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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君子建立远大的志向，应当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他们的所需的胸襟气度，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为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建立功绩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恩情，才有可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所以他们的忧虑，是以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而忧虑。于是就会忧虑百姓强悍的民风没有受到教化，忧虑边远地方的人没有完全归服于华夏，忧虑小人当道，贤人失意，忧虑还有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关注时运昌盛与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君子忧虑的事情。至于自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君子是没时间为这些事去忧虑伤神的。
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无疑则会成为失败的凡夫俗子。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制订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
曾国藩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但真正的立志却是从他21岁那年“欲求变化”开始的。这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让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汪觉庵所办的唐氏家塾念书，后来又回本县莲溟学院学习。经名师指点，曾国藩懂得了要向自己进攻，在内在修炼上下足功夫，方能有造就、有前途，于是立志法古今贤圣，做天地完人。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涤生”，表示涤旧生新，日新月异，从头做起。自此面貌一新。
曾国藩有一次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道：
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从中能看到，曾国藩也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韩非子说：“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曾国藩正是在战胜了自己，才得以确立志向。
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砺志自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里讲的“志”，也就是一种道德理想。古人指出：“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徒托空言，并不能成为德行。只有躬行践履，高远之志才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从道德上讲，“砺志”实质上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
说到砺志修德，志向高远，出身低微的陈胜是个典型的人物。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他和吴广一起，揭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他既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志向远大、机智聪慧的政治谋略家。
据《史记》记载，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一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过着一种洋洋自得于个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居陋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写下《五箴》自勉；另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借钱入京赶考，得中第38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28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从“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立志报效国家。
立志从哪里立起？从“没有”立起。自己没有的，家庭没有的，社会没有的，国家没有的，都可以成为自立目标。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民生困苦，吏治腐败，人心离散。社会上缺的是直臣，是廉吏，是圣贤。因此曾国藩立的就是“直臣之志、廉吏之志，作圣贤之志”。他的成功，正是看准了社会所需而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进去，把自己的潜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