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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被俘生活中，我不止一次在想，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那样的惨无人道？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的外墙上，镌刻着二战时期美国驻菲律宾战场总司令乔纳森·温莱特的这句话。这是六十二岁的温莱特对日本人发出的不解与不甘的追问和浩叹。他曾作为战俘被囚禁于此。
1993 年，沈阳的美国领事馆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叫派泰克。他说自己当过信号兵，曾经在中国一个叫谋克墩（Mukden）的日本战俘营被关押了三年，并随信寄来他拍摄的很多二战盟军战俘营照片，希望美领馆帮助寻找。信和照片由美国国会转过来，领事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领事助理杨竞。
谋克墩是什么地方？土生土长的沈阳人杨竞居然没有听说过。
“谋克墩”是满语，为“盛京”之意。从清朝到民初，英语等西方语言里一直称沈阳为“Mukden”。派泰克提到的战俘营在沈阳的什么位置？官方和民间对此均不知晓。杨竞拿着照片寻访了一年多，终于在沈阳市大东区中捷友谊厂找到了战俘营旧址。沈阳解放后，战俘营被划归中捷友谊厂使用，有些建筑被改建为职工宿舍、办公区域，一些原有建筑被相继拆除，建成新的工厂车间。院子里高耸的水塔、二层楼的战俘宿舍、日本管理者的办公区，都还保留着原有建筑，这些建筑连同尘封多年的历史，被遮蔽在大沈阳工业化的面貌之下。
谁能想到这热气腾腾的工厂，曾是二战盟军战俘的受难所？
时光回溯到 1942 年的东南亚战场。先是美军陆军少将爱德华·金宣布投降，超过六万名菲律宾人和一万名美军士兵被俘，经历了一百多公里的“巴丹死亡行军”，有一万五千多名战俘因饥渴、疾病、日军的毒打和枪杀而死亡。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绝大部分战俘都参与了这次死亡行军。接着，美国驻菲律宾总司令温莱特率领八万美军向日军投降。这两次投降的战俘，都被关在吕宋岛的奥德内尔战俘营。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将沈阳变成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1942 年 10 月，日军开始在奥德内尔战俘营为沈阳的日本兵工厂挑选大量的技术工人。于是，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乔纳森·温莱特中将、英国帕瓦西尔中将、香港总督杨慕琦等七十六名高级战俘和两千多名盟军战俘被运往沈阳。
沈阳盟军战俘营以高死亡率、高专业性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人数之众，地位之重要，史无前例。
战俘从菲律宾被运输船运到韩国釜山。日军将战俘们塞进轮船的舱底，然后锁上舱门。船内拥挤到只容半数人坐下，其余人只能站着。地狱之船“鸭绿丸”出发时载有一千六百一十九名战俘，到釜山只剩下四百九十人。活下来的战俘再乘火车经朝鲜、丹东到达沈阳，被安置在东北军的旧军营“北大营”。战俘们最初在热带被俘虏，只穿着衬衫和短裤。下了火车，地面已经上冻了，天还在下雨。
除了冰冻，仿佛天地间的一切坏词都在等待他们。沈阳的盟军战俘营被称为“东方奥斯维辛”，而营中实际的死亡率，是奥斯维辛的三倍。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战俘营得到了印证，然而，却是朝坏的方向改变。
盟军战俘抵达沈阳后，被派到各工厂做技术工人。这些工厂是张作霖建造的，使用的是美国设备。如此一来，战俘们尴尬地发现，他们在用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设备生产武器，让日军绞杀自己在前线的战友。
工厂的三个绘图员偷偷运出铅笔和纸张，贴身隐藏，躲过日军搜查回到营房，创作了上百幅表现战俘劳作和生活的漫画，饥饿，是漫画中最常见的内容。
印象最深的画是一只大头鞋，三个孩子在鞋上戏耍，妻子坐在鞋口，一个孩子正在攀爬架到鞋口的梯子，男人则从鞋带眼处探出头来，挥舞着手臂，像是在管束孩子。这幅漫画的下面写着：对家人和食物的幻想能支撑战俘们多活一天。
1995 年 8 月 18 日，根据沈阳美领馆的回复，写信的派泰克等六位老兵带着家属来到沈阳。然而他们未能如愿进入昔日的战俘营怀旧——沈阳中捷友谊厂属于保密单位，只能允许他们在院子里看看。当时老兵们失望的神情，让杨竞难以释怀，从此，杨竞的人生便与二战盟军战俘联系在了一起。他采访了大部分的美国战俘幸存者，被称为中国研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第一人，他著有关于盟军战俘在中国的系列纪实作品，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留下了可靠的文献资料。
当时，日本人到华盛顿大学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展览以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造成的巨大损失为内容，声讨原子弹给日本人民造成的伤害。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新闻触及了二战老兵们深藏内心的隐痛。正是这场展览，激发了他们寻找当年的战俘营的渴望，只是由于信息不畅，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得以实现。
为了寻访幸存战俘，杨竞把工作换到了一家美国公司，能够经常出差赴美。借此便利，他去美国档案馆寻找线索，约见和采访相关人士。历时五年，在“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的协助下，杨竞前前后后访问了近五十名幸存者，一一做了采访笔记。出版了《盟军战俘在中国——奉天战俘营口述纪实》，他说：“其实挺残忍的，让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再给我讲述，等于让他们又揭了一次伤疤。提到这件事，他们很激动。我真是不忍心，可是我不做，随着他们的离世，这件事就会被时光湮没了。现在，这些人已经无一人在世了。”
2000 年 9 月 8 日，根据杨竞的寻访成果，《沈阳晚报》发表了揭秘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新闻报道。这个消息犹如平地里的一声炸雷，《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罗琳闻讯立刻赶到沈阳调查，与当年的中国工友等亲历者座谈，并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回看二战盟军战俘的过往，这对于美国人而言，是第一次。
舆论发酵，美国“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与沈阳市政府沟通，希望组织老兵回沈阳访问，至此，沈阳市政府也开始筹建二战盟军战俘纪念馆。
2003 年 9 月，美国“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率领当年部分战俘老兵以及家属组成的访问团，对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进行了时隔六十年的回访。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战俘老兵得知沈阳要将战俘营旧址永久保存并筹建陈列馆，从 2004 年起，也开始陆续回到沈阳，送来他们珍藏多年的日记、重要的历史照片、书籍、战俘人员名册、死亡名录、生活物品、漫画等超过两百件极具文献价值的展品。除去实物捐赠，老兵以及家属还协助沈阳市政府还原了战俘营的历史原貌。
2007 年，战俘罗伯特·布朗回到战俘营旧址，他用“糟糕透顶”形容那段经历。“食品匮乏，药品奇缺，天气寒冷，战友们一个个倒了下去；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低温下，甚至墓坑都无法为他们挖掘，尸体就被放在营房旁边的小屋，直到春天才得以埋葬。战俘不但要在工厂里从事繁重的劳役，还要忍受各种非人的惩罚。饥寒交迫、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日军还会采用压肠子、敲肋骨和膝盖等手段，折磨战俘肉体。冬天无法挖掘坟墓，日军就将战俘的尸体摞起来，放在一间空房子里……经常有闻到尸体气味的野狗，从铁丝网下面爬进营内觅食，结果被战俘抓住，偷偷地在屋里取暖用的炉火上炖食。1943年春天，土地解冻，日军指定了一片土地为战俘的墓地，在日军的看押下，战俘们埋葬了共计两百五十二名战友的遗体。”
2013 年 5 月 18 日，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
温莱特的硅胶塑像瘦骨嶙峋，穿着美军制服，坐在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空间逼仄的硬板床上，他低着头，叼着烟斗，观众在他眼前驻足，却无法与他的视线对话。垂目低眉的，有慈悲的菩萨，也有无奈的受难者。
温莱特是美国历史上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将领，被日军视为“大东亚战争”胜利的“秘藏于高阁的珍宝”，日军将温莱特等人的手记编辑成《大东亚战争——战俘手记》，于 1944 年出版发行，借此宣传发动战争的“显赫战功”。温莱特本想以投降的方式，保全将士们的生命，可脱离战场的将士并没能真正就此置身于战争之外，反倒成为日军眼中的另类资本：战士们沦为日军支撑和维系战争机器的劳动力，温莱特等高级战俘成为日军的人质。高傲的温莱特，想在征服者面前保持尊严，却因为没有好好地向日本兵鞠躬行礼，在他的部下面前被殴打到昏厥。
国际红十字会作为唯一能够在战争期间周旋于交战各国之间的国际组织，在保护战俘方面，开展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工作。在欧洲战场，国际红十字会观察战俘营，为战俘们运送救济包裹，周转战俘信件。然而在亚洲，在与日本当局交涉的过程中，他们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44年，国际红十字会专员朱诺历经千辛万苦，用了两个月时间辗转来到奉天战俘营会见温莱特将军，却看到温莱特将军纹丝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松田的战刀一敲动地板，他就马上规规矩矩地低下头……不到两分钟，朱诺就被日本人推搡出去了。
温莱特眼巴巴地看着即将离去的朱诺，说出了令人唏嘘不已的一句：我们，还会见面吗？
一年后的东京湾，这句话有了答案。
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温莱特参加了日本的投降仪式，和帕瓦西尔一起站在麦克阿瑟的身后。麦克阿瑟签字共使用了五支自来水笔，将其中两支送给了他俩。
朱诺见到了温莱特，激动地说：“我们，又见面了！”
面对着苍茫的东京湾，温莱特审视此身此心，声音沉痛而低回：“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回不了美国。”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他收获了更深的清醒。
中国人对温莱特最直接的帮助，发生在 1945 年 8 月 19 日凌晨，美国航空兵营救小组来到奉天盟军战俘营第二分所（吉林省辽源市），顺利接走了温莱特。但在去沈阳途中，营救组遭遇大雨，卡车深陷泥泞之中，不能动弹。航空兵们开始向附近的村民求助，村民们用双手把大卡车一点点抬出了泥泞。温莱特拿出一百美元酬谢，被村民拒绝。刚刚经历日军恣意欺凌的温莱特，由此对中国人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帮助留下永志不忘的深刻记忆。
对于 1942 年到 1945 年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沈阳人更是日军的俎上鱼肉。杨竞在日本的档案馆看见过日军留存的从张学良家掠走财物的清单，大到箱柜，小至碗碟……
温莱特说：“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告别荒蛮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民族的未来，完完全全地、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性的能力。”
1945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美国的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土，日军向各战俘营发送绝密文件：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战俘逃跑，全部杀掉，不留证据。盟军截获这份文件，即刻寻找各地的战俘营，实施营救。
沈阳日军企图把战俘带到一个煤矿，在那里将他们全部处决：他们给每位战俘发了十四个小土豆，并告知这是他们三天的粮食，让他们准备好离开这里。
但短时间内带这么多人转移，现实条件已经不允许，日军马上调整策略，组织战俘去“挖菜窖”。战俘已从中国工友口中得知了原子弹事件，看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儿，宣布集体罢工。
第一支抵达沈阳战俘营的盟军部队，是由六名美国航空兵组成的营救小组，从西安飞来。8 月 16 日这天，沈阳的日军还没投降，救援伞兵降落后被日军抓住，差点丢掉性命。
8 月 20 日，苏联红军攻下沈阳盟军战俘营。获得自由的战俘们才第一次来到沈阳城里，为自己拍摄了劫后余生的照片。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又被战俘们捐回了沈阳，陈列于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
9 月 19 日，最后一批盟军战俘离开中国，可是在飞往美国的中途，飞机舱门误开，有九个人掉入了太平洋。熬过了最艰困的岁月，却不幸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中国工友都在尽己所能地帮助战俘，帮他们寄信给家人，或者把外面的信息带进来，把自己有限的食物分给战俘吃。这些最底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人认定的敌人之间是亲近的，在精神上给予支持。
李立水曾在日本人的“满洲机械工作株式会社”工作。一天，李立水从一辆拉菜车上拿了几根黄瓜，回头看到编号 266 的战俘正眼巴巴地看着他，当即拿出两条，偷偷扔了过去……2002 年有美国记者采访李立水，九十五岁的他随口讲出了这一段黄瓜的故事。第二年，老兵尼尔·加格里阿诺请人给李立水捎来自己的近照和一封信：我就是 266 号，那段经历宛如昨日，我忘不掉你冒着被毒打的风险送给我的黄瓜……
高德纯在 1943 年夏天帮助三名策划逃跑的美国战俘偷地图，他们想穿越中苏边境获得自由，最后被日军抓回，当着战俘的面枪杀，高德纯也因此被抓进监狱受尽折磨。
葛庆余是工厂的安保人员，战俘塔沃里把偷偷拆下来的轴承交给他带出去卖，换回一些吃的。葛庆余经常把外面战事的进展和盟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带进来。塔沃里回到美国后做了新闻记者，在中美建交后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中国恩人葛庆余，写信给驻华大使乔治·布什没有回音，他又找到沈阳的美领馆寻求帮助。最终，又是杨竞，帮他找到了葛庆余的后人，塔沃里于是开始资助葛庆余读大学的孙女……
杨竞想知道日本人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对外的殖民侵略扩张、对异国人残酷的侮辱和杀戮。他曾经和日本的司机聊过这个话题。
“那是个年轻人，我问他对靖国神社的看法，他最初不愿意多讲。后来他告诉我，有些日本人拜祭战殁者，是因为认为他们把战火阻止在了日本本土以外。”
侵略者将战火“阻止”在了日本本土以外，却肆意地用战火焚烧了别人的家乡。
奉天俘虏收容所所长松田元治、管理员三木遂、军医官桑岛恕一被捕后被移送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十字楼”的美军军事法庭，1946年 4 月受审。三木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监禁期间罚做苦工。
松田元治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作为奉天战俘营的最高官员，他没有给予被关押的战俘应有的待遇和保护，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及药品，没能制止其下属多次施行惨无人道的殴打和其他暴行，甚至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给战俘营的药品、食品、衣物，都被他截留，不曾给战俘使用一点点，就连战俘的家信都被他全部扣留……
桑岛恕一被判处绞刑。作为战俘营的医官，他或许不是战争的主角，但他没有表现出一个医者起码的良知，没有履行其医务官的职责，对战俘施行残忍的、非人道的暴行，导致大量战俘死亡和长期患病，违反了战争法；其主观恶意已经超出了战场上许多日本将校和战俘营的日军官长。
桑岛恕一被施刑时是什么状态呢？我没有查到，只查到了东条英机被行刑的状况：在被套上头套，被绞刑绳绑住之后，他嘴里念念有词，双腿则瑟瑟发抖……
面对生命终结，恶魔的反应也没有超越人性。
历史，沉重地翻页了。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