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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中庸》所说的智、仁、勇这三大品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代的豪杰，常称之为“英雄”。这里的“英”也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谓的高明，好比身室内，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谓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的学问。我们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都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喜好提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喜好学习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明白，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武断自己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就会招致很深的怨恨。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明强”二字是从《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引出的。古之豪杰都称英雄，英即明也。雄即强也。明强，讲的是英雄之道。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经营好自己，坚忍图强，以求用有限的能量尽最大努力把可能做好的事情真正做得“止于至善”，便可称英雄。
清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但是却缺乏治国强兵的人才。曾国藩曾说：“孔子曾经说，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又怎么会有羞辱他的人呢？全在于自强而已，又何必靠别人。就拿非常棘手的洋务来说，中国如果有人才，又怎么害怕外国人的欺凌？”
但是强大必须有智慧最为后盾，即以“明”助“强”，而不能以“强”害“明”。以“强”害“明”便是刚愎，而刚愎是人性中最大的败德之一，它集中了许多的恶劣的习惯和性格，如自满、褊狭、无知、嫉妒等，是为人处世致败取祸的一大主因。历史上由此致败者不绝于书，如项羽，如袁绍，可以不夸张地说，一般的人所以失败，都或多或少与刚愎有点关系。“倔强”过了头，就很容易滑向刚愎一端，好事也就变成了坏事。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王安石刚愎的性格不无关系。
王安石认为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穷尽，风俗日益衰弱败坏，问题的症结在于不知道法规、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缘故。效法先王的政令，主要是效法政令的主要精神，只有遵循它的主要精神，那么所推行的更改变革，才能被天下人认为合乎先王的政令而欣然接受。自古以来的太平治世，从未曾因财物的不充足而成为国家的忧患的。忧患倒在于治理财政没有把握它的规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一日，神宗对他说：“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以为你只知道经学，不通晓世上实际事务。”
王安石答道：“经学正是用来治理世上的实事的，但后世所谓讲经学的读书人，大抵都是平庸之辈，所以世俗都认为经学不可以施行到事务上。”
神宗问：“那么最先施行的该是什么呢？”
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规，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确是这样，于是设立了制置三司的条例司，任命王安石与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王安石又令吕惠卿负责条例司的日常事务。不久，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陆续兴立，称为新法，王安石又先后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将新法颁行于天下。
旧史评价说，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可与否，都固执己见。在议论变法时，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变法观点情况下，王安石附会经义，提出了自己的各种主张，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皆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说：“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顾忌忧虑。”这段话显然有失公允，但也透视出王安石性格中的刚烈之风。所以，朝中旧党一股脑儿地反对王安石。王安石缺少可靠的政治盟友，新法也有很多漏洞，变法很快便失败了。
在多种力量竟相角逐的态势下，不一定实力最强的就是成功者。因为多种因素使多种力量互相利用和被利用，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局。比如刘项逐鹿天下，项羽的实力远强于刘邦，结果反而惨败于刘邦；秦晋淝水之战，符坚的前秦军兵强将勇，实力远胜于谢安的东晋军，但却以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惨败于谢安。
上智者可以慷慨地为众所利用，而后人心悦诚服地共被其用之；中智者相互利用而以各得其所方宁；下智者被人利用反而以为自己在利用别人。曾国藩恪守“愚必明，柔必强”的原则，娴熟驾驭纷争局面，他是上智者。
同治二年七月，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
曾国藩在信中对强毅与刚愎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强毅之气，决不可缺少，但是强毅与刚愎自用截然不同。古人说：自胜称为强，说强制也好，强恕也罢，或是强为善，都是自胜的意思。如果不习惯早起，就强制自己天未明即起床；不习惯庄重尊敬，就强制自己参加祭祀方式，感受庄重尊敬的气势；不习惯劳苦，就强制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奋不倦，这才是强。不习惯持之以恒，却强制自己做事有恒心，有耐力，这就是毅。不像上面说的这样，反而以气势压人，这就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实际上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慎。”能认识到这一点，曾国藩在塑造成功人格方面已达到了深层次的修养境界。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而他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从不求一时之功，从不轻举妄动。因此，曾国藩的“明强”之法值得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