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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明道德、教新民、以达到才德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这样就自以为高雅渊博而沾沾自喜，其实不过就是会识几个字的养猪人罢了！怎么能够说得上是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朝廷是依据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宣扬圣贤的理论，也必然能够明白圣贤治世为民的道理，能够做符合圣贤规范的事情，可以居官来管理百姓，以身作则来为民表率。如果认为发扬美德、教化民众这些事是分外的事情，那么虽然他会写诗作文，却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这样的道理茫然不知，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一个养猪的人来做官有什么差别呢？
《礼记·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彰显美好的德性，“新民”即革新民心，“止至善”即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是儒家仁学思想的“三纲”，也就是三条基本原则。儒家思想认为：人人都具有美好的德性，只是入世以后，这些美好的德性被尘心蒙蔽，需要经过教育和自省，弃旧图新，去恶扬善，才能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后者“日新”是从成汤沐浴的盘器上的铭文引申出来的，其意是说，如果你想自新，那么你天天都应该自新，不断进步。
明德、至善、日新，是一代又一代古圣先贤包括曾国藩在内立身处世的哲学思想和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在今天看来，它不仅是追求道德和品行的完善，也是对待一切人事应持的态度。明德、至善、日新，这三者的关系应当是：明德是自新的方向，至善是自新的目标，日新是实现自新的方法。
欲成大业，首要任务在于读书，正如《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像大蛤本性含水，要等月光照射才喷出水来；木材本身包含火的因素，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灵巧，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现出美的本质，人不教化何以成人？人不学习何以做人？”古往今来，看无数英雄，凡成大器者必要励志，必要读书。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经过一番苦读，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
但读书不是为了识字作文，而是要“明理”。尤其是作为官员，如果不明是非，不修道德，不如“回家卖红薯”。
真正伟大的理想，必须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目的，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其中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了一个姓朱的人，他也就跟着继父姓了朱。等他到成人以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就告别了母亲到应天府读书。他读书异常刻苦。每天清晨，他煮一锅稀粥，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根腌菜，加一些盐拌在一起就当作一天的伙食。这样的生活足足持续了三年。就这样经过五年的勤学苦读，范仲淹考中了进士，开始走上仕途。他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纵论天下大事，每每坚持自己的意见，又为人坦率，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他就一定要说话，这个脾气让他触犯了不少人。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喜欢安插自己的亲戚朋友当官，范仲淹看到这种营私的行为，气愤地写了一篇《百官图》指责吕夷简。结果吕夷简挑拨宋仁宗，将范仲淹贬到饶州。
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北的夏国王李元昊建国称帝，亲自率领军队进攻延州，守卫在那里的宋将范雍无能，被西夏军打得大败。宋仁宗把范仲淹调到边关，抗击西夏的进攻。这时范仲淹已经被贬一年多了，在他接到皇帝的诏书以后，却毫无怨言，很快赶到了延州。到达延州之后，他训练州兵，组建了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分为六个部，严格训练之后轮流抗击敌人。在军中，范仲淹非常爱护自己的士兵。士兵们生活艰苦，就经常出去抢老百姓的东西。范仲淹知道了，便从军费里拨出一笔钱来，每月把钱分给战士们，当作他们的补助费。这样不但士兵们练兵的热情大大提高了，而且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边界之间，居住着羌人，他们曾经归顺过西夏。宋军的一些将领主张杀死羌人，但范仲淹和一些人却决心说服羌人使他们投靠北宋。于是范仲淹冒着生命危险去羌人住的地方游说他们的首领，最后说服了他。羌人自此真心归顺了北宋。实际上也是这样，西夏人见到北宋的边防巩固，就不敢轻易来犯，只好与北宋求和。
宋夏议和后，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任命为参知政事。这时的北宋朝廷已经十分腐败了，官员的数目多得令人吃惊，有的官不但不办正事，反而还贪污钱财，欺压老百姓。范仲淹提笔写下十项治国良策，主张在官员管理、加强备战和鼓励生产等方面进行改革。他的主张为宋仁宗所采纳，因为这时仁宗的年号是“庆历”，因此这次改革叫做“庆历新政”。改革的各项政策在宋仁宗的有力支持下顺利地公布到全国各地。范仲淹和富弼等人为了国家和人民，整顿官僚机构，对不称职的官员决不手软，全都撤职；同时还规划农业生产，提倡廉洁节约、反对腐化贪污的歪风。每天他都特别忙，就是到了躺在床上就要睡觉的时候，他也要回顾一下白天所做的事情，看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所领的薪俸。如果他觉得问心无愧的话，他便安心地睡着了；如果他觉得自己对不起所领的薪俸，便会十分不安，整夜难以入睡。第二天便要尽量多做事，以示弥补。
范仲淹的以身作则，带动了一批官吏，朝廷上下呈现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可是好景不长，一些顽固的皇亲贵戚和大官僚们被范仲淹打击，便怀恨在心，对范仲淹与富弼极力诬陷、攻击。他们不停地向宋仁宗告状，宋仁宗便把范仲淹派到边关去了。范仲淹走后，那些保守派就更得意了，他们凶狠地打击、排斥所有推行新政的官员。在他们的阻挠下，庆历新政实行不到一年便被迫结束了。
范仲淹一生多次遭到贬黜，但他的正直高尚的品质却从来没有改变。他为人善良忠厚，在家中孝敬自己的母亲，自己生活十分简单朴素；在外边，他家乡的族人与他做官去过地方的人，很多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无论是识字的人，还是不识字的老百姓，全知道他的名字。他也真正实践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