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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就衰败，往往不如在乡下种地读书的耕读人家那样能家运长久。究其原因，大致逃不出几点。导致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个：没有礼仪之家必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必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必然衰败；子弟傲慢无礼，欺压他人之家必然衰败。导致个人身败名裂的原因也有四个：骄傲自满、轻侮别人的人必然衰败；昏暗懒惰、偏信下人的人必然衰败；贪婪而且苛刻的人必然衰败；反复无信的人必然衰败。从来没有见过完全没有这八种弊病而无缘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曾氏家风从曾国藩的曾祖父就开始营创，到曾国藩手里更臻于完善。良好的家风对曾国藩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曾国藩念念不忘。正是有感于此，他对家庭倾注了毕生心血，使他的家庭成为晚清的“第一世家”。曾国藩常思身败、家败的主要原因，用以警诫家人，而他自己则以身示范，在居家中起到楷模作用。这里列出的都是致祸之因，把祸挑明了，就是为了远祸、避祸、救祸。远祸的办法，有遇家庭重大决策，必须具备成熟条件和全部要素才可以考虑；要多与家庭其他成员商量，多听老人意见；有必请专家共事，不做不熟悉的项目等等，等等。但最根本的是当家人要对家庭负责任，要有福祸意识，防范风险意识。
好的家范，确实能够造就为民事国的人才，也能使家族绵延不绝，这是中国人历来注意家范的原因。诸葛亮是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荣誉载入史册的。而他对于孩子的培育，也曾为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鉴诫。
诸葛亮早年无子，以他哥哥诸葛瑾之子诸葛乔为继子。诸葛乔后来娶了皇家闺秀，与刘氏帝室为婚，因而拜为驸马都尉，平步青云。但是，诸葛亮不仅教育他要生活简朴，切忌安荣乐贵，而且在自己行军打仗时，也有意识地将他带在身边，让他随军服役。诸葛亮曾写信给东吴的哥哥诸葛瑾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直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在诸葛亮看来，要想儿子们成器，必需经受锻炼，劳其筋骨，体验艰苦生活。
诸葛亮在46岁时，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国家栋梁。就在他辞世那一年，还曾写信告诉哥哥诸葛瑾说：“瞻今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诸葛亮曾写过不少有关教育儿子的书文，有《诫子书》流传至今：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从这篇《诫子书》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襟怀，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去教育儿子的。他要求儿子们要以修身养德为起点，立志成学，免得日后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终身。其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两句，无疑是他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教诫儿子们的至理名言。在《诫外生（甥）》书中，诸葛亮也谆谆告诫两位姐姐的孩子们，要做到“志当存高远”，生活上应“绝情欲”，与人交接时能够“忍屈伸”。
唐代名臣房玄龄就经常告诫他的子女们，不要骄奢淫逸，误入歧途，也不要由于出身名门大族，而盛气凌人。他收集了古今圣贤治家的格言，亲自书写在屏风上，然后召集子女，分给他们每人一扇屏风，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按着这些格言去做，那就足以保全自身，功成名就了。”
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这两条是历代官场导致灾祸的原因。官宦之家，一有权，二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人一旦有了优越感，那灾祸也就为期不远了。有优越感的人，总喜欢对他人颐指气使，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时时处处都会不自觉地显示高人一等、胜人一筹的做派。也许别人并不在意你的优越，但就在乎你的优越的感觉；也许别人可以容忍你的一次傲气，但不能永远容忍你的傲气；也许某一个人可以长久容忍你的傲慢，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长久容忍你的傲慢。
曾国藩特别注意历史的经验，说：“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
霍光为东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晏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者数千家。
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背了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
而与霍光同时代的另一位姓金的官员则相反。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
曾国藩要求弟弟把以上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要后辈戒奢戒骄。曾国藩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十分清楚，沉湎于权贵之中的子女往往骄纵，且甘居下游。因此，曾国藩身体力行，戒奢、戒侈。他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
在曾国藩看来，银钱和田产最容易助长骄气和逸气。而不积蓄银钱就可使子弟们“一无所恃”，逼迫他们勤劳，进而自立自强。曾国藩的弟弟中，九弟曾国荃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不过曾国荃太过招摇，让长兄非常不安。一次，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论曾国荃在家乡盖的新房子，“费钱很多，还招来怨恨”。
曾国藩不主张留大笔财产给子孙后代，他在《致澄弟》书中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年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抢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以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可以说，功成名就之后的曾国藩为了其家势的绵延费尽了心思，他既爱他的兄弟手足，又对不能彻底纠正他们的一些“不当”做法而苦恼。既想保持为官者的操守，又不能不尽一个大丈夫对家庭以及亲族的责任。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修身正德，才可能友善于外。倡私德并不意味着就会损害公德。恰恰相反，私德是公德的基础，重视蓄养私德，只会有益于公德的倡行。如果一味教孩子赚钱、求富、升官、成名，而不强调内圣、修行、积德、行善、养智、助人，那就完全有可能把孩子引向“一心向外”的单向人生之路，为日后成长埋下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