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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哪里知道什么叫湿地呢，连沼泽也不懂。多少年以后知道了，心里却一阵后怕，尤其看到电影里有人掉入泥沼，慢慢被淹没得无影，只冒出几个气泡的镜头，内心产生一种恐惧和无助。沼泽是湿地的一种，是因为地表及下层土壤过度湿润，地表生长着湿性植物和沼泽植物，从而形成了大片泥淖区域。
少年时，每年暑期我都要和奶奶到鄂温克旗草原一个叫西苏木的地方，它的东面就有一片沼泽。西苏木，汉语当时叫西公社，蒙古语音译为“巴仁苏穆”。暑期开始后的两三天，奶奶便领着我出发，到海拉尔河西的长途汽车站坐车，然后颠簸一个上午，经过南屯（巴彦托海）、砖厂、巴音塔拉几个站，到达西苏木。那时候，草原还没有高速公路，水泥马路也没有，只有草地上被轧出的两条车辙，形成曲曲弯弯、泥泞坑洼的土路。所以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长途车要走三至四个小时。或许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草原，而身体却困在行驶缓慢的车厢里，时间对我来说漫长至极，急得我一路不停地问奶奶：奶奶，咋还不到呀还不到啊……奶奶却一点都不着急，也很享受我急切的模样，笑着答复我，马上喽马上喽。后来长大了，我对“马上”这个词有了新的阐释，所谓“马上”，并不是词典里的“立刻”的意思，而是在马背上，在去往某个地方的途中。所以至今朋友组织饭局，问我到哪儿了，我的回复永远是“马上”。
车厢里坐满了乘客，多数穿戴着蒙古族的服饰——帽子、头巾、蒙古袍、马靴，但是这些蒙古特征的服饰好像被分解在每个人的身上一样，有的戴布里亚特尤登帽（“尤登”系布里亚特蒙古语，意为缝在衣领上的风帽或兜帽，尖顶，带护耳，形似圆锥，也有说类似哥特式建筑），有的系头巾，有的穿马靴，有的穿蒙古长袍，而其他部位都是城里人的装扮。那个年代，这种蒙汉混搭是常有的现象，只有真正的草原人，比如布里亚特人，或者巴尔虎人才保持着民族服装的完整。车身的摇晃颠簸，经常会引发妇女们的一阵尖叫，尤其是坐在最后一排，颠起来，头会碰到车顶。我就经历过一回，因为上车晚了，只能坐在最后，剧烈的颠动，让人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将我整个身子弹起，脑袋撞到车顶的铁皮上，然后屁股重重地落在椅子上，我疼得眼冒金星。
西苏木有我大姑家，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就参加革命，当时是西苏木供销社的主任。大姑的儿子与我同年却大我几个月，叫金福。沼泽就是他带我去的。西苏木的西边是好力堡布里亚特居民点，北边是巴彦塔拉达斡尔族民族乡，南边是实验站，东面就是那片沼泽。大姑家往南一两百米就是那条我和奶奶乘车而来的草原公路，蜿蜒伸向远方。路上经常有汽车经过，长途车、运牛奶的罐子车，偶尔也有吉普车或小轿车。车过后，会飘来一股汽油的味道，这种神奇的味道曾经让我着迷。或许是那个时候的汽油不能完全燃烧，味道很纯粹，带着特殊的香味儿，而现代的汽油却已经彻底燃烧，成了污染性的废气。我现在感觉，它或许是冥冥中我对汽车这种现代性怪物的一种陌生的向往，也注定了几年后，在我14岁的时候，离开这片土地。
我在西苏木活动的范围其实很小，前后左右大约一平方公里，那条公路我都很少跨过。在我少年的意识里，草原就这么大，此外都是边界或者根本不存在，就如同人类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之外还有银河系，我们总是感觉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走向沼泽，是我少年的一次冒险。
从大姑家往东徒步两三公里，便进入那片沼泽地。其实我们的目的地不是沼泽，而是沼泽另一面的山丁子、稠李子树林——山丁子、稠李子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野生水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能运送到呼伦贝尔的水果很少，大多是冻梨和冻柿子，虽然也好吃，但价格不菲，一般人家是不能常吃的。所以，山丁子、稠李子是我对水果的最初的记忆。前两年，也就是我到北京四十多年后，老家的朋友给我快递来两桶山丁子和稠李子，我吃了几颗，却已经完全没有了儿时的回忆，只有干涩和酸苦，在南方长大的妻子嚼了几下，竟然吐出来，皱着眉说，你小时候就吃这么难吃的东西呀。我辩解道再放一放才好吃，便把它们放入冰箱，几个月后想起它们时，已经变质，只好扔掉。金福带我来到沼泽边，看着水中露出的一坨坨草墩子，我非常好奇，上面的细草就如同流浪少年的长发，蓬松而凌乱。草墩子，学名叫塔头，俗称“塔头墩子”。塔头是苔草沼泽北方典型的湿地类型之一，是高出水面几十厘米至一米的草墩，它是由沼泽地里各种苔草的根系死亡腐烂后重新生长，然后再死亡、腐烂，再生长，这样循环往复，同时与泥灰碳长年累月凝结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据生态专家考证，塔头的年岁最长可达10万年。可当时我不知道这些，也不知道塔头之间的水下泥沼的深浅。我们就是踩着可能已经生长了10万年的塔头，从一个塔头跳向另一个塔头，往前移动。塔头与塔头的距离在半米左右，土质非常黏滑，所以脚落下时一定要踩到草茎上，不然很容易掉入泥沼之中。有一次我险些滑倒，身子摇晃了几下站稳。我站在塔头上，前后观望，心里有些胆怯，但少年的我是不容许自己被同伴小瞧的。
塔头之间的水很清很浅，能看到水中游动的小鱼和水面点水的小蜻蜓。不时有青蛙被我们惊吓，跳进水中。别看金福和我年龄相仿，但他一看就是老手，是这里的常客。最让我吃惊的是，他抓住一只青蛙，从后脚掌撕开一个小口，然后用力一拉，将青蛙的皮活剥下来，瞬间，一只绿色的青蛙，变成一只粉红色的肉身。我经常在草原上抓蝈蝈，还有“油罐子”——油罐子，学名蒙古棘颈螽，是一种大型的螽斯。与蝈蝈不同的是，它雌雄两性都能发出叫声，分布于内蒙古的草原或戈壁之中，据说它圆鼓鼓的肚子里有很多油脂，常被牧人放入勒勒车的车轴内，起到润滑作用，但我一次也没亲眼见过。在草原上，我一气儿可以抓到十几只蝈蝈和油罐子，把它们分别装在笼子里。因为拥挤或者互相残杀，几天后就会死掉一些，看着被同类撕咬后残缺的尸体，我没有感到不适，而活剥青蛙，却让我触目惊心。我闭上眼睛，拒绝看他的暴行，而金福却笑话我像个女流。不一会儿他又抓了一只青蛙，并当着我的面，把它脱皮，技法熟练，得心应手——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的这门手艺。他从兜里掏出两根鱼线，线头上绑着粗粗的黑色铁质鱼钩，将青蛙固定在鱼钩上，然后将其沉入水底，而另一头线则用铁钉绑紧插入塔头上。清澈的水底，能看到粉红色的青蛙四肢挣扎，动作越来越迟缓。我赶紧转过头，不忍再看。两根鱼钩都沉入水底之后，我们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岸边，抬眼望去，一片山丁子和稠李子树就在不远处，差不多有两三米高，密密麻麻，隐约能看到树枝上一串串的果实。这里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或许正是因为这片沼泽，保护了它们的安宁，让它们与世隔绝，自由生长。附近的牧民本来就很少吃蔬菜，更不屑于吃这种黄豆粒一般的水果。记得有一年我请蒙古国的一位艺术家苏赫（Sukhee）吃饭，他大口大口地吃牛羊肉，蔬菜碰都不碰。问他为什么，他说：羊和牛是食草动物，草里的维生素转化成了肉，我吃牛羊肉不就等于吃草和蔬菜了吗？我和金福快速跑到树下，揪了一把稠李子贪婪地塞进嘴里。稠李子形状类似野生蓝莓，只是颜色偏黑一些。我含住果实，只需舌头抹一下，果肉和籽就分离了，籽被我吐到草地上。接着我们又跑到山丁子树下，揪下一串，放进嘴里猛嚼。山丁子还没有熟透，有点酸，最好吃的山丁子一定要在霜冻之后，果心和果皮红透，放在嘴里柔软而甜涩。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学，没有时间来这里，只能在城市的路边，流着口水看人兜售山丁子。这时一只老鹰在我们的头顶盘旋。金福警告我保护好自己的帽子，这一带是老鹰的捕食区域，我们的到来惊动了树上的小鸟，还有地上的土拨鼠，这些都是它的食物，由于我们的打扰，它们躲进了巢穴，也躲开了老鹰的视线，所以老鹰很生气。我确实听人讲过老鹰叼走帽子，挂在高树杈上的故事，我还听过老鹰用爪子抓起小孩儿的传说。我用手捂住帽子，另一只手摘着树上的果子。不一会儿，我们的挎包就被装满，我们的嘴唇和舌头已经变成蓝黑色，我和他伸出舌头相互嘲笑。这时，天色开始暗淡下来，太阳就要落入山下。我们在天黑前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天一黑，狼就会成群结队地出来，那我们就凶多吉少了。
夕阳中的西苏木远远地散落在草原上，烛灯如星光闪烁，屋顶的炊烟像浮云般游荡缥缈，天空澄明而幽远。暮归的乳牛们，顶着弧形的牛角，步履匆匆，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远处，牧人赶着羊群，在黄金般的晚霞中移动。我和金福也加快了脚步，因为我们已经听到彼此肚子的咕噜声了。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天一亮就跟着表姐莲花到院子里看她给母牛挤奶，我在一旁帮忙牵住小牛犊。哺乳期的母牛夜晚是要和小牛犊分开的，不然牛犊会把母牛的奶子吃光，第二天早上挤奶前才让它们母子团聚。据说是为了让牛犊引奶，但我觉得应该是牧人与牲畜之间达成的一种规矩。分隔一夜的牛犊，见到母亲后兴奋地冲上去，嘴撞击着乳头，贪婪地吮吸，发出唰唰的声响。可是刚吃了几口，牛犊就被拽到一旁，小家伙瞪着可怜的眼睛哀求。这时，我只能摸摸牛犊的脑袋，表达我的怜悯，还有愧疚之情。
金福从屋里出来，蹑手蹑脚地拽过我手里的绳子，将牛犊拴在栅栏上，然后拉着我就跑，等埋头挤奶的姐姐反应过来时，我们已经走远。身后传来姐姐的声音——别进沼泽地啊，小心陷进去。我们嬉笑推搡着往前走。我问金福，这么早又去沼泽地干啥呀？他神秘地笑了笑说，到那儿就知道了。
来到昨天下钩的地方，金福竟然从水里拽出两条灰绿色的大鲇鱼，其中一条比我胳膊还长，巨大的嘴巴，弯曲的两根胡须，眼珠绝望地看着我们。那两只被脱皮的青蛙，已经被鲇鱼吃得只剩下几根细骨架，鱼钩穿透了鱼鳃，露出尖刺。
我终于干了一件那一刻我最不想干的事，我甚至又抓了一只，熟练地完成了所有剥离程序。他阻止我道，可以了，我们只有两只鱼钩，所以只需要牺牲两只青蛙就够了，多了就是“违勒日”。“违勒日”这个词是蒙古语，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试图找到它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它近似汉语中的佛教用语“造孽”或“造业”，但又不完全准确。我请教了我的朋友翻译家哈森，她的解读是“善意的惩戒”，正好合乎我的初衷。
重新下完钩，金福揪了几把塔头草，包住我的一只脚，又用干草捻成草绳系在我的脚上。我就这样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当时，奶奶正在炕上抽旱烟，是那种用纸自己卷的烟。见我狼狈的样子，赶紧掐灭烟头，一骨碌下了地，焦急地问我：弥尼奥恩伯乐，亚噶德伊姆狼狈地别杰咩？（蒙古语，意为：我的孙儿，怎么这么狼狈呢？）奶奶汉语说得不太好，总爱在蒙古语中夹杂一两个刚学会的汉语单词。我9岁那年，奶奶在我睡梦中猝然过世。等我被母亲叫醒时，我看到奶奶躺在炕上，脸上盖了一块布。我不理解，几次趁人不备将那块布掀开，我不想让它遮住奶奶的眼睛。
二〇一七年夏天，我回呼伦贝尔，要求金福带我去看看现在的西苏木，看看那片沼泽地。他开着车，从南屯出发，沿着当年我和奶奶坐长途汽车行进的路线——砖厂、巴音塔拉、西苏木。多年以后，我差不多走遍了呼伦贝尔，一九八三年，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终于扩展了对西苏木周边的视野，我坐着运送牛奶的大罐车，一直向南，穿过西苏木，经实验站、孟根楚鲁、伊敏、红花尔基，到达大兴安岭南麓，一个有森林有泉水的地方——维纳河。之后几年，这里成了我最初小说写作的地理坐标，我写了《爱，在美丽遥远的维纳河》《维纳河的沉思》《猎人与狗》等等。向西，我与老叔到了满洲里、呼伦湖（我们都叫达赉湖）、新巴尔虎右旗。由此，我知道，我少年时的西苏木，其实很小，小到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现在也是如此，它就是一个地名，一条公路旁的站牌，一个路过而不必停车的小站。但在我心目中，西苏木依然是我观察呼伦贝尔、回溯故乡的焦点，而那片沼泽可能就是我记忆深处的原形吧。50年的变迁，西苏木所有的记忆只留下了一小座黑漆漆的土坯房子，它躲在水泥砖房或者楼房之间的缝隙里，反而格外醒目。金福告诉我，那就是他们家仅存的一座仓房。我和金福来到了当年的那片沼泽。我已经完全不认得这里，好像第一次来。那片沼泽已经变成湿地保护区，周围用围栏围住，一条铁路从它的旁边穿过，通往伊敏矿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发伊敏露天煤矿，修筑了一条海拉尔至伊敏矿区的铁路，源源不断的煤，经过这里运往内地。沼泽对面我们曾经采摘山丁子、稠李子的树林，只能遥遥相望，茂密而疏远，成了一道景色。
我和金福提起当年剥青蛙皮钩鲇鱼的事情，他竟然全部忘记，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他后来全家搬迁到旗政府所在地——南屯，在这里的记忆也随之而去。但我记得那个夏天，记得他在沼泽地说的那句话——可以了，我们只有两只鱼钩，所以只需要牺牲两只青蛙就够了，多了就是“违勒日”。这不像是他那个年龄的人说出的话，但是我听到了，声音就在沼泽中回响，就仿佛是沼泽说的。
（选自2023年第5期《十月》）
原刊责编 江 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