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怀孕，分娩，然后照看孩子，一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女性凭借本能已将其延续了千年。然而现实中，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多人发现，怀孕就很不容易（六分之一的夫妻很难受孕），而且一旦女方怀孕了，她们就会不断地听到各种建议，该干什么，该吃什么，该怎么做，这其中很多还是相互矛盾的。医生、助产士、同病房的孕妇还有雇主会密切注意着她们，所以说，怀孕根本不是一个私密又自然的活儿。类似地，生产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女性如果采取选择性剖宫产，就要被批评是“高贵娇气不愿用力”（too posh too push），如果选择了在家中或在分娩池分娩，又要被嘲笑是“自然分娩的嬉皮士母亲”（hippy earth mother）。孩子一生下来，关于母乳哺育——要不要用母乳喂养，应该喂多久，公共场合能不能喂——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孩子还没生下来，人们就开始规定怎么样才能成为好父母，还预言家长（尤其是母亲）要是做错了，对孩子一生会有多么严重的危害。然而，为人父母不仅仅是学一些正确的技巧来保证孩子“正确地”融入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让他们按照“正确的”作息时间吃饭睡觉。亲子关系是一种依据孩子和父母的个人需求、欲望和环境，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没有哪种正确的育儿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怀孕和分娩阶段该做些什么，怎么照顾这些小宝宝，观点有很多；这些观点往往是相互矛盾相互批评的，而且一直都是这样。
在绝大多数文化里，父母身份早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存在了，比如建议孕妇不要做某些事，不要吃某些东西，针对孕妇的行为另有一套法则。尽管现在很多这样的建议会有医学依据，但是认为母亲的孕期行为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长期影响，这一观点是广为接受的，甚至没有接触过西方医学的人们也会这样认为。西方的孕妇不可以吃生鸡蛋、肝脏、寿司和未经高温消毒的软奶酪，而其他地方的女性也有一套饮食禁忌。比如在加纳的某些地区，孕妇不可以吃蜗牛和秋葵，因为这些东西会让小宝宝总流口水；而进食菠萝或者大蕉则会导致分娩疼痛、早产甚至流产。椰子大概也是不能吃的，因为会导致失明。还有一些地区禁止孕妇在市场上购买西红柿、辣椒、秋葵和茄子，因为这会导致皮疹和残疾。在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妇女在怀孕期间不可以吃鱼，而另一些地区的孕妇则要避开家畜，以免孩子染上这些动物的习性。人类学家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以色列、埃及和巴西发现，人们会把孕妇对某种食物的渴求与特定的胎记联系起来，比如，要是一个孩子有草莓型或者深色的胎记，那他妈妈在怀他的时候肯定特别想吃草莓。
在欧洲，给孕妇的建议一直在变，专家也为此苦战不已。19世纪晚期，人们鼓励女性在孕期节食，这样既可以减轻她们自己体重，分量小的宝宝又可以让分娩轻松一些。有些医生建议使用束身内衣，这样既把孕妇逐渐涨大的肚子藏了起来，又能把孩子勒小一些方便分娩——不过也有人告诫女士不要勒得太紧，以免把孩子勒坏。当时人们依旧怀着对先天缺陷的古老迷信，尤其迷信母性印记（maternal impression），也就是认为女性在孕期的经历和情绪会对孩子有负面的影响。1858年，巴伐利亚女大公索菲给自己的儿子，即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写信，警告说他怀有身孕的妻子太喜欢动物了：“我觉得茜茜不该跟她的鹦鹉待那么久，因为要是一个女人总盯着动物，尤其是刚怀孕的那几个月，那孩子可能就长得像动物了。”英格兰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迷信，直到19世纪中叶都有记载，如果一个女人在独自去分娩的路上看到了一只野兔（一种长期被认为与巫术有关的动物），那她就会生出一个唇腭裂（即兔唇）的孩子。
到了20世纪，女性被建议在孕期尽量休养，保持平静，不要和家里人吵架，不要看令人兴奋的书，甚至连刺激的场面都要避免。她们要避开咸酸的食物，包括腌菜和不够成熟的水果，以免孩子以后性格乖张；但是建议所有孕妇一天至少喝两品脱牛奶。孕妇被禁止骑自行车，甚至乘车出行都不可以，因为要避免路上的颠簸。对这些老掉牙的观念，虽说可以付之一笑，但是，认为孕妇的环境和情绪会影响孩子的性格、长相和健康的这种想法可没有消散。现代研究认为，孕期的压力会损害胎儿并影响发育，尽管对压力的设定标准还有待商榷。不过，有一种测量方式是观察孕妇和胎儿的皮质醇——通常被叫作“压力荷尔蒙”——的水平。美国心理学家艾丽霞·戴维斯（Elysia Davis）在孕期压力作用方面开展了几项科研项目，虽然研究中的孕妇都出现了皮质醇水平升高的现象，但是水平持续高于正常值的孕妇的孩子，更容易在出生及之后表现出更高的痛苦水平（distress level），而且在两岁大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
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建议孕期避免压力或减小压力也是说着比做着容易，但是这种研究凸显出，我们不仅要关注孕期的生理健康，也要关注心理健康。这就回到了那个源远流长的老观点：孕妇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她未出生的婴儿。
当今西方孕妇要知道的一条要义是，怀孕的整整九个月里都不可以喝酒，理想化的情况是备孕期间也不要喝。这个建议不可避免地伴随争议，即便这分明是担心酒精对胎儿的风险，但也还是跟好父母的伦理话题捆绑在了一起。
多年来，孕期饮酒的话题很大程度上都被医生和健康专家忽视了，而且大家认为喝酒对孕妇和孩子没多大风险。确实，很多女性被建议有规律地喝一点健力士黑啤，以补充铁元素。这在1973年后发生了改变，因为美国的医生发现，一小批饮酒孕妇的孩子出现了一组先天缺陷，包括低出生体重、面部畸形以及一些智力和发育迟缓——他们将其命名为胎儿酒精综合征（Foetal Alcohol Syndrome, FAS）。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
Te Lancet
)上刊发了三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虽然只聚焦了七个病例，但他们的结论是，母亲孕期饮酒与胎儿畸形和先天缺陷直接相关。然而，这个综合征起初被认为很罕见，后续研究也显示并不是所有饮酒孕妇的孩子都有先天缺陷；的确，有一份研究从美国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与脑卒中研究所的围产期合作计划（Collaborative Perinatal Project）的55000份数据中，只发现了23例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新生儿的母亲长期酗酒，另外只有6例疑似胎儿酒精综合征病例（虽然并不是通过直接观察确诊的）。
胎儿酒精综合征看起来和其他因素也有联系，比如孕妇的总体健康状况、营养状况（原实验中的孕妇已嗜酒超过九年，并患有肝硬化和营养性贫血）以及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等。
初期研究出现以后，关注度迅速上升，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覆盖面更广泛的胎儿酒精谱系障碍（Fo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 FASD）诊断技术，发现孕期饮酒不仅和特定的缺陷相关，还会导致更为广泛的症状，比如智商低下、睡眠障碍与行为障碍（包括多动症）。1981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军医总长建议所有孕妇和备孕的妇女戒酒。在英国，医生则认为孕期一周喝一两杯红酒或者啤酒是安全的，但是，2007年英国卫生部的指导方针和美国的态度一致，建议孕妇彻底戒酒。此中的道理是，既然没人知道安全值是多少，那宁可小心行事；假定任何剂量的酒精都可能带来风险，所以应该彻底避免。如今，大部分女性得知自己怀孕后确实就不再喝酒了（社会上也越来越把孕期饮酒看作一种污点），但由于英国有20%是意外怀孕，所以很多女性在孕期会有一段时间无意识地饮酒。
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与艾利·李（Ellie Lee）等学者，就孕期饮酒的社会反应以及医学与伦理如何交织的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
他们的兴趣点不在酒精对胎儿的影响，而在于孕期饮酒如何成为一种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认为，要求孕期戒酒不仅是出于孩子健康的考虑，也是一种监管女性身体的方式，以此衡量一个女性的道德水准，判断她适不适合做家长。一个女人怀孕期间不再喝酒，不仅表明她遵从医嘱，同时也向外界表明她是个好人，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享受。这样，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孩子尚未出生，她便已为人母。
政策制定者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倡导滴酒不沾（no-alcohol-at-all）的观念（“以防坏事发生”），但是很多研究都没能证明低剂量的酒精摄入也会导致胎儿酒精谱系障碍。一项基于10000名英国儿童的研究比较了完全戒酒的孕妇和妊娠初期阶段每周喝一杯红酒的孕妇，结果发现她们的孩子的身心健康水平和11岁时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没有差异。
布里斯托大学2017年的一份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孕期轻微饮酒（每周少于4酒精单位）似乎对胎儿几乎没有破坏性影响，尽管在一小部分病例中，饮酒似乎和出生体重过低相关。
丹麦2010年基于63000名孕妇的一份研究则表明，少量饮酒的孕妇的孩子，竟然在某些方面的发展结果比戒酒孕妇的孩子“好一些”。
文章作者强调，这并不是一种因果联系——饮酒的孕妇可能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更好的营养状况——其他因素可能也同等重要。这份研究当然没能证明饮酒毫无风险（因为不可能证明一个否命题），也没有说孕期饮酒有好处，孕妇可以把它当作定期饮酒的借口。这份研究真正传递的信息是，女性知道关于饮酒的忠告，考虑过风险，也会将其与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权衡（比如饮食和锻炼频率），而且并不是因为相信专家告诉她们的。
这种观点能在一些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可能也并不稀奇——孕期饮酒的反对者称饮酒是“通过脐带虐童”，而且即使看到了这篇文章也不想改变意见。况且，针对每篇同类主题的文章，总会有很多人找出相反的例证；英国医学期刊《儿科学》(
Paediatrics
)2007年的一篇文章发现，每周喝一杯红酒的孕妇生下的孩子，比戒酒孕妇的孩子更容易在4岁时产生心理问题。
这类研究及其大相径庭的结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孕期饮酒安不安全，或者在什么水平上是不安全的。实验只能告诉我们，研究结论争议颇多，“证据”这个词有时候根本靠不住。
关于分娩的观念许多年来已有了许多改变，这种改观不仅在医疗和技术层面，也在于社会态度层面和对何为“好”分娩的理解层面。曾经，母亲和孩子能够活过分娩可能是唯一重要的事，而如今，活下来已经更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分娩的经历已变得和结果一样重要。现在大家鼓励准妈妈们写一个“分娩计划”（birth plan），决定孩子在哪里出生，家里还是医院，以及父亲该不该在场（虽然比起过去，现在这种选择少得多，将近86%的父亲会参与孩子的出生）。尤其是现在强调“自然”（natural）的分娩，这也常常被视为所有女性应该追求的理想。“顺产”（natural birth）这个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味，但基本来说，它意味着用（如果需要用）最少的止痛措施，不需要医生，只靠一个助产士或者接生人员，让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尽可能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由此甚至衍生出了激进的“自由分娩运动”[free childbirth movement，也称无协助分娩（unassisted childbirth）或无障碍分娩（unhindered childbirth）]。
有一种观点认为，分娩存在了数千年，所以是一种自然的、符合生理的、普遍而本能的行为，女性的身体就是被“设计”来干这件事的。然而这种观点低估了一个事实：尽管数百年女性都会分娩，但总有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因此丧生，而且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依旧如此。这种观点也忽略了一个事实：进化不是一个设计过程，而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这也是对演化科学家所谓的女性“应该”无痛无介入分娩的观点最有力的驳斥。这些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为什么人类的分娩这么困难这么危险，几乎都要有人帮助才能完成。其他灵长类的分娩并不需要协助，没有那么困难痛苦，比人类快多了：人类分娩平均要持续九个小时；猿类和猴子只需要两个小时。所以对人类来说，分娩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种相当危险的方式，看起来没有什么进化意义。当然，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人类女性的身体进化出一种适于顺利低风险分娩的结构会更好，不过，把胎儿弄小一点会怎么样呢？
人类的婴儿出生时，头部相对较大，大脑发育相对完善，但身体发育并不完善（相比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孩子生下来很快就可以行走，而人类的新生儿看不见也听不见），而这个适应性特征在分娩时与人类的另一个独有特征背道而驰——双腿直立行走。这要求人类在更早的生理发育阶段就把孩子生下来，也就意味着，人类的婴儿有更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无助的状态，需要他人照顾。这被称作“产科困境”（obstetric dilemma）——人类需要窄小的骨盆来实现高效的行走和奔跑，同时又需要宽大的骨盆让婴儿即使头部那么大也能分娩。进化妥协的结果是，女性怀孕时胎儿的头部会尽量发育，然后在头部大到不能通过产道之前把他生出来。这能说明很多问题：分娩是一种进化的妥协，不是理想化的适应，“自然”不代表轻松简单，更不代表与生俱来的顺利。同理，我们也不该再认为，“原始”女性生孩子毫不费力，几个小时就能下地走路了。她们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个自然的过程也会要了她们的命，就跟历史上的西方女性一样。
在西方世界，分娩对母亲和孩子来说一直都是危险的。二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直到1935年抗生素（磺胺类药物）投入商用后才有了明显的下降，自此，医生可以治疗此前被证明有致命性的产后感染问题了。
不过，分娩的痛苦和危险也曾被视为上帝的计划，因为上帝命女性生孩子时受“苦楚”，以此赎夏娃的罪。在过去，止痛技术尚不存在，而且因为会违背神谕，止痛在道德层面也是不可接受的。直到19世纪中期，这种观念才被质疑，最著名的质疑者要数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们。当时女王已有多次难产，所以从第七个孩子开始，她的御医开始在分娩中使用乙醚（氯仿）对她进行麻醉。她称其为“神圣的氯仿”，效果是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平静、快慰和愉悦”。
自从女王用过之后，这种把女性分娩时的痛苦看作自然与神旨的观点也就被废除了，尽管当时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拥有私人医生，或者可以去医院生孩子以享受这种止痛技术。直到20世纪30年代，助产士才能够把气体装置带进产妇家里，在这之前，产妇在家中分娩是几乎没有止痛措施的。
20世纪初期，产科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医学专业，分娩也迅速进入了男性主导的医学界的视野。过去认为分娩在女性生命中正常而偶有危险但远非疾病的观点开始退却。1920年，《美国妇产科杂志》(
Te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首卷中将分娩描述为一种“病理过程”，而且“只有少数女性可以避免分娩时的创伤”，因此急需医院医师采取先进现代技术的干预（20世纪20年代，80%的孕妇是在家中分娩的，只有接生婆照顾她们）。
妇产科的兴起意味着分娩逐步科学化，在医院生产象征着医学战胜了迷信，科学战胜了无常。分娩过程变得标准化，由各种图表进行监测。1955年，伊曼纽尔·弗里德曼（Emanuel Friedman）发表了“弗里德曼曲线”，他用图表描述了在自然产程中胎儿下降和产道扩张的关系。这样，医生就可以把分娩看作几个阶段，偏离正常值意味着需要即刻干预。尽管这种进步对孕妇和孩子有明显的好处（产科医生无疑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但这种新操作实际上让孕妇远离了生产过程，甚至剥夺了她们的权利，使她们只能被动地等待专家接手，而医疗介入的水平则远超从前。在医院里，孕妇都要按流程刮阴毛，灌肠，然后躺平，用药以止痛和镇定。她们通常被注射吗啡和东莨菪碱（此药物可能导致健忘症）以达到“半麻醉”（twilight sleep）状态，有时在孩子出生后她们才能醒过来。美国医师芭芭拉·贝尔曼（Barbara Behrmann）比较了她和她祖母的分娩经历，她这样描述她祖母的故事：
“温加登太太，您能别喊了吗？都吵到别的病人了。”这是1936年的场景，我祖母正在生孩子。一个护士会定期把注射药物后迷迷糊糊的她叫醒，让她克制一下自己的行为。我祖母生我母亲的时候就记得这么多了。
在英格兰也是这个标准流程：男士不可以参与妻子的分娩（探访时间以外也不能见面），孩子一生出来就会立刻被抱到育婴房。
然而，并不是所有男医生都觉得有这个必要。1933年，产科医师格伦雷·迪克——里德（Grantly Dick-Read）在《自然分娩》(
Natural Childbirth
)一书中首次创造了“自然分娩”一词，随后又在1942年出版了至今仍在发行的《无恐惧分娩》(
Childbirth without Fear
)一书。他反对使用药物，反对“半麻醉”技术和助产钳手段，认为分娩不但是生理过程，也是一个情绪过程。他相信分娩的疼痛源自恐惧，通过知识和理解就可以克服。尽管他的观点受到一些女性的欢迎，书也成了畅销书，但是医学同行只当他是哗众取宠，他们警告孕妇，要是按照他说的那样四肢着地去生孩子，恐怕母子不保。他的观点多年之后才被主流医学界重新审视。他的反女权观点（一些著作显示他认为女性除了当母亲别无他用）和种族主义观点（他声称“原始”女性根本不会感到疼痛，反正她们也不在乎死活）也一直招致批评。
但他的这份遗产依旧存世，自然分娩也成了当下流行且颇受推崇的观念。迪克——里德提倡的产前班（ante-natal class）现已司空见惯，成为最好的制度之一，主要由助产士主导，只有出现严重问题时才需要医师的介入。家中分娩也愈发受到欢迎。女性在分娩过程中越来越主动，可以选择生产的方式，而这无疑是很好的：女性被药物搞得意识模糊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自然的不等于是好的，但是认为分娩就是做几个选择，认为知识和教育发展一直在改善现状，也是不对的。分娩依旧有风险有危险，认为科学技术把这个自然过程过度医疗化了的想法，也不甚准确。迪克——里德也承认，只有在麻醉技术和抗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自然分娩才有可能。没有这些新发展，“自然的”分娩会有很高的死亡率。况且，很多女性，甚至包括想尝试自然分娩的女性，也乐于接受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孕期的超声扫描和分娩时的胎心监护，所以完全“自然的”分娩只是一种想象。提倡自然分娩也可能污名化想要止痛和采取其他干预手段的女性，同样也会污名化选择剖宫产的孕妇，让她们觉得自己有什么没做到，或者“根本就没在生孩子”——剖宫产或者硬膜外麻醉的产妇生下了健康的宝宝，你却说她“没做到”，这根本不讲道理。没有一种分娩是完全“自然”的，任何一次分娩都有赖于一些干预手段——自人类之初就是这样。所以，干预才是“自然的”选择。
孩子降生后，健康专家和家长最关心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母亲该如何在几小时到几天的时间里，就和新生婴儿建立起联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牢固程度如何。
助产士鼓励分娩后母子立即开始肌肤接触，并且强调要把婴儿正确地放在母亲的胸口；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成功的依恋关系是家庭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大家告诉女性，在看到孩子脸庞的那一刻，应该会感到一阵爱意（荷尔蒙）袭来；卖超声扫描的商家也说，自己的技术有助于在孩子出生前就建立情感纽带。
母爱被视作一种超越一切且自然的本能，尽管在现实中，很多女性表示她们在初次见到宝宝的时候有一些杂糅的情绪和想法，其中有好奇、保护欲、距离感以及单纯的疲惫等。即使如此，早期的依恋关系也被当作良好的亲子关系，尤其是母子关系的基石。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外约门诊服务的目标之一，就是在母子间“促进稳固的依恋关系”。
人们也开始尝试通过发现婴儿6～8周时期的依恋问题，来预测并干预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于母子之间依恋关系重要性的讨论，最著名的出自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之手，作为一名英国儿科医师，他曾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过儿童心理健康的报告。基于这篇1953年的报告，他出版了畅销书——《儿童护理与爱的成长》( Child Care and the Growth of Love )。随后他又于1969年出版了《依恋与缺失》( Attachment and Loss )。他关于依恋关系的见解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哪怕鲍尔比可能不太认同现在对“依恋”这个词的用法）。他称依恋关系是一种在生物层面具有适应性的、物种间广泛存在的机制，它通过保证母子间的亲近，保护脆弱的幼年人类个体。他认为，所有的儿童在早年间都需要一个稳定持续的照料者来产生依恋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母亲）。如果这种关系破裂了，或者幼儿在这个关键阶段和母亲分离了，就可能导致病态的结果——他们会长成不幸福的、没有安全感的成年人，总想重建这种关系。他相信有这么一个关键期——从出生到两岁——依恋关系初次建立，并会影响未来所有的走向。母亲如果在这个阶段和孩子分离（其实直到5岁都有风险），这些孩子会感到被“剥夺了母亲”（maternally deprived），对他们一生都有危害。鲍尔比当时的理论以孩子为中心，极端地强调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并要求家长给孩子提供持续的关爱。这是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对儿童失去关爱的长期影响的关切，这种关爱的缺失包括孩子遭受虐待，住院（家长在一段时间内不能看望孩子），被关在空无一人的大房间里，以及在战争或其他社会动荡时期与父母分离等。
鲍尔比认为，理想的母亲[或者唯一可以充任母亲角色的人（single key maternal carer）]需要在头几年专注于照看孩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做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的研究者应用他的理论发现了不良依恋关系对儿童长期影响的证据。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开拓性的工作中，芭芭拉·提扎德（Barbara Tizard）和朱迪斯·里斯（Judith Rees）比较了65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行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后就被送往了伦敦的住宿制托儿所。
在2～4岁期间，24人被领养，15人返回了原生家庭，还有26人就留在了托儿所。因此，研究人员得以比较三组儿童的差异，评定他们长大后的行为。他们发现，4岁时，8个留在托儿所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反应迟钝；他们表现出异常的社会行为，很难和他们的护理员产生依恋。另有10个孩子表现出无差异的依恋态度，会跟着陌生人走并寻求他们的关注——对到访者和路人都一样。剩下的8个孩子对特定的一个护理员产生了依恋，怪异行为少一些。此类研究显示出孩子缺乏稳固依恋时面临着哪些风险，突出了当孩子们缺乏与一个关爱自己的亲密成年人的联系，没人能信任、能响应其需求时，会面临多大的危险。这些研究也显示出建立早期亲子纽带的重要性。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依恋理论。一些作者，特别是1992年《母婴纽带：一部科幻小说》(
Mother-Infant Bonding：A Scientifc Fiction
)的作者、精神病学专家戴安·爱（Diane E.Eyer）认为，依恋关系和情感纽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灵活可塑的现象，并不是一种普遍自然的本能，而且历史上很多女性并没有和孩子建立起纽带，但也成了很好的母亲。
心理学家温迪·霍尔韦（Wendy Hollway）也发现，很多女性深爱着、照料着自己的孩子，但是难以接受甚至厌恶母亲这一身份（下一章会进一步讨论）。
这些研究者认为，过分强调依恋关系只会加深女性不能或不想和孩子直接建立纽带时的沮丧和负罪感——她们有些是孩子因为早产而被放在保育器里的母亲，有些是患上产后抑郁或其他疾病而不能照顾孩子的母亲，还有些人的孩子是领养的，觉得孩子早年没有自己的陪伴，不能建立充分的依恋。
在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审视鲍尔比的理论还会发现其他的问题。
首先，他的想法以一份研究因偷盗犯法的不良少年的文章为基础。他调查了这些人的生平，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关键期和母亲分离。后来他发现了在一个占很大比例的年龄节点上，这些孩子确实和母亲分离了，于是他说母爱剥夺是其因，少年犯罪是其果。批评者指出，他只能证明二者有关联；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母爱剥夺，也没有关注到其他形式的剥夺，比如贫穷、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而这些都可能导致未来的犯罪行为。
虽然鲍尔比也承认不是母亲的女性也可以照顾好孩子，但他更强调唯一母亲角色存在的重要性；在20世纪的北美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这种以母亲为中心的依恋理论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得到极大的响应。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政府用这种理论将女性赶回家里，使她们失去了二战期间获得的工作和经济独立。
男人从前线归来需要就业机会，女人则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方式就是普及这个科学发现，孩子出生的头几年需要母亲的照顾，而且母亲也该一直是孩子最主要的看护人——打仗的时候，女性不得不出来工作，那时候可没人真的在意这个问题。这样女性就可以被有效地从劳动力中剔除出去，为了孩子和社会的未来回到家中。如此一来，国家不用帮女性照看孩子了，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和性别间的劳动分工也得以固化。不过有一个反例也值得注意，就是一战之后，英国通过1919年的《恢复战前惯例法》(
Restoration of Pre-War Practices Act
)将女性移出了劳动力大军，但是并没有用依恋理论的由头。
同样比较不幸的是，在关于依恋关系和情感纽带的研究里，父亲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对鲍尔比而言，父亲与儿童早期发展几乎毫不相干，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有的研究证明父亲也十分重要。
在一些社会中，父亲和母亲一样要照顾婴儿和孩子，父亲同样是生命角色中的关键一环。人类学家在一些族群中发现了父亲高度参与的儿童照看模式，尤其是中非的阿卡俾格米人部落，他们已经成了父亲教养（paternal parenting）的典型代表；阿卡俾格米人甚至鼓励孩子吮吸父亲的乳头。阿卡俾格米人的孩子有50%的时间由父亲抱大，而阿卡俾格米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也是可以互换的：女人出去打猎的时候（她们很擅长），男人就做饭和照顾孩子，计划下一步去哪儿安家。
这让一些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是谁照料孩子并不重要，有人去做就可以了。
照顾婴儿和孩子也成为一件让越来越多的西方男性想更多参与的事。英国二三十岁的父亲中，有53%表示想找份压力不那么大的工作，48%表示愿意少拿点工资，换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其中就包括能多照顾孩子。
但爸爸们不但在依恋关系上被忽略了，在所有早期教养方面都被忽略了。有人觉得孩子降生之后，自己就被排除在家庭生活之外——大家都去密切关注母子依恋关系了，或者都去为母子二人服务了。尽管英国法律允许陪产假（paternity leave）和共享产假（shared parental leave），但是时长有限（只有不到10%的新爸爸会申请延长），这也就意味着，当代英国在父亲教养角色方面还有些矛盾心态（详见第二章）。
“母乳最佳”（breast is best）是健康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一句颇具声势的口号，女性也总能听说母乳喂养可以提升孩子的智力，预防肥胖，改善免疫系统等等。如今，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建议母乳喂养采取1-6-24法则：出生1小时内母乳喂一次；出生的头6个月只用母乳喂养；持续母乳喂养并配以安全营养的固体食物，直到两岁左右。但一如往常，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会对这个法则做出改动，而且一些文化观念也可能会逆其道而行之。举个例子，妊娠晚期和分娩结束后的初乳（colostrum）问题。初乳富含营养并有轻微的通便功效，能促进婴儿的第一次排便，同时可以预防黄疸和其他感染症状，所以在西方医学中，尽快吃上初乳至关重要。但是大量人类学证据表明，许多文化认为这种奶水对孩子有害无益。研究调查了乌干达境内的多个族群，发现只有一两个对初乳比较乐观，大多数都认为初乳“不好”“味重”“水分大”“不干净”或者“会让人生病”，更愿意等真正的奶水来了再喂给孩子。还有的人认为初乳会灼伤孩子的嘴，或者导致腹泻。
在英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还常有人告诉母亲，孩子出生的头三天里，她们只能喝水，好让她们最初的“坏奶水”排干净。
1-6-24法则看起来毫不含糊，但实际上远没有普及，尤其是在西方。比如说在美国，79%的新生儿出生时是母乳喂养，但6个月时只剩下49%，到12个月时只有27%了。英国在欧洲算是母乳喂养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2年有81%的新生儿是一出生就母乳喂养的，但第六周时就只剩24%左右。英国真可谓母乳喂养最差劲的国家，在第12个月还能碰到母乳的孩子不足0.5%。相比之下，这个比例在德国是23%，在巴西是56%，而在塞内加尔是99%。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个人的选择、社会对母乳喂养的态度以及孩子作息养成的问题。斯旺西大学的艾米·布朗（Amy Brown）做了研究发现，人们鼓励母亲们给孩子养成作息习惯，其中就包括晚上尽早睡觉。但这跟母乳喂养很不相宜，因为母乳喂养的孩子需要多吃几次，更容易半夜醒过来。布朗认为，社会上对采取母乳喂养方式的女性的那种矛盾甚至敌意的态度，很多媒体报道母亲喂完孩子尴尬地把衣服穿好的故事，还有她们自己对重返工作、重获独立的需求和渴望，都让女性包括愿意进行母乳喂养的女性想尽早停止这种喂养方式。布朗访谈了300名女性，她们在头六个月里就停止了母乳喂养，其中有80%的人提到的理由是疼痛和不便，但也有40%的人提到了社会上的负面态度，60%的人说她们缺少支持和鼓励，还有20%的人抱怨太尴尬。
除了缺少支持和社会的负面态度，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存在也是一个原因：这些奶粉就是被设计出来让女性在喂养方式上有更好选择的，给奶水不足的妈妈提供了出路（尽管她们有多少人是生理上不能母乳喂养，又有多少人是缺乏自信才做不到，这一点仍有争议）。
所以，塞内加尔这样的国家有更高的母乳喂养率并不稀奇，因为那里的配方奶粉价格昂贵，女性在喂养方式上只是没得选罢了。
在19世纪之前，欧洲和美国的女性如果不能或者不想母乳喂养，就要雇一个有奶水的人来喂养他们的孩子，这种人被称为奶妈（wet nurse）。这通常意味着要把孩子送到奶妈家里抚养，直到断奶为止。在牛奶（或者其他动物的奶）成为广泛被人接受的替代品后，这种习俗才逐渐失去市场。1867年，人们开发出了第一款配方奶粉——利比希可溶性婴儿食品（Liebig’s Soluble Food for Babies），之后这一替代趋势开始加速；这之后又涌现出许多跟进产品，比如里奇婴儿食品（Ridge’s Food for Infants）和雀巢牛奶（Nestlé’s Milk）。
1883年，仅美国就有27家注册的婴儿食品品牌，其产品多以奶粉形式出现，并添加糖和淀粉作为碳水添加剂。当时这些奶粉往往缺少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但当人们了解到它们的重要性后，也就分别将其添加进去了。配方奶粉被宣传为一种母乳的健康替代品，很多是用来帮助没有奶水或奶水不足的母亲，从而解决婴儿营养不良。彼时卫生条件和用水质量大大提升，奶粉可以更安全地兑水食用，无疑挽救了许多那个时期的孩子的生命。但奶粉不是灵丹妙药，有时候也会吃死人，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奶粉难以保存，牛奶也容易变质。直到细菌概念进一步普及（大约在20世纪之交），人们了解卫生的重要性之后，这种致死事件才开始减少。后来发明的橡胶奶嘴易于清理杀菌，越来越多的家庭也用得起冰盒了，牛奶才得以安全地储存，配方奶粉这才终于成为完全安全的母乳替代品。
渐渐地，配方奶粉不仅是特定情况下的母乳替代品，更成了其改良品，妈妈们可以更现代地科学地喂养，让孩子的营养需求更好地得到满足。她们可以更准确判断孩子该吃多少奶粉，这也有助于吃睡作息的养成。于是配方奶粉宣传说，产品有助于培养听话的宝宝，可以提供最高的营养标准，并且可以定量监控，医生和父母可以确保孩子一直都摄入“适”量的食物。同样关键的是，厂家也开始营销这种具有前瞻性、科技性的形象，他们直接寻求医生的支持并用在广告里。1929年，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组成了食品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s）来监管审查配方奶粉，并要求所有厂家获得他们的“批准标识”（‘Seal of Acceptance’）。这一方面可以让配方奶粉厂家更服从安全生产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医生开始公开地为他们的产品背书。
同样应该注意到，配方奶粉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1913年，新西兰医生特鲁比·金（Truby King）出版了一本《儿童的喂养与照料》(
Feeding and Care of Baby
)，在未来40年中统治了西方女性的育儿观念。他推崇严格的作息习惯，宝宝要有规律地睡觉和排便，多呼吸新鲜空气，并且必须要母乳喂养。婴儿应该每四个小时喂一次母乳，妈妈们绝不可以用配方奶粉。如果孩子睡着了，那就叫醒起来吃奶；如果两次进食的间隔里孩子无故哭闹，不要喂他们也不要安抚他们。
尽管有特鲁比·金这样的人发声，但母乳喂养的比例还是在不断减少，到20世纪50年代时，医生和家长已把配方奶粉视为一种安全、高效又科学的哺育方式。比如，海伦·弗兰德斯·邓巴（Helen Flanders Dunbar）在她1949年的著作《孩子的身与心》(
Your Child’s Mind and Body
)中写道：
你不用给孩子喂母乳。现在的科学证据表明，不吃母乳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和吃母乳的孩子一样健康，有时候甚至更健康。如果你想给孩子喂母乳，完全可以，但是要听医生的建议，从一开始就在母乳之外加点别的，像橙汁、奶粉、燕麦粥之类的。如果你不太想喂母乳，如果喂母乳让你感到紧张和不适，如果你太忙没时间，可又觉得喂母乳是自己的职责，就请不要喂。
但是和分娩问题的情况一样，对女性身体的过度医疗化和“医生最了解”（doctor knows best）这样的观点开始被抵制。很多人越来越质疑配方奶粉是否真的是孩子最佳的选择，国家生育信托基金（Natural Childbirth Trust）和母乳协会（La Leche League）这样的组织开始提倡母乳才是最好、最自然的哺育方式。婴儿配方奶粉开始被批评为一种营销噱头，让女性失去了自己喂养孩子的自信。尽管批评者也承认，对一小部分孩子来说，配方奶粉是有用且必要的，但他们依旧认为奶粉不该成为母乳的标准化替代品。况且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营养、卫生和医疗的条件都很差，母乳改成奶粉的后果已经是灾难性的了——病弱的母亲相信自己病得太重，营养不良，没法喂养孩子，转而选择高度市场化的昂贵的配方奶粉。
由于没有清洁的用水来冲调食用和清洗奶瓶，这些配方奶粉也有潜在的风险。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母乳喂养可以普及，全球每年可避免823000例婴儿死亡事件（以及20000例母亲死亡事件）。
但在如今的西方世界，并没有证据证明配方奶粉对孩子的健康风险，关于母乳比奶粉多出的健康收益也依旧讨论火热；一部分原因是，尽管大量样本的研究可能会证明，母乳的孩子总体上身体更好、智力更高、更不容易患上肥胖，但是作为个体的每个孩子和母亲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个体环境决定着一位母亲如何选择喂养方式，也决定着这个选择之后会如何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不可能直接孤立出一个变量——比如说母乳喂养这个方式——然后把所有结果都归因于它。有些妈妈用母乳喂养得很轻松，但有些人则很煎熬，疼得受不了。有些人只是单纯觉得孩子吃不饱，所以采取了混合喂养；但还有的人是因为严格的1-6-24法则忽视了她们的现实情况，她们要工作、要通勤，不可能总有充足的奶水，她们也可能在孩子出生的几个小时内就要离开医院，没时间没条件喂奶。出于各种原因，母乳喂养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对母乳喂养有困难的女性进行污名化，可能构成一种新的母亲责备（mother-blaming），让一名母亲在疲于照顾宝宝的同时，又承受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
对一些女性来说，延长母乳喂养的时间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和她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家长有关。这在参与“亲密育儿法运动”（Attachment Parenting movement）的家长中最为明显。这种理论推崇母子之间紧密的情感纽带，建立在以下几点之上：母亲要尽可能地待在孩子身边（携带孩子），马上回应孩子的需求，亲子同睡（孩子和父母一起睡），一直母乳喂养到孩子自己决定不要再吃母乳了。2012年某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张令人咋舌的图片：一位年轻母亲骄傲地给她4岁的儿子喂奶。此举将亲密育儿法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究竟是因西方女性出于市场需求放弃已久的自然正常举动，还是一种坦白说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哗众取宠？
无论孩子有多大，只要是在公共场合哺乳，意见自然是分两派，但这张图片还抛出了另一些问题：母乳喂到多晚算晚？谁来决定断奶的时间？母乳喂养怎么就成了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任务？
与亲密育儿法密切相关的是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其他文化中的女性，尤其是“原始”文化的女性是如何照顾新生儿的。这项运动部分受到珍·莱德罗芙（Jean Liedloff）于1975年出版的《富足人生的原动力：找回失落的爱与幸福》( Te Continuum Concept：In Search of Happiness Lost )一书的启发，书中描绘了委内瑞拉雨林中的耶夸纳人（Yequana）是如何照看幼子的，其中就包括：出生后母子的迅速接触，亲子同睡，最初几个月随时将孩子带在身边，根据需求母乳喂养，以及只要孩子需要关注就立刻给予关注。莱德罗芙认为，如果孩子的需求不能这样被满足，比如西方的孩子就常常不是，其结果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心理障碍。
《富足人生的原动力》极具影响力，售出数百万册，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尽管这本书的初衷并非做一本育儿手册，但其观点认为有一种祖先沿用千年的自然养育方式，而西方世界已忘却或放弃，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并引出了2001年美国作者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和玛莎·西尔斯（Martha Sears）出版的《亲密育儿书》(
Te Attachment Parenting Book
)
。这本亲密育儿法的“圣经”称，这种教养方式会培养出幸福自信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会优先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也有人认为亲密育儿法不现实，只是蹭热度而已（有人甚至认为这种方法很自恋，完全是满足母亲的需求而不是孩子的需求）。
当然，在英国或者美国做个亲密式的家长需要一定的富裕程度，妈妈应该不用上班（或者可以雇人帮她一起带孩子），
而且有时间和孩子一直近距离接触，想母乳哺育多久都可以。而且，其实也没什么人研究亲密养育法养出来的孩子是否真的比其他的孩子更幸福、更快乐和更有安全感。
有一种抚养方式可以确保孩子幸福健康地成长，和家长建立稳固的依恋关系，相信它存在当然很美好，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方式。非西方的文化给人以子女抚养的启迪，但这并不是完美教育和终生幸福的蓝图。仅仅精挑细选一个文化的某些方面，然后应用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情景，这样做根本不能指望它会得出完全一致的结果。我们从没有研究询问过莱德罗芙认识的那些耶夸纳人，他们开心幸福是不是因为早年受到的教养方式（或者说，耶夸纳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能证明的是，他们孩子的生存概率远低于西方的孩子，他们的预期寿命更短，医疗条件也很有限。
世上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普适的分娩和养育方式，让每个人都受用，哪里都没有。我们也不可能拿着长期结果，从中挑出个变量，像母乳喂养6个月或12个月、亲子同睡、控制哭闹这些都不行，因为还有个体的性格、气质、阶级、生活方式、营养和健康状况等一系列的变量。亲子之间每天的互动，也一直被文化观念、社会经济压力、医疗和科技进步等深刻影响着。婴儿降生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世界中，婴儿及其需求与欲望会被如何理解，决定了他们早年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成为父母可不只是将孩子生下来，虽然全世界有那么多种教养方式，但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从孩子出生起就给他们一个尽可能好的开始，并尽其所能地保护他们，确保他们的生存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