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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喜欢杜甫诗的人多，喜欢杜甫七律巅峰之作《秋兴八首》的就更多。但喜欢归喜欢，真以诗歌的方式和老杜唱和一番的却少——既然不能超越，还不如保持沉默和敬畏。但是，南宋前期的“铁粉”王之道却胆子忒肥，一连对老杜“追和”了八首。他在《秋兴八首追和杜老·其三》中写道：
云影曚昽日洒晖，
金湖西畔晚阴微。
渔舟缭绕青山去，
枫叶追随白鸟飞。
摩诘家风非世有，
渊明心性与时违。
近来病瘠连诗瘦，
翻爱西台字样肥。
这首和诗的高下我并无兴趣，却被其尾联的“西台字样”引起了兴趣。“西台”好理解，是御史台的别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
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言其雄剧，以别分司东都，事见《剧谈录》。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至为散地，以其在西京，亦号西台，名同而实异也。
那么“字样”呢？这就要牵涉到语言文字的一段青史了——
每次读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我的灵魂都会为之战栗。正像犹太思想家弗朗茨·罗森茨维格说过的那样——语言，甚于血液。一个民族，即便被外族统治，只要其语言不灭，这个民族就没有被真正消灭；相反，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说话的古老方式，那离真正的灭亡也就不远了。韩麦尔先生最后使出全身的力气，用粉笔在黑板上所书写的“法兰西万岁”，实际上也是在祈祷和赞颂人类的语言。
伟大的古罗马帝国曾经多么辉煌璀璨，但最终仍然分裂和崩塌。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语言文化仍是其中最致命的一个。古罗马的分裂，乃源于其境内两种语言——拉丁语和罗马语的对峙。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拉丁语没有在东部行省扎下根来，是罗马帝国最终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这个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种色彩差异在罗马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固然显得模糊，但当夜幕降临到这个帝国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耀眼。
汉语之血，如同一条澎湃的河流，在其网状的流体力学中，文字的形、音、义是其中最核心的三条干流。就历史经验来说，统一文字书写使其规范化，相较而言比统一语音更容易实现。标准的文字书写方法，可以通过书籍或金石（比如石经）等媒介固定下来，且能较为快速地传播。至于语音，虽然可以以注音的方式确立，但在没有音像记录流传的年代，扩大和传播标准语音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仅靠口耳相传，不仅难以见到成效，舛讹更是在所难免。
对于庞大帝国而言，语言文字的统一，是其得以维系的基础工程之一。没有统一的语文的确立与推广，各种政令信息就无法准确传递，人际交往也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唐代统治者在烽烟未尽的建国伊始，即将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列入议事日程。当然，如果没有一种为唐帝国上下所共同热爱和熟稔掌握的通用语文，也就不可能有流行大江南北的唐代诗歌。
于是，一个事关语文的重要概念——字样被提了出来。字样，就是汉字的标准模样（包括形、音、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字。王之道所谓的“西台字样”，即与此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王之道所说的“字样”，除了书写的标准化之外，更着眼于其书法风格的肥厚之美，从而与身体的消瘦和诗风的瘦硬形成强烈对比。
“字样”的提法最早见于隋代，由颜之推首创。标准字样就是正字书，至唐代，出现了专门的字样学，实际上就是普及和推广正字样的一种专门学问。这种学问涉及汉字的形、音、义及书写标准的确立与传播，并且最终编纂出正字书籍。
隋朝虽然为初唐的统一大业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毕竟太短暂，南北朝分裂而形成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弊端，远未被根本革除。贞观初年，唐太宗诏令语言文字学世家出身的颜师古（颜之推长子颜思鲁之子），在秘书省对五经文字详加考订，著《五经定本》颁赐天下，作为天下经学的标准文本。《五经定本》虽为针对经学的专著，实际上却是一石二鸟：它既是儒家经学文本标准，同时也是一部关于语言文字书写的经典范本。这样的做法，也是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如《熹平石经》），在统一思想之同时也统一了文字。经学标准文本出台不久，据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载，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又令颜师古“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并录成楷体文字样本《颜监字样》（又称《颜氏字样》），供朝野学习使用。《颜监字样》对老百姓而言更具实用性，因而影响十分广泛，人们竞相传抄以为楷模。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够在敦煌写本中见到唐代手抄本的《正名要录》，实际上就是《颜监字样》的摘编本。通过摘编者的自述，得以一窥早已失传的《颜监字样》的大体轮廓：收字分为正、通、俗三类。正字，即《说文》等古字书已有字；通字，即后出字书中社会通用字；俗字，则是字书未录但社会上早已流行（久共传行、相承共用）之字。抄录者的自述中还透露出一个较为重要的信息：推行《颜监字样》的目的在于规范社会用字，因而不同于《五经定本》之严格呆板，颜师古采用了一种相对宽容的原则——尚古（《说文》）不废今（通字、俗字）。这种宽容的原则，在以手工书写（也包括刻写）为唯一方式的时代极为重要，在标准化与约定俗成之间，给人们提供了舒缓的自由空间。这不仅仅反映出颜氏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学术素养，也体现了盛世大唐的开放姿态——这种姿态，对于繁荣大唐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想象一下，孟浩然、王维、李白或者杜甫，诗如泉涌之时，却突然被某个字的规范写法绊住，那会是怎样的尴尬！
通过对经学与奇书的规范化、标准化，建立起初唐文字（楷书）标准格局，对于维系初唐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意义重大。唐太宗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在制订语言文字政策时，既动用了国家权力，又借助了专家学者的力量。这样的语文政策，对于一个开放的，对天下、对未来都充满向往的，洋溢着理想色彩的时代尤其重要。语文这面神奇的镜子，不仅折射出国家的安定强盛，也反映着人民的希冀和梦想。
在颜氏《五经定本》和《颜监字样》流传了大约半个世纪后，睿宗李旦的垂拱年间，颜氏家族的语言文字学血脉仍流淌不息。颜师古的侄孙颜元孙撰成《干禄字书》一卷，录唐代俗文字颇多，对于研究汉字演化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此书对官员士子之章奏、书启、判状大有裨益，故以“干禄”（谋求禄位）名之。《干禄字书》承袭《颜监字样》的编纂原则，仍然将字分为正、通、俗三体，各自规定其适用范围。颜元孙认识到，文字的使用将随时代而发生改变，“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因此也就不能悉以《说文》为准绳，以避免僵化。规范文字，须应时以致用，“存古”诚然可贵，但“利今”更加重要，其间需要进行权衡与把握，“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
近一个世纪后，颜元孙的侄子、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九年（774）出任湖州刺史时，又将《干禄字书》以楷书书丹，勒石立于浙江湖州东院。由于颜鲁公的书名，椎拓者众甚，书碑损缺严重，杨汉公于开成四年（839）据拓本重刻为木版。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据欧阳修记载，木刻本亦多漫漶。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成都句咏据拓本再次摹刻立碑于四川潼川。欧阳修评价此碑说：“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绝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笔力精劲可法，尤宜爱惜。”
字样学堪称颜氏家族传世之学，这条河流在整个隋唐，尤其是唐朝数百年间绵延不绝。一个家族的学术血脉和帝国的命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在令人惊叹。
大唐江山，在安史之乱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唐之后，帝国已渐失往日之开放与包容。在科举考试中，经学成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战乱动荡，经书文字又已出现散乱现象。为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儒学正统，大历十年（775），代宗下诏令国子司业张参校考文字，以成《五经文字》三卷，书之于壁，史称“壁经”。但仅仅过了几十年，至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壁经即已剥落不堪，不得不重新书写，后又刻成木版以传世。根据张参《序例》所述，此番他着重考证了五经字的形音义，并确立正体。校正文字，先依《说文》，而后是《字林》和《石经》，还有必不可少的经书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统一规范语文（字样）推广的首选对象是官员，官员群体知识素养较高，也首先为国家所需要。在唐代，不通字样几乎没有当官的可能。在人才的培养教育中，正字之学被列为重要内容，学生必须熟悉正字，书写不仅要正确，还要美观——这正是唐代书法艺术繁荣的重要背景和原因。唐朝甚至还在政府机构（秘书省）中设置专门的正字官员。这些措施，对汉字的流传与稳定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对于诗人而言，不仅要把诗歌的内容拟好，还要把作品书写得风流俊赏。今天还能见到的唐代书法，很多即出自诗人之手，如李白的《上阳台帖》，绝非偶然现象。杜甫虽没有书法流传，但从其在诗中多次谈到自己的书法审美——“书贵瘦硬方通神”来看，想必也有相当的书法功底，据说，他的父亲杜闲就写得一手好字。
语言文字，仅从书写方面进行统一显然是不够的，语音的统一始终是幅员辽阔之国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也摆在宋朝统治者面前。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但从版图上来看，赵宋官家实际上并未完成一统江山的宏图伟业，并存的辽、金、西夏一直占据着辽阔的地域。那么，政治或军事上未能完成的，有没有可能通过语言来完成？
统一语音，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正统的读音系统，也即一个具有较高公信度和接受度的“正音”。然而，在方言俚语庞杂得超乎想象的辽阔大地上，哪里的汉语读音，才能够被当作正音呢？
元人虞裕在《谈撰》中记载了北宋宰相寇准与丁谓的一段故事，二人曾在政事堂上讨论过语音的问题。寇准认为西洛人所居的地理空间处于天下正中，所以洛音应为天下正音。丁谓则不以为然，认为东南西北都有各自的方言，所谓的“正音”当以读书人共同认可的发音为准。寇准是陕西渭南人，强调西洛音为正音，似有为乡音声援的嫌疑。而按照丁谓之说，各地皆有方言土语，方言不堪作为正音，只有读书人的读书声才是正音。丁谓的读书声，又是什么音呢？简单地说就是官话。现在看来，丁谓与寇准的看法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北宋官话的基础应是洛阳音，也就是中原雅音。中原语言不仅发音雅致，在用词造句方面同样比较雅正，或者说，比较书面化。对此，北宋人范镇《东斋记事》中的一则语言故事可资证明：
蔡君谟（襄）尝言：“宋宣献公（绶）未尝素谈。在河南时（任河南知府），众官聚厅虑囚（审问犯人）。公问之，曰：‘汝与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对。坐上官吏以俗语问之，囚始能对。”
宋绶本是湖北人，祖籍河北赵县，宋绶所说，当属于中原官话体系（雅语），即使是在审问犯人时，估计也有点过于文雅（未尝素谈），出身低下的囚犯当然不明就里，所以等旁边的官员用“俗语”（方言）再问，犯人一下子就明白了。
丁、寇对话的一百多年后，陆游在其著述中提出，如果音调发生错讹，那么相应地，音韵也会随之错讹。比如，闽人谓“高”字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对于语音的敏感，可能在诗人这里反应得尤为显著。陆游的这段记载，具有相当的历史语音的真实性与记录价值。在南方（越州山阴）人陆游看来，中国的“正音”只在于一地，那就是“得天地之中”的洛阳，其语音规范，并与周秦雅音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颜氏家训·音辞篇》则认为，帝都与地方语音相参校，古代与当下语音相对照，以金陵与洛下最为正统。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陆游重视洛阳语音，却忽略了南方的金陵。
实际上，宋元人所谓的正音，正是由隋唐时代的《切韵》所传承下来的雅音。这些雅音在《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官方颁行的韵书中被进一步确立。与之不相符合的语音，则被视为“声讹”。南宋人孙奕所著《示儿编》，即收集列举“声讹”字多达三百余个。从孙奕为这些声讹字纠正的读音来看，其主要依据仍然是《广韵》等传统韵书。这种认知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蒙古人称制的元朝，以中原之音为雅正之音的看法仍与宋人无二。元代的孔齐即认为，北方人的语言发音比较字正腔圆，所以被世人称为中原雅音，而“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音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或称中原之音”。周德清《中原音韵》也认为：“惟我圣朝（元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对后世影响甚巨的《中原音韵》一书，正是依据中原之音（韵）而编成。范梈（德机）《木天禁语》则认为：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
“中原”的地理空间概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扩大的，由最初周秦王畿之地，河南洛下一带，慢慢拓展至包括今天河北、山西、辽宁南部及山东等广阔的北方。流行于北方的正音，由于具有“四方可以通行”的通用性质，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也成为宋元文学写作及翻译（蒙古语）时所使用的标准音韵。随着不断普及与深入日常，中原语音渐渐摆脱之前中原雅音的贵族化或学者化倾向，越来越大众化甚至口语化，这也是周德清在为新兴北曲行腔吐字设立语音标准时，极力推崇中原音韵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正音观念的确立，对于诗、词、曲的创作与繁荣至关重要。它可以被视为一条暗河流，没有这条河流的绵绵流淌，我们就无法得见那些或豪放或婉约的唐诗宋词。没有这条河流的汩汩奔涌，我们就无法聆听那些或激越或低回的唐音宋调。
两宋时代也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时代。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之间时有战争，总体来看仍相处平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生态之中，汉语之外，还有多种民族语文（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文和黑汗喀国文、古藏文等）。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统治者及文人，对异族语言及文化均持宽容态度。无论身处中原或南方，宋朝与草原或边陲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往，汉语与夷语也相互认可、相互渗透。据宋人洪迈记载，契丹孩童在启蒙时，会以口语的常用语颠倒文句来学习汉语，这主要系由契丹语语法结构同汉语不同所致——
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
从这个角度看，在政治军事上没能完成的统一，反而在语文强力的渗透与冲刷中得以实现——刀剑与火药未能完成的事业，将由诗歌来替代完成。
北宋诗人石介在《过魏东郊》中写道：“黄河为血脉，太行为筋膂。”这让我想起当代诗歌批评家任洪渊先生的那一句“墨写的黄河”。是的，汉语的河流，也是我们的母亲河，她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也是一切汉语诗人的血脉。无论世事如何迁改，奔涌的汉语之河所发出的咆哮、呐喊与吟唱，都永远不会喑哑，也永远不会枯竭。
因为灿烂的语文，一直护佑着这片辽阔的大地。
伟大的汉语，是我们不朽的祖国。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