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敬仲)逃难奔齐,受到齐桓公重用。陈完(后改称田完,陈、田二字,古同音通用)后代在齐国累世为官。孙武的祖父田书为齐国大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并封地乐安(今山东惠民)。孙武因田家族人谋反作乱,不得不逃往吴国。据《吴越春秋》记载,孙武奔吴后,避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因伍员(子胥)的推荐,得以见到吴王阖闾。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吾尽观之矣……’”又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何时向吴王献兵法十三,尚待考释。据银雀山出土汉简《孙子》逸文《吴问》,吴王与孙武讨论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题。孙武对答为:赵氏可以代晋固国,因为赵氏实行了改革,亩大税轻,公家贫,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可固国。而另几家亩小税重,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先亡。败亡的次序是:范氏、中行氏、智氏,最后是韩、魏。孙武对分晋之前晋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虽与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尽一致(后来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但仍可见他作为新兴阶级一员的改革意识和一定的战略眼光。
前512年,孙武受吴王重用,被任命为将,与伍员共同协助吴王经国治军。吴王阖闾接受了伍、孙的建议,确立了攻楚计划,并组织三支军队轮番袭扰楚国。他们一面扰楚、疲楚,一面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准备更大的战斗。吴阖闾九年(前506),伍、孙随吴王率部由水路北上,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通过他们的境内,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出楚不意,从侧面袭击楚之虚弱之地,五战五胜,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众,直抵楚国郢都。(见刘向:《新序》;又详见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本章多处参考了郭化若书)吴夫差十二年(前484),吴军在艾陵之战又胜齐军,并于两年后黄池会盟时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孙武一派兵家的著作,其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属于孙武,但经过他的门生和战国兵家的整理补充。其中描写的战争规模之大,似是战国时代的情况。又全书内容有重复,前后体裁也不尽一致,当系后人整理留下的痕迹。这十三篇是:《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每篇名就是该篇的主题,首有“孙子曰”三字。《孙子兵法》传世本最好的注解本为《孙子十一家注》(又名《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注》),宋代吉天保辑成。(《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引述则只注篇名)
《计》: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较)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首先应该明白的是战争的规律,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客观条件和因素。
他提出了五个方面:道——战争的正义性,人心的向背,百姓民众支持与否,是否与君上同心并有牺牲精神。天——自然气候条件,昼夜、晴雨、寒热、四时的变化。地——自然地理条件,路程、地形、地势、地貌等等。将——将帅的指挥才能、智慧谋略,信义、慈爱、果敢、严明等品质。法——组织编制、管理、职责、军需供应等规章制度和军纪。只有真正深刻把握并具备这五方面的条件,才算是奠定了打胜仗的基础。同时还要进一步分析比较以下因素,才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主上是否贤明,将帅是否有才,是否占有天时地利,纪律是否严明,法令是否贯彻,军队实力强否,士卒训练如何,赏罚是否分明,等等。
以上是《孙子》开宗明义强调的原则。“道”作为“经”的五事之首,尤显重要。在这里,狭义的“道”指政治,特别是百姓与国君愿望的一致,因为战争总是一定政治的继续,战争必须依赖民众进行;广义的“道”,则指整个战争的规律,包括战争与自然条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和战争自身的规律,以及在把握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经之以五”的其他四方面和“较之以计”的七方面,都可以视为广义的“道”的展开。
孙子说: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
这里的“修道而保法”,可以释为修明政治、严守法纪。但从上下文看,善用兵者之道,取胜之道,首先是审慎分析客观条件,包括兵力的众寡强弱,立足于容易胜利的条件下战胜敌人,做十分周密、万无一失的部署,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使敌方失败的机会。胜利的军队,总是千方百计利用各方面条件并做好了充分准备,然后再求战的。
《地形》研究了“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与作战的关系和应对的措施、方法,指出:“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这是从地形的不同特点出发而研究的战争对策,充分考虑到敌我双方对地形的占领和攻、守、挑战与否及诱敌的方略。又指出,凡军队发生“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况,不是由于天灾,而是由于将帅的错误。“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又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不过只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准确地判断敌情,制定相应御敌用兵之计,包括计算地形险阨、道路的远近等,是上将军必须把握的原则。这里突出了将帅的指导作用。“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一切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出发。必能取胜的,虽然君主说不打,将帅可以坚持去打;不能取胜的,虽然君主一定要打,将帅可以不打。这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因而从根本上有利于君主。这种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贝。
除了提出“上将之道”“战道”之外,孙子还提出了“知胜之道”“安国全军之道”。他指出: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
有判断能力,能判明敌我情况,知道能打胜就打,不能打胜就不打的,可以胜;懂得指挥小部队,也懂得指挥大兵团的,可以胜;国中军中上下利益与共的,可以胜;随时备战,以有准备的军队等待无准备的军队的,可以胜;将有指挥才能,国君不强加干预的,可以胜。
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
对于战争,明智的君主和优秀的将帅必须慎而又慎,不是十分有利,不行动;没有胜利的把握,不用兵;不是迫不得已,不作战。对于战争,国君和将帅切不可意气用事,一定要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国亡了不能复存,人死了不能复生。因此,对于战争一定要持负责、审慎、警惕的态度,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根本。
孙子还指出用兵之道的奇妙、灵活、辩证,把战争看作是动态的、不停地运动变化的过程。因此,《孙子》所说的“道”,即战争本身运动变化的过程与规律,包含着这一运动过程的辩证性。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
用兵是神奇的行动,必须善于伪装,欺骗、诱惑、麻痹、骄纵敌人,声东击西,以逸待劳,随机应变,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还十分重视“势”。“势”有位势、动势、能量、物质的运动等含义。《势》指出: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 弩,节如发机。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这里强调在战略上任势、造势,形成巨大的势能,以猛烈的冲击速度和强大的攻击力打击敌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势”就是利用有利的位势、位能,做机动灵活的变化,形成动势、动能。“造势”就是创造群体优势、力量与速度,如湍急的流水迅猛奔流,如无数圆石突然从万丈高山上滚滚而来。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
使敌人全部屈服为上策,消灭其一部分则差一些了。百战百胜只是理想,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最高明的办法,是运用谋略,不战而使敌人瓦解或屈服。“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外交上的计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这就表现了孙子的政治家的智慧,在备战的前提下,以非战的方式获得“全”胜,是为上策。
在战术上,则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兵力众寡强弱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
我方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至少多于两倍以上,才可以包围或进攻敌人。我方兵力只多于敌方一倍,还不够,应设法使敌人兵力再分散一些。敌我兵力相等,不期遭遇,则应果断勇猛地打击敌之薄弱部。我兵力少于敌方,则应迅速避开。敌强我弱,则避免决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坚守,就会被强敌所虏。
《孙子》实际上把这些灵活的战略战术都上升到“道”与“法”即规律的高度。“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知彼知己”,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是用兵的最一般的法则。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
不仅要深透地了解敌方和己方,而且要懂得天时地利,掌握用兵规律,才不会被敌方所迷惑,并以无穷的变化克敌制胜。《孙子》强调对敌情的了解,认为吝惜爵禄和金钱,以致不能了解敌情,是最不仁慈的人。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
这都表现了作为军事家的孙子的智慧与对于军事规律的强调和把握。
《孙子》闪烁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孙子学派对于战争中的己彼、主客、虚实、奇正、利害、进退、攻守、勇怯、治乱、安动、久速、迂直、劳逸、众寡、强弱、胜败等一系列矛盾运动都有精到的动态分析。
《孙子》强调“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指出: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
战争中的机动性很强,必须随时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因敌制胜。作战要善于避开敌人的精锐坚实部分,避开敌人的锋芒、动势,巧妙地迫使或诱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他们的弱点,我方则集中兵力,乘虚而攻之。“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我方要先于敌方到达并占领要地,以逸待劳,最终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我方牢牢地掌握主动权,诱敌以利,使敌方贪利而就我,扰乱敌方,调动敌方。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
这就是在进退、攻守的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方式,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守,突然袭击敌方弱点;同时又巩固所守,守住的是敌方所不攻或无力攻下的地方。我进攻时,敌防御不住,我退却时,敌始料不及。此外还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破坏敌人的防御,或迷惑、干扰敌方的进军路线,使之不能进攻我方。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
这里提出了迂与直、利与患的关系。两军对阵,以夺取先机制敌为最难。以迂回的方式,出其不意到达战略要地,比正面走直路要有利得多。弯路迂回,再诱以小利,可以比敌方更主动。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用兵作战要以奇异多变的方法,不断地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来变换战术。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
这里提出“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方针,争取主动,先立于不败之地。“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这里是说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国家不利,用兵者必深思战争的利弊。“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聪明的将帅周全地审视部队在战场上利害的各方面,一面鼓舞士气,增强信心,一面积极预防可能发生的祸患或意外。“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做好充分的准备,立足于敌人来进犯,使敌人攻不破,打不垮。
《势》说: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这是说,敌情千变万化,战术也应千变万化。所谓千变万化,其实主要是正奇交变。“正”是正面对阵的常规战术,“奇”是旁出奇袭的灵活战术。“正”是常规常道,“奇”是非常规、非常道。孙子以五声、五色、五味的变化作比喻,强调多变,指出正奇之间相互转变,不可胜穷,强调在正面钳制敌人的同时,出奇兵攻击敌人侧后部弱点。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在战争中,由于多重因素或突发事件对士兵的影响,严明整齐的部队也会发生混乱,士气高昂也可能变成一蹶不振,强盛会变得懒散、衰弱,也可能发生相反的变化。“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九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士兵陷入危险的境地,反而能拼死奋斗,转败为胜。“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
“故知战知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虚实》)无论是戒备,还是出征,都处在矛盾变化之中,被动地戒备敌人,处处分兵,造成兵力薄弱,反不如兵力集中,使敌人被动地戒备我军。作战出征,往往不能预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打,这就容易造成前后左右不能相应的困局。兵不厌诈,“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军争》)。“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行军》)这是说,千万不要被敌方的假象所迷惑,而要冷静地看清其企图。
孙子以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待战争,特别是考虑到政治、外交、财政、粮秣、物资、运输、道路、气候、地理、人和、君主贤明与否、将帅才能质素、士兵训练情况和士气等,因此能明察战争之胜负。《孙子》又特别突出地分析了战争中各种矛盾运动的变化,反对墨守成规,主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同时,孙子在批评军事指挥员轻率、冒进、随意、主观等病症时,又强调了将帅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他们的计谋策划、战争经验,使他们多谋善断,并善于制造假象,使敌方陷于错误,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总之,《孙子》从多方面探讨了军事规律,尤其以整体、综合和动态流衍的方式把握战争全局,显现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谋略权变,充满了辩证的智慧。《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的奠基性著作,对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做了哲学层面的总结,有着极其深刻、丰富、精辟的军事思想,在我国和世界的军事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
1.何谓“经之以五”?
2.孙子的“知己知彼”方法及其哲学意义。
3.试述孙子的整体、动态、综合、联系、辩证的战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