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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有重视德行的传统。《易经》中的《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之德厚广，可以承载万物，君子取法地，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儒家经典《周礼》中有“敏德以为行本”之说。《诗经》里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比喻对道德高尚、光明正大者的敬仰、仿效。厚德是人的品格修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之则成功有望，无之则大业难成。
三国时蜀国在诸葛亮死后，由蒋琬主持朝政。蒋琬力守诸葛亮旧制，使蜀国安全如故。
蒋琬属下有个官吏杨戏，此人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一天，蒋琬来了，众僚属纷纷站起肃立，只有杨戏和平时一样，伏在案上看材料。蒋琬见他工作认真，便上前说话，但杨戏对蒋琬的话不置可否，很少回答。
有些人对杨戏这种目无长上的作风看不惯，蒋琬却不以为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杨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总比说违心的话好。杨戏不回答我的问题，是有他的为难之处，若表示赞同我的话，他心里却不同意，若公开表示不赞同，又顾及我的尊严，因此，只好沉默不语。这倒是他爽快的地方，我不能责怪他。”
督农官杨敏，喜欢背后议论人。有一天，与同僚议论起蒋琬来，其他人一味说蒋琬好，有的甚至把蒋琬与诸葛亮等量齐观，杨敏不服气，他说：“新相有德有才，但哪能与前相相比？我看新相做事有些糊涂，实在不及已故的诸葛丞相。”
有人把这话告诉蒋琬，并建议治杨敏之罪。蒋琬说：“我确实不如诸葛丞相，杨敏没有错。”后来，杨敏因别的事被捕入狱。人们纷纷议论：“杨敏得罪丞相，现在又犯了罪，看来是活不成了。”然而蒋琬在处理杨敏一案时毫无偏颇，秉公而断，使他免于死罪。
蒋琬由于自己的器量宽宏，因而受到蜀国人民的称赞，他所推行的政策也得到人们的拥护，既成就了国家，也成就了自我。蒋琬的确是一个有德之人，能容常人所不能容之事，又能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其实，这也能看出他不仅是有德之人，也是有道之人，你看他在小的地方忍一忍，让一让，就能赢得朝野极大的赞誉，为他的政令在更大的范围内畅通无阻打下基础，岂不是智慧之举吗？
《礼记·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古人认为，人都是有向善能力的，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重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连的。
有德之人在奉行德义之时是出于良心和义务的需要，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修炼到一定境界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工于心计，刻意为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若从经济和商业的立场来看，讲道德也是一种很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能使你得到更大的回报。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古今中外，以大德赢得人心而成众星拱月之势、成其伟业的领导者，无不为人称颂。有些领导者过于相信权力地位，认为凭借职权就可以使属下归服，其实这只能是服权，而不是服人，产生的力量也极其脆弱。
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即使他失去权力，仍会有众多的追随者，而一个品质不端的领导者，即使在他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际，正直的人们也会嗤之以鼻，至多是敬而远之。领导者具有优良的品德、人格和作风，最容易使下级产生敬重感，吸引他们，使之心服。
中国有句老话：“服人者，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把才服放在德服之下，虽然不一定完全合适，但它的精神却是正确的。以才智和能力树立起的威信，常常是不巩固的，一旦下级的才能超过自己，或者自己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时，这种威信就会动摇，甚至消失，而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人格树立起来的威信，则会经久不衰，永存于下级心中。
由此可见，儒家人生哲学的重心在于道德品行的养成。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要以道德作为基础。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正如西莱·福格所说，决定一个人价值和前途的不是聪敏的头脑和过人的才华，而是正直的品德。品德就是力量，它比“知识就是力量”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