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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族可以说是最会忍耐的一种动物：它们可以持续长达好几天的时间，观察并监控被它们盯上的猎物群。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绝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显露出丝毫的疲倦或厌恶，它们也不会对这群猎物做出毫无目的追逐或侵扰行动。在这段期间，它们似平满足于维持观察者的角色，仔细地分析并综合目标猎物群成员们的生理与心理状态。
当然，猎物群里面，较虚弱的、受伤的、年幼的、年老的成员，会很快地成为狩猎的目标。但是，野狼的优秀绝非仅仅只是从猎物群中，辨别出易于狩猎的对象而已。它们甚至能够观察，并记忆许许多多细微得连人类都无法察觉的性格特征与习性。
忍比刀好？刀比忍好？用刀用忍，以不乱谋为上。雍正主张“凡事以忍为好”，这是很好的经验。
在雍正还是皇子时，其父皇康熙告诫他处事要“戒急用忍”，事实上，雍正也正是这样去做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戒急用忍，不妄是匹夫之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奇高的心智。
雍正即位后，并没像历代帝王那样急于将政敌置于死地，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经过认真的分析、判断和策划，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雍正急头急脑地实行屠戮政策，不仅会引起政局动荡，而且还有可能引发他的政敌发动政变。”
雍正恰恰看清了这一点，他知道在政局还不稳的时候，贸然采取狠辣手段是相当危险的——狗急跳墙，兔急咬人，穷寇莫追，这正是所有能干大事业的人的禁忌之一。
作为一代天骄的雍正自然不会犯这种浅薄的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大意即：我经历多见识广，因此才能有超常的忍耐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从雍正处理允禩等人的情况看，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的确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
首先，他考虑到允禩是这个集团的首领，必须先给予宠信，笼络和控制他以防止发生变乱；在朝野上下支持的人较多，性情又强悍，不囚禁不足以制裁；对允禩等人的打击，实是以杀鸡儆猴，令其党人产生恐惧心理而有所收敛为目的。对于即位之初，头三脚还未踢开，御座尚未暖热的雍正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把必然会来的动荡尽可能地后推，等坐稳了江山再说。因此，政敌晚一些生事比早一些要好，越晚他就越有力量，越有主动权。
其次，他对政敌只是拘禁，而不妄加杀戮，是因为他不敢杀。雍正意识到，对手之所以敢于同他或明目张胆地对抗，或背地里给他出难题，就是为了触怒他，使他对其中的一些人做出过分的处置，这样不仅会使他得到一个“凌逼弟辈”的恶名，还可能激起事端，使他们有机可乘。
所以，雍正经常在朝臣面前揭露他们，说他们“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他们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还说：“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而说他自己将“断不使伊志得遂”，因而对他们曲加优容。譬如允一开始就不买雍正的账，当面加以顶撞；允禩也在他面前傲慢无礼，雍正都能忍则忍，并没有立即治罪。上面说的那一些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
更有甚者，就连允禩因“图谋不轨”获罪后，雍正在处理允禩的女儿和外孙时，也是思之再三，决定不下。他原想拆散那母子二人，又恐孩子小，容易夭折，怕自己因此“招许多闲议论”而费尽思量。
由此可见，虽贵为一国之君，有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即便如此，雍正还是招致许多非议。什么处置允禩是“凌逼弟辈”；什么惩治不法之徒是“公报私怨”等等。
雍正对此简直百口莫辩。在当时情况下，辩也没用，就算雍正说得天花乱坠，也少有信他。于是他做出了一件高明的举措，即：
提升上书要求他“亲骨肉”的孙嘉淦为国子监司正，以示鼓励——提升孙嘉淦，雍正这一招出得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要通过此举，向满朝文武表明，他也是赞成孙嘉淦的意见的，他也想去“亲骨肉”，顾念兄弟亲情。说白了，雍正提升孙嘉淦，就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说：我原本就是顾念兄弟亲情的，以后能不能亲，让不让亲，亲不亲得，那可不由我说了算，就看这拨人的作为了！
雍正采取老虎挂念珠的策略。外示慈悲，内藏机锋又何尝不是一种忍者的智谋呢！
古人有“万事以忍为上”的古训。人应该懂得保护自己，不要一味使用莽劲去碰壁，而应该分析局势，做出某些以退为进的决策，这才是一种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