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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黑格尔曾发生深深的惊叹，他在著名的《历史哲学》演讲录中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持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他还说：“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在群星闪耀的历史学大舞台上，最为光彩夺目的，当首推西汉时代的司马迁。他忍住了满腔的愤恨、沉重的忧伤和无尽的痛苦，完成了傲睨古今、凌轶百代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职务，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西汉时代，太史令还兼有皇家天文台台长的职责，诸如天文、气象、历法、星占等涉及“天”的迷信与科学事宜，都归太史令掌管，它需要有“文史星历”专门知识的人才能充任。司马迁正是这样的理想人选。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在改历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才干，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信任。事业上的成功使司马迁的心情十分舒展，他有更充沛的精力去考虑将父亲的遗命变为现实。他认为应该像父亲说的那样，继孔子之后，在历史著述上作一番努力，于是，他决心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准备建造他那文化史上最辉煌的大厦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他推进了深渊。司马迁作为一名忠耿正直，有良心和责任感的史官，他修史的动机和目的，与汉武帝这样一个好大喜功、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的愿望和意志很难完全一致，这就预示着在司马迁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潜伏着随时有可能爆发的危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天，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司马迁，因直言敢谏而大祸临头，蒙受了一场极大的不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并命令李陵同行，替李广利管理军粮、军械等辎重。李陵因瞧不起这位无才无德、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将军，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使，便在汉武帝召见时表示，希望能独自带兵去兰干山以南活动，这样可以分散匈奴军队的注意力。
汉武帝听后不悦，并说朝廷再也派不出骑兵了。李陵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认为朝廷可以不必增派骑兵。他原来所带领的五千步兵都是荆楚勇士，一定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直捣匈奴的巢穴。在李陵的一再请求下，汉武帝勉强同意了他的方案。
李陵接到诏令后随即领兵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长驱直入，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李广利虽然领有精兵三万余人，一路上未遇匈奴主力。但这个庸将一向贪生怕死，只与匈奴军遭遇了几次就损兵折将，落荒而逃。
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大臣们深知李广利作为汉武帝宠姬的哥哥在朝廷中的地位，于是将兵败匈奴的全部责任全倾注到李陵身上。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他大胆地为李陵辩护。司马迁说：
“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蕴含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况且，此次李陵只率领不足五千的步兵深入胡地，前锋已攻入单于的王庭，这就如在虎口边设下诱饵，勇猛地向强大的胡军挑战，与占据有利地形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屈不挠。连续奋战十几天，歼敌人数大大超过自己军队的伤亡数。胡人的首领都为之十分震惊，他们征调了左贤王、右贤王所部，几乎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倾巢而出对付李陵的进攻。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迟迟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尽管如此，只要李陵一声号令，疲惫不堪的士卒又会振作精神举起空的弓弩，奋不顾身地与敌人展开搏斗，直到最后一息。
“李陵未遭覆没之时，有使者前来报告战况，朝廷上下的王侯公卿们无不向主上举杯祝贺。时间仅仅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主上为此不思茶饭，无心上朝廷理政，大臣们大多担忧害怕，不知所措。看到主上如此悲痛伤心，我虽地位卑贱，但还是不自量力，想献出自己之愚见。我以为李陵对部下能做到与之同甘共苦获得部下的信任，拼死出力，如此品格，即使古代的名将亦属少见。李陵如今虽已兵败被俘，但从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可以料想，他是在寻找适当的机会主动归汉。事到如今已无可奈何，但他打击敌人的大智大勇和立下的战功，已足以彰明于天下。早想将这些想法向主上陈述，只是没有机会，适逢这次主上亲自召见询问，我借此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之心，堵塞那些对李陵过分怨恨的言辞。”
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无非是要达到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的目的，有意给他难堪。盛怒之下，全不顾及司马迁多年侍从尽忠职守，将他打入监狱。在狱中，审讯司马迁的，就是后来被他称作“酷吏”的那些人。这班人残忍狠毒，司马迁在他们手中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时也没有定罪。天汉三年，汉武帝误听传言，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单于已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正在为匈奴练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斩。司马迁因此受到株连，被捉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可以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约合黄金五斤；或者甘受宫刑。所谓宫刑，也称腐刑，是阉割生殖器的残酷肉刑，是对人格最野蛮的侮辱。司马迁平时的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巨额的赎罪金。自从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来，昔日的亲朋好友们生怕引火惹祸，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而是远远地离他而去。世态炎凉，司马迁得不到亲友的支持。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做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白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此时此刻，历史上那些有过坎坷遭遇的哲人豪杰们的不平常经历，浮现在他的脑际，更给了司马迁生的勇气。他想，西伯（周文王）是一方诸侯之长，却被纣王拘禁在牖里；李斯官至秦相，结果身受五种刑罚，腰斩于咸阳；韩信曾被封为淮阴侯，却在陈地戴上了刑具，被吕后所杀；彭越、张敖都是面南背北、称孤道寡的王，后来下狱受罪；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后却被囚禁受冤屈；魏其侯是大将军，却穿上赭色囚衣，戴上木枷、手铐和脚镣；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做奴隶；灌夫在居室之中受辱。这些人都曾经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结果都身遭不测，任人处置。连他们都能忍垢厚尘埃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对尊严、权势、荣辱的得失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至于历史上那些身处逆境，在困苦中仍发愤著书，终于功成名就的先贤们更给了司马迁生的力量。西伯被拘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厄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膑被剜去膝盖骨而编写出《孙膑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下狱，写出了《说难》、《孤愤》……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偷生，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宫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宫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的良心有所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戴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连他多年的好友任安也有这种看法。
其实司马迁自己最明白，中书令一职能出入皇上身边，权势确实非同一般，然而此职一般都是让有文化的宦官担任。他因蒙冤受了宫刑后才被委任此职，这正是对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的心顿时感到悲怨与愤恨，自然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再次以坚强的意志，充分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种种便利，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
经过前后14年的努力，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部构思严谨、体大思精的空前历史巨著——《史记》，终于基本完成。这是一部融入了司马迁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不朽著作。全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将三千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合理的整理，并使之纳入一个科学的、庞大而又完整的系统。司马迁以前还没有一部体例完备、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是他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创造了纪传体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空前的创举。
《史记》问世后，在流传过程中，虽说经过了许多波折，少数篇目散失，有的遭改动，但其主体面貌一直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曾对自己创制这部历史巨著的基本宗旨，作了最准确和精辟的概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是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具体反映，也是他高于他的先辈和同时代历史学家、思想家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岁月的风尘不仅丝毫没有能销蚀这些精辟见解的光芒，恰恰相反，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今天，司马迁忍辱著《史记》为人所乐道。人们在体会《史记》辉煌中，更为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精神所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