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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春节比往年早，昆明今年的冬天并不冷，暖洋洋的，阳光明媚，篱栅前的迎春花、玉兰花、海棠花早早地开了，桂花也花信不断。
正月初八下午，我在家中小憩，忽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是一位女士，声音有些沙哑，且夹着有几分悲切：“这是齐扎拉书记的电话吗？他在吗？”“我就是，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我急促应答，搜索记忆，这声音并不太熟悉，却预感到，她一定遇上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对方说：“我是汤世杰的爱人——井江榕，汤世杰昨天下午走了，想告知您一下。”“走了？走哪里去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嘀咕了几句。对方哽咽着说：“春节前就住院了，没熬过去，昨天走了。”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报丧的电话，刚才还明亮的天空，一时阴霾压城。我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请您节哀，请您保重……”惊闻君已去，蓦然无所措。这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一时不敢相信，汤老师就这么走了，他那笔直身板，就像哈巴雪山一样巍然，他那头银发，还有那一身儒雅的气度，处处充满生命的活力。我不知该怎么去安慰井老师，因为前阵子，我还跟汤老师通过电话，他那豪爽的笑声，犹在耳边。几天前还在微信上看到汤老师发的诗句：“终于把头顶的方格天花板，看成一面迎风而立的立墙，线条有时倏忽飘散，有时又横七竖八地插出一座金字塔……”一语成谶，一诗作别吗？当时，心里就掠过一丝凉意，汤老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写这些。现在明白了，那是他与这个世界，与亲人朋友们最后的诀别。
那天傍晚，我坐在书房里，任春城的暮色将我湮没，视线渐渐模糊。可是，与汤老师的文缘与友谊，却像香格里拉纳帕海、碧塔海的碧水蓝天一样，清晰如昨。
第一次与汤老师相识，是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当时在中甸县担任副县长兼县旅游局局长的孙炯同志陪着一位衣着整洁、个子高挑的人来我家，介绍道：“这位是汤世杰老师，写过宣传丽江的《情死》等作品。”我站起身来，伸手欢迎，观来者举止儒雅、气宇轩昂，虽未读过他的文字，但是第一感觉是，观其人如知其文，一定是心灵通透，高古典雅。寒暄过后，正值午饭时间，便邀他俩喝酥油茶、吃糌粑，他没有一丁点的拒绝，坐下来便大口喝茶、吃肉，一下子便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那天中午，谈得很投缘，谈及香格里拉从虚拟到现实的采访调查事宜。汤老师是一位倾听者，一张口，便谈吐不凡，见解犀利，而谈话的身段和姿势又很低。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老师，便一见如故，似曾相识。真的感受到“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诗的个中韵味。人生就是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喜欢就是喜欢，有缘就是有缘，分别时，我请孙炯副县长负责接待汤老师在中甸的采访和生活。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为汤老师，有缘人称呼什么都不重要，因为有缘在一起，一喊就是一生一世。
相识若只若初见，无论南北西东，心有灵犀者，第一观感便注定了永远。后来，汤老师在《灵息吹拂》一书中这样写道：“初见齐扎拉，与我见过的如今的藏族年轻人相比，他的个子显然不够高大，也不够壮实，不知那是不是与他当年整天整天地吃不饱有关？”“在与齐扎拉初识于一次会议之前，我已听说过他的一些传说故事，坐得离他很远，只能偶尔远远地朝他投去一瞥，他显得那么平和、自信，一头略微卷曲的黑发，掩不住脸上的和善、智慧与刚毅。”这是汤老师最初对我的印象。后来，他在文字里写我俩的交往是这样描述的：“在与齐扎拉多次交往中，我们有时结伴同行，有时品茗恳谈，有时静坐无语。我还渐渐走进了他的生活，走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汤老师是真正懂我的人，何尝不是走进我的灵魂深处的人呢？汤老师在《牧人之子》一文中，把我称为牧人，渗透到骨子里的牧人精神、牧人胆识、牧人气质，如骏马奔涌的热血，蓝天般坦荡博大的胸怀，情重如山、为真理赴汤蹈火的铁肩道义。确实，牧人生涯是涂抹在我生命底色最朴实厚重的一页，是指引我一路前行的月光，直至今日。
从相知到相惜，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孙炯、中甸县外办主任和丽萍、县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孙勇等，还有同汤老师为首的一群昆明朋友，他们中有《云南日报》记者作家张福言、云南省文联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朱运宽、纳西族文化人和中孚、《云南画报》记者张金明、热爱迪庆的摄影家何祥庆等，只要逮着机会就聚在一起，围绕着香格里拉的历史话题、文化品牌、景区打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迪庆州委书记格桑顿珠偶尔也参与其中。不分职务高低，职业跨度、年龄长幼，一杯酥油茶家万里，一壶青稞酒见深情，大家因香格里拉而梦，因香格里拉而呼，因香格里拉泪洒梅里。
更多的时候，在独克宗古城的路边摊前，在建塘酒店的卡座上，在省城玛吉阿米的小单间，在翠云楼的小饭馆，吃着牦牛土豆的家常菜，喝着地道的青稞土酒，微醺时，能歌的则唱，能吟的则吟。每一次，汤老师都会点我唱《慈祥的母亲》，压轴的则必定是孙勇的《康巴汉子》。孙勇身材魁梧、粗犷，双眉浓黑如夜。汤老师说：“听着孙勇的歌，闭着眼心仿佛变成了一朵云，随歌声飘荡，那样的歌是从心底孕育出来，又飞到大家心里去了。”
当时，身为中甸县委书记的我，整天忙于开会、下乡，处理边界纠纷、维稳、招商、考察，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但我不管多忙，都要挤出时间与汤老师见面，深聊，甚至邀他一起参与普达措考察。
相识后的第二个夏天，汤老师来迪庆采风，恰好遇上准备骑马进山踏勘，规划普达措国家公园。汤老师坚决要求参加。何乐而不为呢，我让县林业局局长具体负责保障，当时普达措还未修路，仅靠骑马进山。到了湖头，天空晴得好，看过景区，需要坐船到海尾，于碧塔海上岸。便将马队遣放回去了，鸥渡，争渡，弃舟登岸，天空忽然变了，电闪雷鸣，冰雹如鸽子蛋般地落下，且一道道闪电划过天际。我们只好在一棵冷松下待了好长时间，冰雹过后，雨下得好大哦。等了一个多小时，雨不停，只好让林业局局长派人去找马队，左等右等，不见山间铃响马帮来。于是决定走另一条路，穿竹林而过，走之前，大家互相让雨衣，将最好的给了汤老师，他却又转赠队伍中的女眷，说自己没事，完全一派绅士风度。穿过竹林时，仍旧无路，看汤老师的衣服湿透，一脚皆是泥，我怕他感冒，终于忍无可忍，对着林业局局长发脾气，说你们是怎么保障的，人都淋成落汤鸡，还找不到下山的路。林业局局长见我发脾气，便亲自带队去找马队。汤老师却说，没关系，雨过之后，山那边能看彩虹。那种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着实让我感动。终于，爬到了牧场，找到一个牛棚，钻进去烤火，烘衣服，喝煮沸的牦牛奶，暖暖身子。汤老师说，这次考察，是自己最美的一场体验。那一刻，我发现，汤老师心里的永远是诗，儒雅之风到处可见。
最难忘的是云南省人代会期间，迪庆州代表团驻连云宾馆，离翠湖边文联宿舍很近，我放弃应酬，到他家做客边品茗、边聊自己的家史。讲到我父亲去世的经历，阿妈一个人一面在生产队干苦活儿脏活儿、最危险的活儿，一面还要养牛、养猪、做饭、浆洗、教育孩子，以一个女人的肩头，支撑着那个家，把三个娃娃抚养成人，可惜舒心的日子刚刚开头，阿妈就离世了……行至云深处，话触动情弦，我一次次地沉浸在那云雾迷茫的历史中，此刻小屋里的空气变得凝重，仿佛整个翠湖都悄寂无声，沉默中我看到汤老师眼角通红，思绪也随我一道飘融进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而井江榕老师坐在一旁，早已泪流满面。
一个含泪的倾听者，是可以做一生挚友的。经过在迪庆高原两年多的采访，汤老师的《灵息吹拂》出版了，他在迪庆的知名度瞬间提高，朋友也多了，领导干部、牧民、商人、导游、僧人、文化人都熟知了汤老师的大名。但只要到中甸，他必定会通知我见个面，聊会天，有时他也会带一些作家朋友到云南或迪庆介绍我认识。记得二○○一年的秋天，他把《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老师介绍给我。那天晚上，在昆明玛吉阿米酒家，我做东，请他们两位，对饮成三人，其乐融融。汤老师帮我做工作，请陈老师动员陕军西南行，到迪庆采风，宣传云南宣传迪庆。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像是位名作家，更像一个迪庆香格里拉宣传大使和守护者。
汤老师走了，在今年喧嚣的春节里，悄然地走了。从咆哮的虎跳峡，回到宜昌，他沿着那条大江，静静地走了，不带一片彩云，却带走迪庆万千藏家儿女的心。君西行，天知否，我相信卡瓦格博已经感应到了。就在汤老师走后的第二天，梅里雪山之巅，三江并流的群山之巅，下了三天大雪。这是香格里拉人民在送汤老师啊！
汤老师，您看到了吗？
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且喧嚣的年代，周围的人也和换家电一样，走马灯似的换茬，曾参加了多少次的聚会，又互换了多少张名片，可最后留下来的真朋友，却寥寥无几。
汤老师就是我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我俩的职业跨度很大，但对社会的认知和自己的责任，皆心怀敬畏与忧虑。汤老师是我品茗时，可倾诉心里话的朋友。
雪山轰然而崩，一个情系三江大地的好人走了。可是，白马雪山记得，普达措记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随着香格里拉品牌落地迪庆高原而推动的旅游热，让迪庆这个宁静了数千年的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也伴随着全州上下的狂躁，面对这些自己一度深陷苦闷和焦虑之中。在翠湖边的小茶馆里我们长夜深谈，把迪庆砍木头经济、松茸经济进行剖析，对现在旅游中出现的对生态、文化、人口、心态等的冲击的忧思进行交流。
他耐心地听我讲，又不时地将国内外旅游发展好的案例讲给我听。他慢慢地对我说：“想太多，心会累，走太急，脚会痛。”在他的启发下，最终形成了我关于迪庆五个方面不能污染的发展理念，即空气不污染、垃圾不污染、水不污染、噪音不污染、文化不污染。对照总书记说的“两山”理论，这些提法，对于位处长江源流的迪庆来说，今天仍不过时。
我调到西藏工作后，曾多次邀请汤老师到西藏走走看看，但因身体原因，医生劝他不要上高原，而我则忙于事务，也没回过昆明，就多年没见了，但电话短信联系一直未中断，我们的心是没有距离的。就像有次我从下乡途中，赶回拉萨急见一位敬重的老智者，我愧疚自己的行头，老者宽厚地笑着说：“穿什么衣服见面不重要，心在一起就好。”是的，就时空角度而言，我和汤老师是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了，但我们的心和灵魂是一直在一起的。
汤老师虽不是云南人，却是云南最好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从他近六十年创作的《高原的太阳》《情死》《在高黎贡在》《烟霞遍地》《灵息吹拂》《走进中甸——香格里拉的悬念旅程》等作品来看，都是反映云南边疆特别是滇西北民族地区生活的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作为滇西北人民的儿子，我无不为其一篇篇、一部部的心灵之作震撼。特别是从《灵息吹拂》中可看到汤老师对云南这片红土地的炽爱，从风雪弥漫的藏家木楞房，到炎热酷暑的傣家竹楼，从纳西情死的玉龙悬崖，到茶马古道的怒江溜索，都留下了汤老师深深的足迹，细细品味每一段文字，都能触到他对云南无限的爱意。
正是因为爱，他在结识了香格里拉落户云南迪庆的最早也是最初的探寻者、倡导者、建设者——云南青年旅游工作者孙炯后，怀着对香格里拉的向往好奇，同孙炯一道参加了云南省政府组织的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旅游开发工程课题组的一系列活动。十余次深入迪庆采访领导干部、普通公务员、农民、牧民、僧侣、商家、教师、医生等三百五十多人，并将这种民族文化资源，化为精神的家园，拓展了自己写作视域，形成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新文体，为云南作家主动参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了探索和奉献。
人能写文，文也能写人。从汤老师《灵息吹拂》中我读到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读到了他对迪庆天、地、人和谐共处的赞美，对香格里拉的如醉如痴。他期望着迪庆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坚守天地人和，更关注迪庆人的生存环境、生存质量、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得失。
汤老师是一位让我们这些少数民族朋友敬重的老大哥。“老大哥”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对汉族同志亲昵尊敬的称谓，由来已久，这位老大哥几十年来以谦逊、豁达、悲悯、风趣，在滇西北各族人民心中，成了一道文化的精神的风景线。
没想到这位行走在迪庆、丽江、怒江、大理滇西北，并扎根云岭的当代著名作家，在留下一部部皇皇大作后，竟悄悄地走了，真令人感叹生命无常，为汤老师的离去而扼腕痛惜。
斯人已矣，接到汤老师去世的消息后，我也无暇过节了，满脑子想为汤老师做点什么，撂下井老师的电话，我立刻致电云南省文联主席孙炯同志，问询汤老师善后事宜。并说若在昆明举办祭奠活动，我要参加，亲自送汤老师最后一程。不巧，孙炯正感染新冠住院。他告诉我，云南省文联安排副主席兼省作家协会主席范稳作为代表将专程赴湖北宜昌参加追悼会，孙炯随即请范稳与我联系。当晚，我将汤老师去世的消息告知当年的中甸县即今天的香格里拉市委书记杨梓江同志，并建议以香格里拉市市委、政府名义发唁电。
雪山脚下祭哀思，牧人哈达献忠魂。安息吧！尊敬的老大哥。雪山常在，牧人常在，哈达常在，而故人已悄然离去。正月初九一大早，我将一条洁白的哈达，托付范稳老师代我向老大哥敬献心香一瓣，以寄托一个牧人深深的哀思。
（选自 2023 年第 7 期《边疆文学》）
原刊责编 潘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