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学散步

张崇琛

1979 年 9 月，杭州大学举办以姜亮夫先生为导师的楚辞进修班时，姜先生已七十八岁。所以楚辞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学员们每天晚饭后轮流陪姜先生散步一小时，由杭大到黄龙洞一个来回。这对姜先生来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而对学员们来说，则又增加了一重受教的机会。因为姜先生是边走边聊的，而所聊的话题，既有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也有对学界掌故的漫谈，更有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点拨。所以每陪先生散步一小时，学员们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在楚辞班中是年龄较小的，又是班委，所以陪先生散步的次数相对较多，而接闻于先生的言语也就多些。这些谈话历四十余年，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先生说，他年轻时只想当一个诗人或词人，共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在成都高等师范时，曾拿给林山腴（思进）老师看，林老师认为他才气不足，不适宜搞文学创作。入清华国学院后，又拿给王静安、梁任公二位先生看，他们也认为他搞诗词创作不会有大的成就，主要是“理障”。于是他痛下决心，将小集子一把火烧了，转依王静安先生指导从事文献研究，并以《诗骚联绵字考》作为毕业论文。这令我记起在上课时他曾说：“做学问人人都可以搞，才气高的，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搞；才气一般的，可以从义理、考据、训诂方面去搞。只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必有所成。”

先生尝谓：“余生平多侘傺无聊，唯师事大儒近十人，同门足当一时之彦者，亦数十人。行万里路，交接通人，亦往往称莫逆。”（《师友新语》）而在师辈中，听先生回忆最多的，则是王静安与章太炎二位。

先生说，王静安的学问之所以能出乎同侪之上，与他先进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曾亲见王先生读过的德文版《资本论》，书上用各种颜色做了许多标记。他说，在中国，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如此认真读过《资本论》的，唯王静安先生一人而已。而《资本论》对材料抉别的精心以及论析方法的细密与犀利曾为王先生所借鉴，亦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先生还说，王静安虽然不善交际，看起来不好接近，实际上对学生是很好的。一次他去王先生那里请教，回来晚了，王先生知其近视，遂命家人点上灯笼，一直送到大礼堂后的流水桥，见路好走了才分别。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六晚有一个师生“同乐会”，王先生有时也会参加。“同乐会”上，梁任公表演的是背诵《桃花扇》中的《余韵》一出，赵元任表演的是全国旅行途中各地所见的方言，而王先生表演的则是背诵《两京赋》。那超常的记忆力，令学生们全都为之震惊。至于陈寅恪先生，虽然在“同乐会”上没有表演过节目，但平常爱讲笑话，尤喜对对子。姜先生还记得他们刚入学不久，陈寅恪便送给他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贴切，又幽默。

说到王先生的最后归宿，姜先生仍难以释怀。他说，1927 年 4 月，北伐军攻下长沙，农会杀了叶德辉，作为末代皇帝老师，且脑后还留着辫子的静安先生便有些紧张。一天，他问姜先生：“亮夫，他们该不会杀我吧？”姜先生说：“叶德辉是有民愤的，所以被杀。而您不牵扯这些，所以不会。”但静安先生仍是不能宽心，到农历的五月初二见到姜先生时还说：“亮夫，我不想再受辱了。”第二天上午，王先生便投了昆明湖。噩耗传来，姜先生与另外两位同学最先赶到颐和园，见王先生的遗体已停放在“鱼藻轩”里。随后由同学与工友用担架将王先生抬回，葬在清华园前面的园子里。葬礼上同学都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先生赶到后，行了三跪九叩大礼。

章太炎先生被有些人称为“章疯子”，但对学生也是极关爱的。姜先生回忆说，一次他去苏州见太炎先生路上遇雨，进章府后衣服已湿。太炎先生见之，转身就到楼上取一件马褂令其换上，然后才坐下说话。姜先生说，此事虽已过去几十年，但至今思之，仍感动得要流泪。先生自 1932 年 12 月起为太炎先生弟子。而在入门之初，以黄季刚为首的一批老牌章门弟子曾对他有所刁难，常说姜亮夫是跟着王静安研究过乌龟壳的，学问不正。为此，姜先生愤而刻了一枚“章氏除门弟子”的印章。欲启用，被章师母阻止。太炎先生也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史记·辕固生传》）宽慰之。姜先生还回忆起 1934 年他在河南大学讲课，与同系的一位老先生同讲《尚书》，结果他的学生都被老先生吸引过去了。他不甘心，便回来向太炎先生请教。经太炎先生指导，结果他的课重又叫座，而那位老先生的课堂则空了。每说至此，先生常发出会心的笑声，说：“他哪里知道我有太炎先生做后盾呢！”

先生之于同门，除不时会讲一些“八个老虎”（即清华国学院八位属虎的研究生）的趣事外，谈得最多的便是鲁迅。鲁迅是太炎先生早期的弟子，与姜先生同门，且二人也有交往。现在回忆起来，先生说的有关鲁迅的几件事我仍记得：

一是某次在内山书店，先生问鲁迅其笔法何以会如此苛刻，鲁迅说：“不这样不行啊，中国便没救了。我现在只有一支笔，我要是有一把刀，真可以去捅他们的。”

一是某次“左联”开会，柳亚子跟鲁迅说：“你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指其笔法已超过太炎先生）！”鲁迅说：“太炎先生是骂满洲人，我是骂自己不成器的儿子！”其时姜先生在侧，亲耳听闻。

一是鲁迅曾写诗调侃“牛奶路”（Milk Way），即《教授杂咏》其二：“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讽刺的对象是赵景深。但听说赵景深要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成亲时，鲁迅又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于是问姜先生两家会不会告吹。姜先生答曰不会，因为北新已以四百股（每股一百元，共计四万元）作为嫁奁。但鲁迅还是不放心，又出现在了他们的婚礼上。这令两家都喜出望外。其时鲁迅就坐在姜先生对面，两人谈笑风生，还聊起了喜幛上的一个别字，即将“雀屏中选”误为“雀瓶中选”了。

一是鲁迅告诉他，当年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开始听讲者有数十人，后来都走了，只有鲁迅与朱希祖坚持到最后。朱的听讲笔记后归钱玄同，现藏北师大图书馆。而鲁迅的笔记则下落不明。姜先生说，他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见一家杂志用鲁迅笔记的手稿影印件做过封面。

一是太炎先生晚年，当听说有人诬陷鲁迅是“共党”，还领过卢布时，他即斩钉截铁地对人说：“我相信豫才不是那样的人！”此语姜先生也曾多次闻知。

至于友朋辈中，姜先生常提起的是闻一多。他们两人都研究楚辞，但有些观点并不一致，如对《九歌》的来源等问题就各执一说，见面时也会辩论，有时还辩论到昆明的茶馆里。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自著书或写成文章。姜先生说闻先生是性情中人，辩论时往往会情绪激昂，但过后又迅即和好如初。

先生还讲起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一次大风险，是 1937 年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星期，他留学法国后，经由西伯利亚回国时的事情。当时日本人在海关盘查甚严，于入境的文化人防范尤甚。不得已，他只好扮作洗衣工人，并故意讲一口只有法国洗衣工才会讲的粗俗法语，结果竟得以“蒙混过关”。而事后他听说，当时海关已事先得到通知，说有一位叫姜亮夫的学者要入境，须仔细搜查，结果却扑了空。

关于治学方法，那更是散步中常谈到的。先生说，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搞社会科学的人，不管哪一行，有些书是一定要先读的。如《诗经》《论语》《史记》《说文》《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李白与杜甫的诗等，都要先读。这就好比演员吊嗓子，无论以后演哪一行，学哪一派，都离不了这些基本功。又如同绘画时的打底色，图画绘成后，底色就看不见了，但没有这层底色，就绝不会有绚丽的色彩。其次是要选好切入的角度。先生说，做学问要从文字、音韵入手，文字尤其重要。可先从小篆开始，再上溯至甲骨、金文。语法可以不管。他研究楚辞，就是先从文字、音韵入手，再到历史。故文字与历史两事是最重要的。其他如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学、逻辑学、考古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如植物学与医学等），也应有所涉猎。至于写文章，一是要选取一些有生机的题目来写，即写一篇可以引出好多篇。二是不要与人斗嘴，即不写批判文章。你嫌别人的东西不好，你写一个好的东西放在那里就行了。这是陈寅恪先生教他的，他也以此教我们。

姜亮夫（1902—1995）

散步中，先生还罕见地谈到了《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尤令我难忘。那是 1980 年的 5 月 21 日，我与殷光熹师兄陪侍先生时听说的。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时，曾读过一个《红楼梦》的本子，其故事的结局与高鹗的续书完全不一样。大致的情节是：荣国府被抄后，贾宝玉出外为更夫，史湘云为渔妇。一夜，宝玉在一座桥上休息，将手提的一盏小灯笼放在桥边，此时湘云的小船恰巧从此经过，见桥上的灯笼，认出是荣国府的夜行灯，遂问桥上的人是不是宝二哥。宝玉反问她是谁，回答说是湘云，于是彼此相认，并互诉别后情景。湘云说：“你当更夫，我为渔妇，荣国府的人都星散了，没有一个不在受苦的。”于是湘云便请宝玉到船上，原来她早已无家了，只有一个丫头还陪着她。随后宝玉便坐湘云的船一起走了，最终成就了“金玉良缘”（湘云身上也有一块金麒麟）的结局。姜先生说，这个本子后来再未见过，蔡义江先生还为此专门访问过他。

姜先生的这番话后来由蔡义江先生披露出来，又被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看到。周先生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杭州大学的姜亮夫教授传述了一则极其引人入胜的宝贵线索……读后简直高兴极了。因为和我推考的主旨全然吻合，而其具体情节又如此动人，则是谁也想象、编造不出来的！”这一番话足以说明姜先生所读到的这一版本在红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姜先生还说，近代有些《红楼梦》研究者的批本也应该注意搜集，因其中有不少的真知灼见。据他所知，王伯沆批过，吴宓也批过，吴宓批本可能在香港。而近来《红楼梦》的研究者一味注重版本，不研究作品本身，他们讲的是“红书”，而不是“红学”，一旦曹雪芹的原著得以发现，那他们的著作便只是一堆废纸。

以上是我陪姜先生散步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如今他已离开我们近三十年了，但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还时时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