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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们赞赏的一种性格，但耿直得过了头，也就成为了“倔强”和“不近人情”的代名词。这也会影响人际的相处，也会错过良好的机会。因此，我们要改变自己一些耿直的性格，多些变通，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邓肯是美国19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小时候耿直纯真，坦率得出奇。有一年圣诞节，学校举行庆祝大会，老师一边分糖果，一边说：“小朋友们，这是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的礼物……”邓肯听到后马上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骗人！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老师很生气，但还是压住心中的怒火，改口说：“相信圣诞老人的乖女孩才能得到糖果。”“我才不稀罕糖果。”邓肯回答。结果老师勃然大怒，不仅没给她糖果，还让她在教室外站了一堂课。
毫无疑问，邓肯式的耿直是一种本质上的人性优点。在现实生活中，性情耿直、说话耿直、做事耿直的人，也大多是不折不扣的卫道者，是正义感的代言人，是最值得结交的对象。然而，人世间的事情往往这么矛盾：这些最值得结交的人，往往成为众矢之的；那些毫无疑问的真话、最值得听取的忠言，往往为他们带来麻烦，甚至直接导致不幸。
然而这并不是说，耿直就一定是幸福的天敌。道德与幸福从来都不矛盾，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必要的智慧和技巧。性情耿直，尤其是过于耿直者，往往不知迂回变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绝不值得效法。
“耿直”是绝对的褒义词，但耿直得过了头，就不好了。耿介刚直的性格，决定了性情耿直者见不得邪恶，容不下龌龊，甚至到了眼里不揉一粒砂的地步，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且毫无策略，甚至干脆就不屑于采取任何策略，这就直接决定了他们多舛的命运。民间所谓的“好人无长命，祸害一千年”大概就是据此而来。
哲学家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好话不受欢迎、好人不得幸福”的社会现象，绝非一己之力甚至其他力量所能改变的。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性的弱点终究会普遍存在。我们必须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努力做个智慧型的人，而不是令时人与后世唏嘘的殉道者。
我们并不反对耿直，但耿直是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其中的尺度，就会走向极端，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乃至水火不容。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是绝对的人格缺陷。海瑞是不是耿直？史书上记载他居然为维护清名，狠心逼死了自己的幼女，原因则是女儿私自接受了一位男子的一块饼。这与其说是耿直，不如说是冷酷、迂腐。而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话说，海瑞“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但不可亢栋梁”，因为他虽有原则，却没器量；虽有操守，但太教条；虽有政德，却无政绩，真可谓入木三分。
耿直有时候等同于强硬，而强硬的另一面则是脆弱。古人云：“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一个人过于耿直、强硬，几乎等同于跟自己的幸福过不去。
当然，一味的圆滑也不可取。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耿直的人。但一股脑儿的耿直并不可取。耿直固然可贵，但也要看时机、看场合、看对象。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魏征本是太子李建成的臣子，“玄武门之变”后，很多太子党成员都被或剿灭或打压，唯独魏征因其耿直的品性深得李世民的赞赏，没被牵连，反而因祸得福。此后他与李世民相处17年，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感慨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到晚年，唐太宗竟然派人将魏征的墓碑砸毁，只差没有掘墓鞭尸。
究其原因，也不外乎魏征生前总是面折廷诤，往往弄得李世民面红耳赤，下不了台，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可见，即使是为了别人好，即使对方是像唐太宗那样的“贤君”，也不能像魏征那样一味地耿直。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也是可以修炼、优化的。而耿直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多些变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了自己的幸福，耿直型性格的人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应该讲究一些策略和艺术。对于原则性问题，必须坚持，但也应该是智慧型的坚持，而不是毫无策略的那种，而对于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不影响大局的小节，不妨装点糊涂，这样既能使自己少些磕磕碰碰，也有利于团结，减少内耗，实现自我与团队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