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十个海子

夏梓言

一

朋友问海子去世的时间，我说是 1989年 3 月 26 日。她又问他的最后一首诗，我说是《春天，十个海子》。再问写作时间，我一时语迟。

是 1989 年 3 月 14 日凌晨三点多钟。朋友本是数学系，跨专业考到现当代文学，勤学，这一点我不如她。她说海子选择那样的离世方式，不是 3 月 26 日那天突然想到的，而是在写到这首诗时——“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这是他最后的选择。

我忽然一阵惶恐——

在那个血色的昏黄里，他横躺在铁轨上，不是一时冲动。

那天，我们在北大东门地铁口聊至十一点半，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打车回学校的路上，我又想起朋友所说，信疑参半。

二

海子很“孩子”。

骆一禾写过，海子是一个“瘦小的，红脸膛，迈着农民式钝重步伐的朋友和弟弟”；在西川的眼中海子也是这样，“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苇岸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海子也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海子已经是政法大学的教师了，但在苇岸看来，“他完全像个孩子”，“童子般的圆脸，满目稚气。虽然此时已二十出头”。

有一次，骆一禾夫妇去昌平看望海子，发现海子已经一连吃了数天方便面，为了改善一下他的伙食，他们夫妻俩便在那里住了四天。做菜时，海子坚决不同意放味精，骆一禾便问：“那怎么能鲜呢？”海子说：“我们乡下来人了，说吃味精要烂肠子的。”骆一禾这下给整不会了，一个知识分子竟对这样的话深信不疑。可就是这样一个“傻弟弟”，却“唯独能够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誊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钱打印诗集”。

在这里，“味精”是物质生活的象征，而“誊印费”则是精神生活的象征。

生活常识上的浑蒙并不会让人觉得海子是“傻”，这样的海子反而不期然正好符合了读者心目中对一个“诗人”的想象。

相比骆一禾的令人忍俊不禁，西川所回忆的一段往事则不无悲凉之意。那年冬天，落了很大的雪，海子走进了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比起寻常人关心的生计，诗歌的价值和尊严无疑是诗人在常人眼中的“迂”和“傻”。西渡在回忆起那个年代时感慨：“写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已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即便写诗的朋友聚在一起，也很少谈诗。倒好像写诗是一种生理上的缺陷，需要时时加以遮掩。”

三

海子很信“短命天才”。

他将推崇的诗人分为两类：“王”与“王子”。命名为“王”的常与“太阳”和“诗歌”同义，他们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这些人为“伟大的峰顶”，是“诗歌王子角逐的王座”；而那些追逐王位的就是所谓的“王子”，他们的名单很长：雪莱、叶赛宁、韩波、马洛、荷尔德林、克兰、狄兰、席勒、普希金……这些“王子”具备同样的气质——“疯狂的才华”“悲剧性的命运”。

而“悲剧性的命运”即“短命”。海子最终也成了其中一员。

朋友讲了一个故事，海子小时候，公社里举办了一场语录背诵大赛，参赛者轮番登场：一个，两个，三个……每个村的参赛者都是百里挑一。当主持人念到海子的名字，观众把目光集中过来时，不见台上有人出现，却听见一个童声已经开始背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当海子接连背下了三十条语录后，台下的人开始默数，最后禁不住地数出声来：“三十五……三十八……四十……”海子背下了四十八条！得了第一名，最重要的是，那年他才五岁。

在故乡人的记忆里，海子从小就是一个“神童”。

查振全说：“他是孩子王，村上的小孩都整天围着他转。因为他读小学时就开始讲小说，会讲《三国》《西游》和好多长小说。”慢慢地，“神童”长大了，十五岁就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十九岁时，他“结束了他在北京大学四年的学生生涯，成为中国政法大学一名最年轻的教师。十九岁，正是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的年龄”。

四

朋友找出一张图片递给我看，是张手稿。她告诉我，这是海子的祭日上骆一禾的发言稿，骆一禾写，海子是“英雄”和“烈士”。

朋友说，“英雄”这个词背后隐含着一个界定：英雄往往是单枪匹马的，是与大众和多数存在间离感的，因此，最接近英雄的词汇是“孤独”。

而查振全的回忆表明了，海子性格中的“孤独”是打小就有的：

海子自小个性强，孤僻，但人很斯文……他喜欢独自一人在池塘边钓鱼……上了中学后，每次从家里返回高河镇中学，都不愿和别的孩子一起走。

这位父亲凭着大半生人世经验的直觉告诉我们：

海子最后之所以走了那一步，主要是在政法大学时太孤独了——我当时去北京料理他的后事，一进他的那个房间就有这个感觉。

不单单父亲有这样的直觉，骆一禾他们也有。在他们的回忆中，很多次提到海子的“空房间”，并且感觉到这个“空房间”背后的死亡阴影始终存在。

骆一禾说：

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净，一向如此，他挂了一张西藏女童的照片，我很喜欢，名之为含着舌头淳笑的“赤子”，还有一块五彩缤纷的大花布挂在墙上，他所感到的压力使他从来不敢再挂抽象派大师的绘画，只有一张梵高的《向日葵》，他很喜欢，没舍得摘掉。

西川眼中的这个“空房间”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

当我最后一次走进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之前这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空荡荡的房子隐含的意味是——无边无际的孤独。不过，很矛盾的是，在一些人的回忆中，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西川语）。

1987 年，北京作协在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就坐在家里生闷气。

后来没多久，北京的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在王家新家里聚会，会上有两人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

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诗歌组织，海子都与他们有着某种疏离。这两次来自“组织内部”的否定对海子的打击很大，为此，海子还在骆一禾跟前哭过。

在北京没有找到知音的海子，把希望寄托在了先锋诗歌声响不弱于北京的成都，可携着几万行诗歌远行的他并未如愿，邻居孙文曾经谈起过这趟远行：“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得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有找到知音。”

那年的年三十没有雪，但空气冷得像思想者。

他收拾行李回了趟老家。到了县城，花五百元为爸妈买了一台星宇牌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

春节后，他又带母亲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为母亲拍了一个渺小的留影。在母亲返回时，他从兜里掏出仅剩的三百元塞到母亲手里。

之后不久，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关于海子的家境，骆一禾透露过一些细节：

他所收到的近百封家信里，都请他寄些钱回家，垫付种子、化肥钱和资助三个弟弟的学费。从信上看得出，他常以五六十元为单位寄回家去，也有的时候他不回信，那是他没有钱了。

朋友说，这种关于贫穷的叙述紧跟在对海子大诗创作的总结后面，“他的大诗创作直到今天还是孤独的存在……他的确是在‘赤道’上独自挺进”。

五

朋友坚信的“诗歌行动”，是和而不唱，她读了太多别人或许是过度的阐释。

在青春脆弱的肉体与冰冷坚硬的现代技术产物相撞时，他的遗言是：“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生命的最后，他很清醒，他首先是查海生，是查湾村年迈父母的儿子，然后是一名人民教师，于诗，他只字未提。

但“海子之死”遮蔽了“查海生之死”。

在那个历史的拐角，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脚步加快，大众文化兴起，知识精英话语的权威地位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当大众传媒担当了“人间指南”和“金钱神话”的再造职能，人们在其指引下渐渐远离了精神话语的反思，诗人当然也成了一个个被边缘化的零余者。在时代的文化重组中，面对理想的挫败、边缘化的焦虑，他们需要一个理想主义的图腾维系自我想象。

于是，个体的生死抉择被搁置，种种形而下的原因被忽略，山海关的那个日落黄昏倒下了一个叫查海生的年轻教员，而在一些人的私欲庆典中复活了一个“诗歌烈士”。

西川无数次为“海子之死”的凄凉辩白，说“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但有些人视而不见，海子的死亡由“凄凉”变得“壮丽”，海子绝望中的“被动”变为了“主动”，他生前面对的巨大精神压力在此通通消失不见了……

于是，这个生命的“脆弱”被无限放大，而他的诗歌本身，意义却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颜峻曾说：

写诗的人离开文本，怎么个献身法？肉体的人离开了真实，谈什么精神伟大？……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为诗歌献了身？死本是走向无，有人偏要给死加上个意义，这起码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既然梵高没有“殉画”，茨威格没有“殉文”，为什么中国诗人一去世就是“殉诗”呢？

六

我们无法评估海子之死到底为海子的诗名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一事件的确使先前那个在昌平连发表作品都极其困难的诗人从此浮出地表。

1989 年，《人民文学》在第 6 期推出了“纪念海子专页”。紧随其后的是《诗刊》在九月以专辑的形式推出了海子的长诗。凡此种种，于海子生前莫不是奢望。

随后，“海子神话”也撬动了出版市场。

海子死后，骆一禾和西川奔波辗转数十家出版社想出版海子的诗集，直到 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不无顾虑地出版了《海子的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诗集“第一次印刷三千册，未及进入书店就被抢购一空”。后来又不断加印，累计印数达到二十多万册。

不久后，海子的短诗入选了教材。生前寂寞的海子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迟到的认同。

随着诗名的家喻户晓，海子的市场潜力被进一步地开发出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入选语文教材那天起，一个单向度的诗歌意蕴的剥离历程就开始了，温暖、明亮、积极向上等处于表层的部分被极力地挖掘，商业话语更是将其意义直接缩减成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翟永明说：“海子对时代贡献了一个诗人在当今社会的可供想象的生存形态，对社会贡献了一个可供房地产商用一辈子的广告词。”

1992 年后，北大每年春天都举办一场纪念海子的诗会。曾亲历诗会的柯雷说：

那天是海子去世五周年的日子，北大有诗歌朗诵会，由谢冕开幕，参与者包括西川、臧棣、俞心焦等有名的诗人。当台上有人朗诵《阿尔的太阳》的时候，几百个观众也跟着朗诵。

还有一些热爱海子的学生不满足遥祭，他们自发地去往山海关的事发地点进行悼念，将一场喧嚣祭奠渐渐演变成后现代的集体狂欢。在看到 2001 年 3 月 26 日这天山海关学生们行为艺术般的照片后，伊沙这样写道：

我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紧闭双眼，做体验状……他们站在一列火车头前，个个紧抿嘴唇，双目圆睁，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可怜的海子曾在一首诗中言及，他不得不和英雄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也一语成谶，只不过现在遍地是小丑，英雄在他途。

安庆查湾每年都能迎来形形色色的造访者，他们或专程为海子而来，或顺道看望，在海子墓前朗诵他的诗，为他祭酒，甚至夜宿在他的墓边。

七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

朦胧诗崛起后，诗歌的火焰越烧越旺。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年轻一代的诗人渴望更多自由的表达，于是，他们向朦胧诗的前辈发出战书——

1986 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歌 1986 年现代群体大展”，共同推出了“非非”“他们”“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三脚猫”“病房意识”“情绪流”“呼吸派”“撒娇派”等几十个诗歌团体……这是一个“主义”的黄金年代，有时一个人就是一个流派。

但随着海子离世，这个黄金年代落了幕。

一时间一场场喧嚣无比的诗歌事件在诗歌已经成为小众范围活动的时代拉开了帷幕，形形色色的人参与进来，还有报纸、杂志、网络……

诗歌从一场悲剧演变成了一个个闹剧。人们心目中优美的、富有节奏感、能震撼人们心灵的诗歌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却是把一句话分成几行写的、语言直白冗赘的个性杰作。

对于这些滑稽而贫乏的诗歌马戏，网络上的愤怒与嘲讽式的戏仿始终不绝于耳。而海子这个爱好者们心目中诗歌精神的象征，在一场场的啼笑皆非的表演过后，又再次成为一面“理想主义”的风中之旗。

八

正如西川所预言的那样：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

以瘦弱的身躯撞击工业文明的钢铁车轮，生前的海子斯人独憔悴，身后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无法绕过的界碑。

在失语的时代，越来越多人们虔信过的东西陆续崩塌，庸碌的日常和物质将精神逼迫进更趋逼仄的角落，人们需要一个纯洁的“抒情诗人”来重新扛起理想的旗帜。而海子无疑就是那个合适的人。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然而，若只是在功利性与消费性的合谋下，成为一个欲望所指的符号性的“诗歌先知”——

这样的复活，可是他所曾逆料？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