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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维多利亚·库珀 （英）希瑟·蒙哥马利 （英）基伦·希伊/著
白亦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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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ING THE FIRST TWELVE YEARS
Text copyright © Victoria Cooper, Heather Montgomery, Kieron Sheehy, 2018
First 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2018
Simplif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3 by Shanghai Literature＆Art
Publishing Hous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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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一些意见，建议，抑或福音？
一对父母从来都不可能既不听家人的建议，又不听外人的意见；既不被人批评指责，还不让人家埋怨自己是当局者迷，说出一代不如一代之类的话——就那么简简单单地把孩子养大。为人父母（parenting）
这个话题一贯涉及诸多颇具争议的观点、视角和意识形态，大家也都乐意去讨论分享，甚至有时候还要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他人。专家写的指导手册几百年前就有了，而至于什么是孩子，家长该调整自己成为怎样的“称职”（well-adjusted）成年人，这种议论恐怕历史更加悠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背离亲缘》(
Far From the Tree
)
一书谈及养育“异常”（different）孩子的时候就写道：“为人父母不是完美主义者之间的比拼。”然而这种完美主义的目标正是绝大部分家长竭尽所能想要实现的东西。总有人会说父母们失败了，他们的孩子多少还是有些问题——太胖，太瘦，太自负，太自卑，太沉迷虚拟世界而罔顾现实——这样看起来，为人父母还就是完美主义者之间的一场较量，谁要是哪方面落后了，那就该被数落羞辱一番。
这本书既不是家长指南，也不想树立某一种养育孩子的方式，更不会说你不照做就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本书不是要争辩什么，也不推崇某一种哲学或养育途径，相反，本书旨在提供一个通读近年来大量文献的途径：我们要考察并质疑一些理所当然的育儿经。这本书不仅写给家长，也写给与儿童成长相关的科研人员、专家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虽说“抚养儿童是全村之责”（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这话是老生常谈了，但养育子女确实还是和很多人息息相关，这些人也希望了解学界新近的发现。
父母对孩子的生活状态一直（很明显地）充满兴趣，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也对孩子的生活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儿童研究（childhood study）在全球范围内业已成为大学中的独立学科，而其广度也仍在不断扩展；尽管数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致力于增进儿童的福祉，
但近来的儿童干预措施则开始采纳基于儿童自身的视角，开始了解儿童在物质需求之外的种种需求。然而这种研究的传播不甚广泛，家长与相关从业者也很少听说它们：有时是因为这些研究充斥着医学和社会学术语，让学界之外的人听了一头雾水，有时是因为这些研究只在学术期刊中出现，学院以外的人难以接触。此类原因不胜枚举。所以，本书希望发现、总结并适当地批评一些已有的学术成果，解释其中的意义和启示，同时也指出其中的局限性。这本书不会面面俱到：过去四十多年来，关于儿童与父母养育的学术成果浩如烟海，根本无法穷尽，但是这本书将尽量有代表性地选取能够反映儿童生活不同角度的独到研究，展现儿童与教养方式研究中的宏观主题与概念。
本书作者具有多学科背景：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教育背景，同时也教授社会学、历史学和发展学的课程。因此，这本书聚焦于社会文化因素——并着力展现为人父母的社会方面。虽说这本书涉及医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但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例证都属于社会科学，而且定性分析远多于定量分析。当然了，人们一直都在讨论各种研究方式都有什么好处，甚至讨论社会科学到底能有多“科学”，不过定性研究最强大的一项功用便是可以深度探寻社会学上所说的每个个体的“亲身经验”（lived experiences），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语境之中。这并不是说遗传学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只信后天（nurture）而罔顾先天（nature）。正因如此，我们才引入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讨论，为的就是展示这种先天与后天因素之间的互动（或者沿用大多数讨论的构架，称之为遗传与环境因素的互动）。如果说人们对遗传学偶有怀疑，那往往是因为它被过度阐释为一种万能的解答，而忽略了更广义上的背景条件。比方说：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及其同事做了一系列遗传行为学实验，观察被领养的孩子会发展出生父母的特质还是养父母的特质。
他们发现，如果生父母罹患过精神分裂症，那么哪怕其养父母未患此类疾病，被领养者也明显更容易患上此类疾病。这样一个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学基础。但这也不是问题答案的全貌（研究者也承认过了）。做被领养儿童的实验很难剥离一个变量：大量的其他经历，比如被领养前的经历，孩子或者他们父母的健康状况以及领养者家庭的孩子数量，这些都会影响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生理层面上有精神分裂症倾向的孩子，在特定的成长环境中会更容易表现出精神障碍，这就意味着，想要理清各种因素的缠结关系并不总是易事。推而广之，这类研究都强调应该将儿童及其经历放在研究的中心，而不要指望找到一把医学或生物学的钥匙就能解开儿童成长过程里的所有谜团。
所以，本书将聚焦于两大领域：一是广义上关于“教养方式”（parenting）的各类概念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个人和相关机构的影响；二是作为个体的孩子和父母是如何体验家庭、社团与教育生活的。教养方式这个表达在社会学中是个新词，现在广泛地用来指成年人用以调教孩子身体、情绪、社交与文化发展的各种过程与行为活动。
过去40年见证了理解“何为父母”与“何为子女”这两个问题的巨大改观——“教养方式”从研究儿童照管（childcare）机制变为研究成人的行为、态度和身份认同，本书将回顾这一转变：人们不再简单地是父母，而是要去成为父母，通过学习新阶段所需的技能和心态并付诸练习，真正地做父母。尽管在大部分文献里，为人父母成了“为人母”的同义词，而且只有最近的一批文章才开始关注父亲与“为人父”的话题，为人父母的说法对父亲和母亲理应是同等适用的。
在英国，教养方式已成为政治景观的一部分，并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新工党政府紧密联系：他们指责是糟糕的教养方式导致了飞升的肥胖率、反社会行为、贫穷怪圈、自卑心理、未成年人怀孕、性早熟、社会流动性迟滞以及社会凝聚力低等一系列问题。
这样一来，教养方式就远不只是个体家庭的问题了。
第二个聚焦领域是个体如何体验童年与教养方式，这里的个体既指孩子又指父母。这一话题不可避免地涉及感情因素，而且很难把个人经历与大量的调研事实相剥离，因为一个人既是家长又是孩子（还有可能就是研究者或者政策制定者），而这些事实有可能和个人经历与信念背道而驰。在这本书里，我们认为教养方式会随着时间改变，也会随着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改变。对很多人来说，在某一特定时期为人父母变得尤其困难，也许是因为十几岁的孩子比小宝宝更难沟通了，或者是他们自身的处境和经历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孩子，那他对两个孩子的教养方式可能差距颇大。没有哪两个孩子是以相同方式抚养长大的，哪怕他们有相同的父母和完全一致的外部环境；大人是会跟孩子一起改变、适应和成长的，这种微观的个人层面的改变和宏观的社会层面的改变一样令人惊叹。这种对于个体的强调让我们得以研究所有孩子的经历——“普通”的也好，“古怪”的也罢。这一点也认定了，亲子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父母与孩子互相塑造，互相改变。
为人父母并不是父母把观点强加给孩子的单向过程，而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孩子在自身塑造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将大人转化为有着各自教养方式与各自风格的父母。孩子塑造了父母，就像父母塑造了孩子一样。
在这本书里，我们要回顾教养方式这一话题下的许多争议、困局和悖论。我们将广泛参考有关教养方式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由此引申出这些例证究竟揭示了什么，针对同一主题的两项实验何以在结论上背道而驰。这里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孩子如何跟残疾的同龄人互动的。一些研究表明（详见第六章），孩子相对来说还是支持“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也很珍惜班级里能有残疾的同龄人。而第八章呈现的研究则给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孩子对这些跟他们不一样的同龄人感到不安，甚至充满敌意。这些实验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需要从更宽的角度进行解读。这些孩子是什么背景？他们的学校大体是什么样的？残疾的孩子的融入达到了何种程度？尽管这些实验结果初看相互矛盾，但是我们恪守的两个指标——语境（context）与个体经历（individual experience）——让我们对繁杂琐碎的生活现实最终有了一条反思：要想让干预行为有效施行，所有的经历都要囊括在列。
本书也将从不同的角度察看一些“明显的”问题，并质疑相关的一些公认看法。一个例子就是第八章关于肥胖的探讨。一方面，我们承认超重和肥胖的孩子会因为体重而面临健康风险，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个人的风险是如何被建构并被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其结果不仅需要父母的干预，也需要国家的干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肥胖就不是一项影响健康的风险，而是说我们还有另一种视角来看待它，这种视角有时候就是医疗与伦理并轨而来的：肥胖的孩子不仅有健康问题，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父母，本身也是社会问题，因为他们的自我放纵和缺乏自制令社会失望。有关怀孕和儿童照管的意见也有类似情况，它在意识形态上本该是中立的，一切只为母亲和孩子的最高利益着想，但实际上它被政治、文化、社会规约和环境因素极大地左右着。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强调要理解社会与个人的接合点，而这正是本书的题中之义；我们认为，家长和政策制定者要想获得切实有效的建议，理解这一点势在必行。
我们关注大约0～12岁孩子的教养方式。儿童研究的一大特征就是，它涉及的发展阶段是按照生日而不是按照生理和心理的发展来划分的。尽管说刚出生的宝宝和17岁的少年在需求和能力上大相径庭，但国内外的法律还是将童年定义为18岁以下的阶段。而我们对于童年何时开始（也意味着何时为人父母）也莫衷一是。童年是从出生开始吗？还是从受孕开始呢？还是更早一点，一对准父母开始要孩子之前，他们在身体上、情绪上和行为上的各种准备都该纳入进来吗？更何况，为人父母是一生的事业——不是学一串技能，经历一堆事情后就一了百了：孩子3岁，12岁，18岁，哪怕40岁的时候都不算结束。事实就是如此，21世纪已经有了“还巢一代”（Boomerang generation），大学毕业或者工作离家的孩子又常常跑回家里，甚至还有了“离婚返巢族”（‘Doomerang’children）——三四十岁离婚的人又跑回了家里——可见为人父母永无止境。所有的书在阶段划分上，多少都有些主观，那么面对大量的文献资料，我们选择的是紧靠0～12岁这一区间——这个范围够大又能自洽。关于童年的很多方面我们没有涉及——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只是一笔带过，他们在家外与校内的生活也没有写到，比如像男女童子军（Scout and Brownie）这样的社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里有另一种形式的教养方式在运行。但总而言之，这本书分别讨论了儿童生活的不同层面，分析了例证及其启示，从整体上展现了儿童研究如何开展，个体经历如何分析，以及这些研究如何深化了我们对儿童生活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