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写作的人其实很留恋狭义民间性为文学提供宝物的年代。当年，胡适、郑振铎等人基于文学革命的需要，在我们的文学史、文化史及田野采风中寻找革命的因子，寻找为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续命的活泼基因。他们认为，白话就是他们找到的法宝。在那个年代对民间性的发掘中，我们看见了被道貌岸然所遮蔽的一切，我们看见了阶层的觉醒。
但这样动人的故事只发生在那个“民间性 1.0”的年代——民间性被一个高于自身的力量来挑选和评估。这和我们眼下面临的民间性有着很大的不同。白话这个法宝，在当年是药，而今则已成为文学的“主食”。这个法宝，在当年可以说发掘自“民间”，而今，天下早已是白话的天下，所以，当年的那个狭义的民间性也就消失了。眼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民间，平等地相互打量、相互评估、相互挑选，我们处于“民间性 2.0”的年代，也即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民间性——这个民间性，并不刻意与谁对立、对峙、对垒，它是一切现存、一切所见、一切所闻的“因”，换言之，我们的一切现存、一切所见、一切所闻，正是这民间性的“果”。
原先的狭义民间性，自有其生成的土壤与缘由，而我们对狭义民间性的价值在文艺上的借鉴借用也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到了今天，如果我们继续夸张地将“民间”定义为那个与庙堂学府对立的江湖乡野，这对拓宽文学的现代之路无疑是不利的。
民间性 2.0，对文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叙述主体在现代性觉悟上的跃升。既然所有人的生活实践均参与到了对民间性的整体塑造之中，“我”与“我们”相互塑造的关系，就更值得写作者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