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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孔孟之道的起始点。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家要有明君才有贤臣，有了慈父才有孝子。家族关系的伦理纲常是双方面的，只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爱才能组成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庭。如果没有孝悌，家庭就会没有规矩。没有孝悌，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人类也就没有了道德，那也就与低级动物没什么区别了。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动物，那也是高级动物。人是理智的，是有良知的，有慈爱的，绝不像别的一些动物一样带大了自己的幼子，幼子长大就会离开自己的母亲，从此，互不相顾了。作为儿子来说，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怎么能够不孝呢？作为兄长，从小一起长大，朝夕相处，这样又怎么能够不“悌”呢？孔子从伦理纲常出发，劝人们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然后再扩大到为国家、为整个人类而奉献。历史上说“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如果首先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就很难做到爱国了。如果人人尽孝，天下必然大治，国泰民安。
关于“孝”，在历史的传统建制中，有一种“个人——家族——国家”层层上推的结构。“孝”与“忠”紧密联系，“父”对“子”的血缘关系被推衍到“君”对“臣”的政治关系，因此“父”对“子”的伦理合理性被作为“君”对“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曾皙是曾参的父亲。在曾参七八岁的时候，他看见父亲正在地里锄草，于是他也拿把锄头跟在后面学，把瓜秧都锄断了，草却都留着。曾皙一看，生气了。这瓜秧可是从吴国拿回来的种子，珍贵得很，可曾参却弄断了瓜秧，于是父亲就训了他几句。哪知曾参却回上嘴了，说什么瓜秧断了接起来照样开花结果。曾皙看他顶嘴，就拿起锄把照着他一顿好打。可是，由于父亲下手过重，没几下就把曾参打晕了。
父亲一看儿子被打晕了，后悔莫及，扑上去就使劲摇晃曾参，这才使曾参慢慢醒了过来。曾皙以为，这次曾参肯定会又哭又闹起来了，因为这样才像一个正常撒娇的小孩子。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直笑得父亲全身发毛：坏了，坏了，该不是刚才下手重，将他脑子打坏了吧？
然而，曾参却微笑着温柔地对父亲说：“以前我犯了错误，父亲大人您打得我好痛。但今天，我本该重重地挨板子，可是父亲您却下手如此无力，莫不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吧？这样吧，您再打几下，我心才安啊。”
一听孩子这样说，曾皙想：这孩子的脑子可能真的给打坏了，刚才明明把他打昏在地，他还说打得不重。曾参为了给父亲证明自己并未被打坏，还特意走进卧室，弹起琴来，以证明他安然无恙。
等长大以后，曾参对父母更是加倍地孝顺，成为了一位尽人皆知的孝子。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这时，在外面砍柴的曾参忽然觉得心疼，心想一定是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起柴薪迅速地返回了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于是曾参接见了客人，并以礼相待。
后来，曾参随从孔子到了楚国，但他再一次感觉到了心里的疼痛。于是，他急忙辞别孔子回到家中探望母亲，母亲一见到儿子就说：“我太想念你了，你又远在千里，愁于无奈，再次咬了自己的手指。我儿果然回来了，我十分欣慰。”
曾参是孝的楷模。他不仅著有《孝经》，规范世人的言行，而且还身体力行，并提出了“慎终”、“追远”的主张。据《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就是，要慎重地对待父母的死亡，对于老人的丧事，只要心诚且符合礼仪就行了，不必追求排场。关键在于，你是否在父母在世时进行了“厚养”，厚养胜于厚葬。因此，曾参在其父死后并未大操大办，被后人奉为厚养薄葬的典范。
另外，曾参还要求人们对亡故的老人常存思念之心，应经常记住父母的恩德，不要因时间的流失而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古今孝道是相同的，而孝行则要因时、因人而异。我们不去考证故事的真伪，不去考察心灵的感应，不去验证“母子连心”是否属实。让我们联想到的应是：在千里之外儿子疾步回家的急切心情，仅仅是因为母亲的想念！
儒家认为，“孝”是伦理道德的起点。一个重孝道的人，必然是有爱心、讲文明的人。重孝道的家庭，亲情浓郁、关系牢固；反之，必然是亲情淡薄、家庭结构脆弱容易解体，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见，不重孝道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正像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为人子女的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同样对待他们。”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上讲：
“佛告阿难：我观众生，虽绍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忘恩背义，无有仁慈，不孝不顾。”
儒家则直接说不孝之人是“畜牲”。
《三字经》有这样的词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在古人心中，孝悌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举，正如“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所讲。这就出现了“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也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百善孝为先”。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的一刹那起，便开始沐浴在父母的爱抚之下，那么这种源源不断的亲情之爱，当以什么来作为报答呢？只有至孝。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实行仁道的根本。这实际上就是《大学》中所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就是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所说的：“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中运转一样了。”（《孟子·梁惠王上》）。
简言之，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爱别人；相反，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敬爱的人，能敬爱别人吗？
所以，在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对父母是否孝顺，对兄长是否尊敬这绝不是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天下是否太平的大问题。
国学大师季羡林“高山仰止”的德行自不必说。在此，只说说先生的孝道，同样会给人以“景行行止”的感觉。
季羡林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可还没有等到他毕业找到工作来赡养母亲，母亲却已撒手人寰，这使他一直非常遗憾。
1946年，季羡林留学德国10年后归来，终于与叔父、婶母和妻子、儿女团聚了。这位婶母是他离家求学后叔父续娶的，很有个性和脾气。季羡林初回，婶母是斜着眼睛看他的。后来，季羡林的叔父去世了，婶母随着季羡林一家由济南迁到北京。季羡林及家人竭尽孝道，使婶母非常满意，对娘家人说：“这一家子人都是很孝顺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就是季羡林充分肯定婶母的功劳。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曾给暂住济南的婶母写了一封长信，称婶母是“老季家的功臣”。对此，婶母非常高兴。他见了自己的娘家人，便说季羡林一家人都很尊敬她，爱戴她，亲切地叫她“老祖”。后来，她以90岁的高龄含笑离开人世。
读了这些资料，很有感慨，尤其对季羡林充分肯定老人的功劳留下了深刻印象。家有老人是个宝，家有老人有依靠。但凡老人，只要力所能及，一般总是在操持家务和管待子孙方面不遗余力的，功劳确实很大，付出实在不少。做晚辈的，只要明白这一点，肯定老人的贡献，尊重并孝敬老人，老人再苦再累也是心欢意畅的。正如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所说：“人性中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欣赏和赞美。”老人也是如此。肯定让人满意，欣赏让人知足，赞美让人快乐。反过来心情更愉快，劲头更足，乐意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相反，缺乏孝心的晚辈，看不到老人的贡献，还认为家有老人是负担，是累赘，横竖看不顺眼，老是挑刺儿，这可就伤了老人的心，会让老人很痛苦的。可以说，在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凡是家庭和谐的，都是尊重老人的贡献的；反之，凡是家庭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都与无视老人的贡献有关。
有鉴于此，我们年轻一代学一学国学大师季羡林，把老人看做家里的“功臣”，实在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孝悌，人之本也。”这样就把一个“孝”字放在了所有价值之上。做人的根本是做好自己的子女身份。此言并非只是一句伦理说教，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乎我们一生成败，不可不知。
可见，一个“孝”字，将一个人的人品高下昭然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