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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章有尊古、尊圣、尊贤的传统——当然，这不是说全部，尤其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新的观念、新的手法，都在催生着新的文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尊古、尊圣、尊贤的传统仍然存续，并且在坚韧地获得生长。
我想，中国文章对世界与人间生活有着那样强的提喻性质，大概也与这“三尊”有关。围绕中国文章而展开的学问是庞大而渊深的，其中古代注疏之丰赡，尤令人叹为观止。丰赡的注疏，如无数的伴舞者，而场中的主角，领舞者，仍然是古人，仍然是圣贤。注疏者的意见未必一致，在阐释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争议，但每一条注疏无疑都在指向并强化“古人云”“圣贤曰”所给予我们的指导价值。
文化源头上所呈现的“高开”和早熟，给予中国文章的影响是强烈的。世界与人间生活的秘密都在那些古老的简帛里，早就被道破了——于是，我们再次进入世界进入人间生活的决心便减少了，再次勘察世界与人间生活的手段与方法也减少了。但其中的责任并不在先圣先贤，他们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言语，本是拿勇气、决心甚至生命换来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你我在什么时候丢弃了这句话？我们得问问自己。
在不得不借助古人智慧与路径的时候，当然要借用。我们要改掉的，是不求进取、不假思索的借用，是别有用心、唯利是图的选择性借用。简单依据古人之判定而判定，会让我们丧失行动的品格与能力。好的文章应当含着行动的品格与能力，没有这种品格与能力，文字就难以揭示世界与生活的面目，而我们还将继续荒陋地徘徊在那些高古的片言只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