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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私，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仔细考察古人修行所下的工夫，成效特别明显的大概有四个方面：慎独就会内心安泰，主敬就会身体强健，求仁就会令人愉悦，思诚就会使神灵也钦敬。
所谓“慎独”，就是遏制私欲，即使隐蔽、微小的方面也不疏忽，时刻遵循天理而行，自省而无愧疚，所以内心安泰。所谓“主敬”，就是外表仪容整齐严肃，内心思虑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所谓“求仁”，就是从本质上能保养心性，表现为“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令人愉悦。所谓“思诚”，就是思想坚贞而没有二心，言语笃实而没有欺罔，以最大的诚意与万物感应，所以神灵也钦敬。如果真能达到这四种的修身的境界，那么相应的四种功效就自然而至。
我虽然老迈，但还想在这些方面稍微下一些功夫，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效果。
“内圣”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所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是一种人格理想，通俗地讲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古往今来，凡是能够成就大事之人，无不具备超出常人的综合素质，因此，无论从事什么事业，都不能不修身养性。
曾国藩在研习内圣之法时，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思诚这四种最具效验的方面，并说明由此能达到心泰、身强、人悦、神钦的效果。
慎独，就是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要加以检束。自修之道，最难的就是养心。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
敬，就是严肃认真。朱熹是居敬而穷理，曾国藩是主敬则身强。他认为，恭恭敬敬就能强身健体，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静，就会疲劳困乏。他说，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意思是爱，爱己、爱人、爱物，便合成为仁。凡是严以律己的人，没有不待人忠恕的。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不过是为了利害关系，一个严以律己的人，一定能把权利看得很轻，欲望看得很薄，在人与人交接中，他决不会待任何人有什么过度的苛求了。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内圣心法的精髓都在这段话中体现出来了。对内有了仁爱心，对外有了平等心，就可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这是成人成事的根本智慧、大本之源。“独”是“仁”的对立面。独占、独断、独揽、独霸、独吞、独享等等，都是不仁之举。小至家庭之内，大至国家之间，无不可用仁爱之心找出解决方案。尊重与被尊重、关爱与被关爱、信任与被信任、感动与被感动，都属于“你和我”合而为一的“仁”。
忠诚，不仅对人，也对事。对人忠诚是有信，对事忠诚是有恒。朱熹说：“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本性。
《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不管什么时候，这个原则都是领导者必须牢记在心的。因为领导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部下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以适宜的态度或行动出现在部下面前，就会立刻影响到部下的士气，如此一来，组织就会更加牢固。
内圣而谦虚的态度，是唐太宗受后世景仰的原因之一。唐太宗曾对众臣说：“有人说当了皇帝就是得到了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了。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们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
这时旁边的魏徵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
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榭’（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里），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吃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
大臣们再三要求，唐太宗仍执意不肯。
唐太宗率先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他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彻底。有一次，他向魏徵表示这种不安：“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魏徵听后安慰他：“从前鲁哀公曾告诉孔子：有一个健忘的男子，在搬家的时候连自己的太太都给忘了。孔子听后回答说：‘不，还有更严重的呢。像桀和纣等暴君不要说自己的太太，甚至连自己都忘了呢。’陛下千万不要连这个都忘了，只要能时时留心自己本身，这样做至少不至于受到后世子孙的嘲笑。”
由此观之，如果领导者能够率先做出表率，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么部下才会群起效法，端正自己的品格行为。
曾国藩以“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文官所能比拟的，因而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