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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于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归根结底是四句话：“勤于政事，节俭持家，说话忠信可靠，行事诚实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关键是能终身使用，就会受益无穷。
古代圣哲的胸襟十分宽广，而达到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为而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程颢和程颐的主张；诚恳到了极点以至于感动神灵，达到可以生而知之的效果，这是子思的遗训；安于贫穷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准则，所以身体健康面无忧色，这是孔子、颜回、曾参、孟轲的宗旨；欣赏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所以意态闲适神色恬然，这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所在。悔恨自己少年壮年时不知道应当努力，到老来就常有悔惧之意，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不能领略一二。反复寻思，只能不停叹喟罢了。
“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话虽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这四句而成功。
咸丰元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并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这就是“勤于邦”。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圣修为，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这就是“俭于家”。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夷人，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言忠信”。
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这就是“行笃敬”。
勤勉的人应该努力在品德上下功夫，然而有的人只是依仗勤奋来解决自己物质上的贫乏；俭朴的人应该把财货和利益看得淡泊，然而有的人却假借俭朴为由来遮掩自己的吝啬。勤奋和俭朴本来是有才德的君子立身处世的信条，不料往往成为徇私营利的工具，真令人感到惋惜。可见，不管什么东西产生的客观效果首先要由运用者来决定。运用者的内在素质低，思想境界差，再美好的东西都会成为营利的工具。所以，君子应以勤俭立德，而不是以勤俭图利。在这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十分严格地自我要求。
一次，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还说：自取灭亡的原因不外乎是为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罢了。吃山珍海味，又沉溺于歌舞笙华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于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由鉴于此，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
魏徵听后说：“自古以来被尊崇为圣人的君主都努力实践这件事，所以才能够开创理想的政治。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来询问政治的要义，詹何回答他：‘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楚庄王又问他具体的政策，但他的回答仍是：‘从未听过国君本身行得正而国家混乱的事情。’陛下所说的，其实正和古代贤者的意思相同。”
修身之智，首在内心，使身心之间充溢一种清纯之气，来冲淡、缓和变乱中的浮躁与不安。曾国藩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
荀子《劝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曾国藩求过的方法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个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两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生活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