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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塞格尔、姜杰、隋建国、展望和徐冰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的问题。他们通过作品与观众交流，制造在场感，破除感知的幻觉，从而追求个人感觉的自由，揭穿“看”与“被看”的真相，提出一系列重要问题：我们究竟可以看见多少？我们被什么所蒙蔽？是谁在窥视我们？
以理性主义之光战胜社会的黑暗是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曾经勾画过一个没有任何阴影的、完美的“透明社会”，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够洞察整个社会，人的心灵可以沟通，他们的视觉不受任何阻碍，公众的观点相互作用”
。
本瑟姆以启蒙主义的眼光设计了“圆形监狱”，希望增加社会能见度，使理性之光自上而下穿透体制，使社会权力结构变得透明。然而，福柯注意到理性之光的监视给人带来的如芒在背的刺痛。他警告我们，理性主义之光有可能被现代集权体制和专制思想所利用，成为监视民众的利器，用来打造圆形监狱的监视体制，使我们失去隐私和自由，成为社会监狱的囚禁者。我们只能被看和被迫“看”，被监视、被评价、被指责，生活在统一的社会标准下，没有“看什么”“如何看”的自由。
观看，是我们认知世界、争取自由的途径。如果说“透明社会”依然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理想蓝图，那么这种透明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监督，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监视。它依赖于福柯所说的“主体可见性”
。主体的可见性来自于知识，来自于性灵，来自于艺术，而从根本上说，来自于透明的社会机制所给予我们的自由。它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精神之光，使我们看见更多，视野更广；它是透明的社会机制之光，使我们这些微小得如草芥、如蝼蚁、如尘埃的个体存在无法被忽视。光到之处，无可逃逸；光到之处，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