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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圣人告诫后人，在义与利二者之间，要舍利取利是正道。特别是商人，更要把义摆在第一位。无论是对待顾客还是商家，都要以诚相待。买卖商品时，绝不短斤少两。如果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贻害顾客。诚信不欺、以义制利，这是商人经营活动中应遵循的一个信条。
清末有一个传奇小故事：
有一个姓雷的山西商人，他爷爷在香港和英国人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
他爷爷死的时候，拿出做生意时的账单，对他的父亲说：“我欠着英国人一笔钱，如果你以后有了钱，就要按这个地址把账上的这笔钱还给他。”可是他父亲一生都没有赚够这笔钱。
他父亲临死的时候，把姓雷的商人叫到身边，讲了爷爷与英国人做生意的事，然后把账单给他，对他说：“你爷爷留下了一个遗愿，做父亲的无能，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姓雷的商人接过账单后，铭记在心，十几年过去了，他经商发迹了，见有钱可以还账，便请了一个懂英文的人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说：“我们家还欠你十几万英镑，由于爷爷与父亲没有赚够钱，还不了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要把这笔钱还给你。现在我把这笔钱还给你们，请你们回信，以便我确定汇款的地址。”
很巧的是，当时接信的人恰好是那个英国商人的孙子，他收到信之后，很是感动，马上回了信。
姓雷的商人于是按照信上的地址将钱汇过去了。
任何人都不甘愿过着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取得富贵的手段正确与否，也就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点。凭自己的本事、经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所得到的，就是正当的途径。以蝇营狗苟、坑蒙拐骗而得到的，则是“不以其道得之”，这是圣人所不齿的，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是真正的君子所崇尚的名利观。
《清稗类钞》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以经营绸缎布帛而闻名的王姓商人，当时人称“缎子王”。他的生意之所以兴隆，就在于他有一套商贾理念。他认为做生意“忠厚不蚀本，刻薄不赚钱”，要想生意兴旺，财源茂盛，不仅要靠灵活的经营方法，良好的服务态度，而且更应该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要以“德”经商，来赢得市场的信誉。
在乾隆年间，一些外国使臣常来访问。一天，乾隆皇帝询问诸国使者的观感，使者们回答说：来中国以后，不仅看到士大夫知书达理，就连市井商人也很讲信用，行仁义、布公道。并指出“缎子王”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使者们去“缎子王”的店铺买绸缎，忘了带银两，“缎子王”很爽快地赊给他们，并备好酒菜热情款待，使得外国使者们受宠若惊，深感中国不愧为礼仪之邦。
后来，乾隆帝召见“缎子王”，问他为什么能这样做。“缎子王”回答说：行仁义、布公道是为人之本，经商更应该如此。利于顾客，能赢得顾客的赞许和信任，是商人的无价之宝；顾客的良好的口碑，是商人的财源，这是千金难买的。乾隆帝听了“缎子王”的话，非常高兴，随即给“缎子王”表彰和重奖。此后，“缎子王”名声大振，生意也也更加红火，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分店达五十家，成为名贾巨商。
宋代学者叶适说：“正宜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华人首富李嘉诚也说：“就经商来说，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诚信，只要有诚信，你就有起来的机会。”以义取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商谚告诫后人：不要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要在现成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忠诚和信义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
现代人困惑的莫过于“天下熙熙，皆为利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传统的“义利”观，很多人都把此奉为圭臬，为取得名利的正当借口，这是十分错误的。试想如果我们不能“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的话，那也就不可能与他人共赢，更谈不上发展了。
相反，那种昧着良心，掺假使巧，靠“卖狗皮膏药”、“挂羊头卖狗肉”坑害顾客的做法，虽然能一时获利，但决不会得利一世，最终也会名誉扫地，身败名裂，人财两空。“将予取之，必先予之”，这个道理不光只局限在经商，就连日常生活与人交际中都应该做到，只有敢于付出和善于与他人共利，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
任何一件事都有完成它的内在的程序，我们只能一步一步走，如果急功近利，只看到眼前的好处，就会为了获取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样，求一时之快，而将要以痛苦为代价。
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这就是人生价值的取向。绝不能为了获得那些浮名浮利而丧失甚至是践踏自己的良知，以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名利，来得快，走得也快。
时刻铭记圣人对我们的教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论经商、从政，还是与人交往，都要以之为行为准绳，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