义”吧。诸葛三代，倾其所有，以高昂的成本，带给中国历史如此丰厚的利润！这样的历史利润泽被后人，后人享用着其恩泽而不自知。中国经历多次劫难而不亡，不也是多多得益于这付出了巨大成本的利润吗？
情义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能量。没有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之义和刘关张的兄弟之义，就没有蜀国的建立以及后来的儒家治理。情义也是人生的滋养与救赎。倘若社会上都是背信弃义的名利之徒，这样的人生是令人绝望的。特别是在动乱年代，信义、情义乃是沙漠中的甘泉，不仅可以救人性命，也给人希望甚至别一样的享受，提振人心，使人生得到升华，从精神层面上极大提升人生的质量。
知遇之恩与忠信之义，乃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中所熠熠生辉者。倘世上无忠信，绝情义，乃是灯灭，黑灯之下，就都是狗苟蝇营之徒了。
长居成都的杜甫，大概是总能感受到诸葛亮的气息，写了多首与诸葛亮相关的诗。如最著名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毛宗岗父子用明代状元杨慎的《临江仙》为《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似乎看尽兴亡沧桑，但对诸葛亮却是心有念念，大概是不忍让“义”付之东流吧。正德戊寅（公元一五一八年），杨慎访武侯祠，见祠壁有无名氏所题诗句：“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杨慎能在心里记住这首专记武侯事迹的诗，并在多年后复述给他人，他是不忍将诸葛亮也“付笑谈”啊。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诸葛亮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的《出师表》与苏轼《赤壁赋》、李密《陈情表》都是历史上的名文，但只有诸葛亮《出师表》中有“拳拳之心”，且情深义重，无私，无文饰，这都是苏轼和李密所不能比的。李密以蜀汉旧臣入西晋为官，《陈情表》虽然动人，但骨子里是以人伦情感自保，他只能是诸葛亮的仰慕者。李密的儿子李兴曾撰《祭诸葛丞相文》，倒是理解诸葛亮的，我想：他一定也认为《出师表》远超他父亲的《陈情表》。《赤壁赋》是美文，性情之文，是自得自洽之文，但没有《出师表》的深情。苏轼自己也说：“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而下，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出师表》哪仅是一个“忠”字了得？！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的论点。大难来时，大概是不能依仗所谓纯粹的文士。太多的文士把所谓的理想停留在嘴上，没有付诸实践的胆识与勇敢。小儒形态的文人，其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周作人的这首打油诗写于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诗中可以感受到文人对时局的忧虑，山南大水对于种园之人，确实是恐惧压顶，吓都吓死了。周作人不是儒家，不肯承担责任，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所以要么逃避要么投降。
诸葛亮的理想与操守，功业与坚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确乎不是一二文士所能比拟的。后人没有忘记诸葛亮，惦记着他的忠义，中华大地上，光是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就有九处。陕西汉中勉县武侯祠建于蜀汉景耀六年（公元二六三年），建立时间最早，且是唯一由皇帝下诏修建的武侯祠。最让我心动的是此武侯祠内的一株旱莲。据说这是世界上仅存的一株古旱莲，已经四百多岁，栽于明朝万历年间。旱莲三月开花，但此前花苞要孕育十个月，且先开花再长叶。初开花时呈玫瑰红色，盛开时红白相间，极似莲花，称为旱莲。无水，而要开出莲花。我由此联想到诸葛亮：他不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株旱莲吗？
（选自2023年第9期《人民文学》）
原刊责编 李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