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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年轻的作家，记忆里未必有“盲流”这个词了，即便听说过这个词，也未必真切知道这两个字曾经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刚上大学时，正是盲流泛滥的时候。我上着大学，姑且还算是名校，所以在那时当然觉得自己不是盲流——我骄傲地从家乡出发，向着那个明确的目的地前进，我理所当然地不认为自己在盲目地流动。但在从安徽老家到天津这一千公里的路途中，无论是往还是返，我仍然必须夹杂在浩瀚的盲目流动的人口中，像一朵别有高洁与哀愁的浪花。
现在，我们的市场是很大的，无论从市场主体的丰富程度、生产规模、消费规模，还是从市场涵容的就业岗位来说，都是世界级的。尤其是在民营经济的合法性、重要性得到充分尊重之后，因市场之调节而带来了人员的活跃流动，现在的我们都能接受并理解了。然而在管理洁癖化的年代，人的流动性若是逸出了“计划”或“预判”之外，就会被认定为“盲目流动”。
其实，谁的人生是盲目的呢？他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他在向着他认定的光源行进——即便他甚至并没有多少行动，只是在想象，只是在做梦——我们也无权判定他的人生是盲目的。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几十年前，那些拖家带口和我挤在绿皮火车上的，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人，他们和我一样，在求一条通向未来生活的路。所以，我现在更深切地理解了：那些曾经被指认为“盲流”的人们，在生活形态的破旧立新中，他们勇敢的实践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写作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写作还是体制外写作，其实都隐性携带着某种对社会生活的“判官”身份。身披这一身份，首先要提醒自己：切不可因为自己的盲目而认定他人的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