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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长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会每天都有进步。人生只有做事持之以恒才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练习书法这个事情，也曾经刻苦练习，但最终还是没取得什么成就，最近天天临摹书写，从无间断，就觉得书法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由此可看出，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植树畜牧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过不了一两年，虽然没有感觉，其实大有进步。言语沉稳，举止端重，说明品德性情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快的气势，那么说明学问也长进了。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正是励志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境是遭遇逆境，心志不衰，探索不止。第二境是为了理想不畏艰难，不惜牺牲。第三境是百折千回，矢志不移，豁然悟道，终获成功。
做事持久是一大美德，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持久的恒心。尤其是在经历千辛万苦后有了一点成功的曙光时，就更需要恒心了。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书》中阐明了自己对“恒”的深刻认识：“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他在励志过程中追求实绩而不图虚名。他受到过许多唾骂非难，但他决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反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每一次重创和非难都当作自我人格完善的机遇。在他看来，名义上、形式上、程序上的伤害无关紧要，自我本身实体上的清除致害原因，完善人格才更要紧。因此，他采用“随事用中”的中庸之道，站在攻击者的角度想问题。如果在倒霉时对方认为自己是“报应”，那么我不仅也认定是“报应”，还要找出造成“报应”的心理病因，对症根治，而后对前面的事情不再想它，打成捆置诸脑后，重新开始一个再造自我的新阶段。因此，他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不是空白阶段，而充实了完善自我的新内容。
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从咸丰八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使在古人中，也很难得。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在曾国藩看来，“昏弱”二字是立身的最大障碍，去不掉这两个字，就做不了得志者。他是那种遵道直行的英雄，不怕孤立，不怕失败，不怕流言蜚语，不怕习惯势力，挺身任事，有万夫莫当之勇，死而后已之心。决不因倡而不和便退却，为而不成便气馁，败而众疑便丧气，故能成其大器。曾国藩不是那种暴风骤雨性格的英雄，他是江南梅雨季节润物无声的细雨，有春意常在连绵不歇的风格。他既已立定以“泛爱众”处世之志，就能始终坚持用平常心做人。管它身世浮沉，人鬼殊度，始终抱定初衷，常心常态，常德常贤，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当其身处逆境时，石破而不可夺其坚，丹磨而不可夺其赤。而当其身处顺境时，位益尊而礼益卑，官益大而心益小；德行宽裕，守之以恭；博闻强记，守之以浅；功盖天下，守之以让；人多势众，守之以畏。任何时候，他都不放弃内外双修的立志取向。
曾国藩虽时时将自己对“恒”字的体会与他人分享，却从不认为自己已完全践守了“恒”字的标准。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他多次对自己的“无恒”深自劾责。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友人的回信中写道：
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刁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画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观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袭几篇，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
这样的自责之语，在曾国藩的文字中不胜枚举。
曾国藩的有恒，也是深受其家庭影响的。曾国藩家世代务农，艰苦的农业生产养成曾家勤苦、有恒的家风。曾国藩常对家人谈起他的父祖辈一生“皆未明即起”、“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的习惯。这种勤苦的农家作风保障了曾家的小康生活局面，也使曾家有能力供养曾国藩十年寒窗苦读，去实现光宗耀祖的科举仕进之梦。秉承这种家训的曾国藩为官后，不仅自己在京城每日按课程苦读修养，还以家中长子的身份担负起了教育几位弟弟的责任，其中“有恒”是一项重要内容。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以后写信，但将每月做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众喜无量。
曾国藩虽然极为重视对子弟在恒心毅力方面的教育，提倡“有恒常乃人生第一美德”。但他并不主张强逼迫人去做无趣的死功夫，他认为那样枯燥被动地学习是难以持久的。只有真正地对读书和所做的事业感兴趣，才有可能真正愿意投入精力去做，也才可能做到持之以恒。
曾国藩不仅不赞成那种“拘苦疲困”下的持之以恒，他认为有恒是可以和养生联系在一起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自矢永不间断……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劝沅弟与诸子侄行之。”曾国藩所讲的有恒，不仅是指求学办事的恒心、毅力，还指读书、做事乃至养生的一种良好习惯和规律。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遵循规律才可收到良好的效益。只有这样，才符合曾国藩所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