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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分离导致了倒置之世的出现，导致了至德之世和倒置之世的分离，同时也导致了天人关系、人道关系的分离。所以庄子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在宥》）又说：“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缮性》）“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性情本来是合而不分的，道也是唯一和绝对的，而性情的分离却导致了人情和人道的产生。人情与人道背离天道而存在，现实社会也背离天道而存在。二者相差绝远，相互违背，交相离丧。人道极端发展，往而不返。天道均平而统一，从此而不可得见，不复存在。
指出了天人之分，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庄子哲学体系自身的一个内在矛盾，即哲学上、理论上和理想上统一的道与实际上不和谐、不统一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从哲学上看，实际存在的社会历史与现实应该就是道的存在与运动的表现和形式，是道的内涵的一部分。因为有和无是统一的，现实物质世界的存在与运动和抽象思辨中的统一性、和谐性、有序性是统一的，形而上学的道与实际上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也应该是统一的。因此，形而上学的道与实际上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也就是道的统一性和道的不统一性的矛盾，或者说是宇宙万物统一和宇宙万物不统一的矛盾。
在这一点上老子和庄子也是相一致的。老子一方面论述了道在最大概念上的统一，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七十三章》），一方面又指出了“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的天人矛盾。
道既然是绝对的，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统一的，就不应该有现实中的人道的分离。同样，既然有现实中的人道的分离，就不应该有哲学上绝对统一的道。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庄子没有解决。庄子的道原来就有两个含义：有生于无和有无同一。庄子从有生于无中推导出了雕琢复朴、归根反真的历史观，当这个历史观被现实中的“倒置之世”否定以后，庄子退而求其次，又从“有无同一”中推导出了“与世同波”的现实观。
《天地》：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
《在宥》：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
《寓言》：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
《天道》（又见《刻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庚桑楚》：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
《天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
《人间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三人同行，其中一人迷惑还没有妨碍，二人迷惑就到达不了目的地。但现在是天下人都迷惑不明，我一个人虽然有所向往，又能怎么样！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是心理上的压力。庄子虽有祈向不可得也，道术将为天下裂，是哲学上的压力。曲高和寡，对此老子也曾深有感慨，说：“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老子·二十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四十一章》）不过，庄子执着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索，主张生死齐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矛盾既不可解，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与世俗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一份感慨又比老子深切得多了。
张恒寿《庄子新探》等认为，与世同波的思想不合于早期庄子的处世态度，是庄子后学的想法。但与世同波在逻辑上是与庄子的道论一致不悖的，是可以从有无同一中引申出来的。从庄子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上看，恰恰是与世同波的概念为庄子的哲学体系做了一个完整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