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章的时候，我时常能明确地感到自己眼光与感受的分裂——我没有将这一分裂与人格挂钩，而是在谈阅读消费上的多重感受。一重是生活中偶尔松弛下来的汪惠仁的感受；一重是经年累月养成的职场习惯，替广泛的读者“做主”来选择作品，这一个汪惠仁，有着模糊综合体的性质，这也构成了一重阅读感受；还有一重，则是那个对文艺美学持续保有兴趣，多少仍粘带着些学究气质的汪惠仁的感受。

编辑之累，其累在心，累在这种眼光与感受的分裂。编辑之累，不仅仅在于要承受这样的分裂，还要将这一分裂尽力消弭——对我来说，这就是将三重的汪惠仁重新变回一个汪惠仁的过程。

所以，再次见到我时，很多的老熟人通常会说：汪惠仁，你变了。能不变吗？我想，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故事。在新的传播时代，这样的人生故事极为普遍。

几十年前的作家中，留意到“传播”这一层概念的，当然有，但的确是少数。当年的多数作家，写自己的作品就是了，下一个环节，作品的传播，好像是与自己无关的。而现在情形大不一样了，我所说的那种眼光与感受的分裂，不仅编辑身上有，在写作者那里，同样也有。在挑剔性的读者那里，也有。泛文化互联传播的年代，人人不再拘囿于既定的职场分工，都可能是作者、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三位一体。

新的传播时代，一定会产生相应的文化问题，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问题的消失——我们的所闻所见，自然只能是在三维世界之中，但我们总有一个愿望：让我们的见闻能够触及更广大的时空。当我们不再将这种眼光与感受的分裂视为问题或者人生痛苦，我们就有可能收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我们就有可能在“有我”与“无我”的相互启发相互砥砺中收获那个“真我”与“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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