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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先生究竟有多少藏书？这始终是个谜。
先生的《故园九咏》中，有咏“焚书”一题，脍炙人口：“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其实，照片中契诃夫何曾在笑？只是在诗人的眼里，自己境况堪哀，痛惜爱书之情，不能自已，所以别人都是“笑”，而自己则是在“垂泪”了。
他还有《夜读》一首，言患难之中爱书乐书情状，言浅意深——
一天风雪雪断路，
晚来关门读禁书。
脚踏烘笼手搓手，
一句一笑吟，
一句一欢呼。
刚刚读到最佳处，
可惜瓶灯油又枯。
鸡声四起难入睡，
墙缝月窥我，
弯弯一把梳。
这些记在他腹中，后来凭记忆写出的作品，都是他复出后再也没能超越的典范之作，即如严辰先生等高度评价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包括收入中学课本的《理想》、后来比较知名的《就是那一只蟋蟀》，都达不到当年那种生命相托、相濡以沫的艺术境界。
关于流沙河先生与书籍感情深厚，和一生相托、相知、相与悲欢的故事，知者多，述及者也多；特别是先后两位夫人的回忆录，丝丝入扣、淋漓尽致地绘出了他作为“书人”的今昔乃至“山河岁月”，读之令人动容。
一九八〇年前后，我撰写关于他诗歌评论的“学位论文”，多次到他编辑部办公室去。那时，他座椅背后一旁，仅有一只简易的竹制双脚书架，不过数十本书，且以杂志为多。我几次问及他的藏书，并表现出想去家里看看的意思，他都婉拒了。当时他刚从金堂调回文联《星星》编辑部，说藏书都在“老家屋头”，还未及搬过来。
事实上，他住在布后街二号院，也就地面一间小屋，十余二十平方米，门口走廊蜂火煤煮饭。我往屋里望过，光线甚暗，委实不见什么藏书；而且有一双小儿女，和时来照顾的岳母，可谓“济济一堂”，如何可得进去？
与先生渐熟，又加上我“少不更事”，以为受导师指派写研究他的论文，好像就有资格开口提要求。我翻阅过他办公室书架上的书，也借过。其中有一册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繁体字版，今天还想得起来，因为抄录过，抄件近日还找到了，可作“硬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伊始，我开始常到他家拜访。其时他居于作协宿舍三楼，四楼是小说家周克芹，我往往是上下楼“一石双鸟”，先后拜访。有一天晚上，流沙河老师开玩笑——当时是谁说这宿舍有他们两个名人，沙河师即以手比作手枪，说从楼下边一枪上去，他两个就都见不到了。举座开颜。那时先生家中为什么那么多人（谭楷、林文询等也是常客），今天的青年一定不知。实际上，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流沙河老师的家往往就是文学青年、后学的“沙龙”，连他儿子鲲鲲一听敲门声都知道是谁来了。
那时他的藏书有多少呢？仍然是一只书柜（有玻璃了）。夫人室里也有一只书橱，书的数量还要多些，可能有三四百册。我问过流沙河老师：“旧宅的书搬过来没有？”他神秘一笑，未置可否。后来我才恍然，他哪有多少藏书，他的书，都在他腹中！所谓“腹笥充盈”——他记忆超群，过目不忘；“五七”以后，更是卧居、劳作于文联图书馆……
流沙河先生的藏书不以量胜，他甚至说不上是一位藏书家。这不是他不爱书。在磨难中，他的书和手稿即使转移到妻子乡下亲戚家，也没有逃过劫难。那个时代，如果因为收藏的一本书被打上“反动”烙印，被认定“妄想变天”，是可致命的。
二十一世纪初，沙河老师乔迁新居。藏书虽不多，但也沉重。他爱书，怕搬运工损坏，便与夫人吴女士亲自搬运——我在大慈寺附近就曾两三次遇见他们左背右提，正在“运行”。
总之，流沙河老师藏书不多，至多不过三千册吧。能被他留下来的书，均属精品，是“幸存”，是他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好书，我想是在老文联那座图书馆内，更在他心底、记忆中。
海内一般认为，流沙河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将台湾现代派诗引介到大陆文坛的评论家。这个当然有争议，如同先生自道：
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啊。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这里讲到的《十二家》，即其专著《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此前分篇章连载于《星星》诗刊；这是流沙河老师“摇身一变”，成为台湾现代派诗人点评专业户的伊始。随后还有《余光中一百首》《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等，散见于各报刊，甚至“出口转内销”，刊载于台港地区的书刊。大陆较早介绍台湾诗的，也还有他人，如古继堂、古远清、李元洛等，鄙人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点评余光中诗两种出版。若说流沙河老师是开路先锋，是基本无疑的。
这里有个有趣的故事。当年台港版书还十分稀奇，流沙河老师拥有这些“原始”版本，自然引动各方好奇，试图借阅者甚多；我也未能免俗。有一天我跑到他家，先顾左右而言他，说些废话，然后再奔主题，提出借书。他用非常典型的成都人的笑容和口音对我讲：“都被他们借出去了！”说完，似乎他自己也知道不会骗人，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我们不免相顾大笑。事实上，那些宝贝就在他身后那个玻璃柜内（当然是毛玻璃，从外边看不见的）。我借不出，却有人能行，并最后全部拥有，这就是当时的青年诗人杨然。杨然兄与沙河老师一度在《星星》同事，他比我更锲而不舍。在我近年执行主编的《华文文学评论》第七辑中，杨然兄撰有《谢流沙河赠书》一文，称这次赠书，源于流沙河先生给他的一封信——
杨然老弟：
断鸿多年，忽得来信，心头快活。迨及拜读《我的诗生活》后，又惊叹岁月之易逝，与君相识已十二年矣。我辈有幸，多逢剧变，遍尝百味。日后若有成就，皆是天赐也。
我尚存贮着台岛诗集与资料一柜，你若有兴趣钻研，请来拿去。太多，须多次提携方能拿完。愚兄我不诗久矣。玩不出新花样，吼不出新语言，便不想弄了。
问候培培安好。愿你全家多福，融融其乐。
流沙河，（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
看，我一水之隔没有得到的东西，沙河老师后来竟全部赠予杨然！说来这里有深一层原因，除了他们曾经共事的情分之外，还有杨然听从先生建议，从《星星》诗刊调到临邛乡下任一名中学教师。沙河老师即从乡下来，他对杨然的奖掖之意，不言而喻。
关于赠书，先生答记者问时亦曾涉及：
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之所以说杨然“锲而不舍”，就是当年他如果借不走书，就坐流沙河家里抄书——坐人家家里抄书，总是要有些情分和“颜面”的。总之，最终我羡慕的那些“灵药”，都落到杨君“囊中”了。
流沙河老师的台湾现代诗评论，主要是点评与随感方式，这与他所受的诗学传统尤其是阅读的大量诗话紧密相关。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余光中一百首》等影响至今，也对我们后学形成了启蒙影响。当然，他的意象式的“隔海说诗”，也有不被原创者认可者，比如诗人洛夫就与他发生了笔战；但这都是学术之争，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私人仇怨（虽然也没了交情）。流沙河老师通过对台湾现代派诗的收集与编辑，结识了余光中，由此成为莫逆之交。至于前引刘济昆对流沙河“比大陆强多了”一说，我的看法是，大陆诗与台湾诗各有千秋，未可一概而论。例如沙河老师的《草木篇》《故园九咏》等，你在台湾诗坛是“打起灯笼都找不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流沙河老师从诗歌转向，不是写不出来新篇，主要还是随着年龄、经历的变化，他致力教育的热心与兴趣日增，以及他自来所走的如宋诗“说理”这条路线，与其让诗歌说理，不如径直让散文随笔以及讲义来说好了。晚年的他完全成为一位文字学、文化学的学者和教育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观点。
我与流沙河老师的师生关系时密时疏，甚至老师也对我有过误会。几十年间，我们曾有多年极少见面，但先生始终没有弃我，凡有聚会、邂逅，总是开心溢于言表；而若我有求于他，也多获承应。这期间，实是有一层不大为外人知的关系起了作用，即我与老师都是“红学粉丝”。
老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给我的条幅中，有他未曾发表过的一首五言诗：“早岁多梦幻，至今迷红楼。不当小说读，能导大观游。厌看宝钗喜，爱分黛玉忧。芹溪应笑我，白发傻丫头。”可知他很早就喜读《红楼梦》。还是在中学时代，他即已通览了大量古典名著。一九五四年批胡适、俞平伯新红学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让先生又惊又疑。他将很多红楼史料暗暗通读一遍，温习再四，以此衡量是非。“五七”后，他体力劳动之余，更是利用身兼图书馆工人之便，研读胡、俞二人，及周汝昌、吴世昌、周世昌、吴恩裕等的著述。但奇怪的是，我在他的藏书中，并没有见到红学方面的书籍——以他对一些史料、观点的熟悉程度来推测，他至少也该藏有胡、俞的著作吧？
流沙河先生对《红楼梦》的痴爱，到了立誓要为曹雪芹立传的程度。他对《红楼梦》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等各个版本，以及脂砚斋、畸笏叟等莫不了然于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的一篇对《红楼梦》作者提出质疑的论文引起轩然大波，招致红学界的群起而攻。先生见到我，微笑地说：“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是想激一激红学家，拿出更多有关曹雪芹的证据。”——知我罪我，其唯先生乎！
作家克非老师有对脂砚斋是后世的“骗子”的考证，我与流沙河老师在省作代会期间茶饮时说起，老师拊手而笑，凑近我朗声道：“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会心而笑。流沙河老师自己，是坚信有脂砚斋其人且即曹夫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同周汝昌先生。我不止一次当面问过他对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看法，他多持正面肯定。可惜他与周老没有过从缘分——他二人不同辈分，没有交际。周老在川大外文系执教一年时，沙河老师已离开川大在《川西农民报》做编辑、记者，但他对周老的著作十分了解，甚至抄写过其中的考证段落。
有一次，记者采访流沙河，问他有没有写过长诗，他肯定地答道：“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秦祸》——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五百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他烧掉的手稿，还包括一部识字说文的书稿，他晚年重新写出，并扩展疆域，遂成多部解说汉字起源的书，大受欢迎。可惜长诗《曹雪芹》再也没能面世。想来写诗是要有激情的，时过境迁，他毕竟已不再写诗；但当年他对红学的痴迷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我平时忙于教学工作，与沙河老师见面很少。有一次，知道龚明德兄要往流家，我顺口拜托为我求一幅字，书写内容与红学相关就行。不日，龚君竟真的转我一副沙河老师亲书的对联：“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从字里行间，可见沙河老师对红学如何的不能忘怀，对后学同好的如何不弃、支持与怜惜。这一联出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先生专门书写给我，我想也有纪念我们谈红、论红的快乐的意思……
我最近在北方民间求得乾隆时代“脂砚”一枚，颇疑心即脂砚斋所用，见证过雪芹著书。想与沙河老师分享，却惊悟老师已仙逝三年，不复快谈之乐。车过腹痛，哀何如之！
谨以此文纪念流沙河老师驾鹤西去三周年，伏惟尚飨。
（选自 2023 年第 2 期《文学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