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上古十二帝王至德之世的社会，从伏羲、黄帝时开始有了变化，到夏、商、周三代以下，境况就大不一样了。
《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
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职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盗跖》：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在宥》：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
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之心。
自上古十二帝王以后，道德下衰。到燧人和伏羲时，人世与天道不能合一，但人世还可以顺从天道。到神农和黄帝时，人世不能顺从天道，但还能够安于天道。此后道德愈衰，到唐尧和虞舜时，对社会进行治理改造，以善行取代道德，离开人性而趋从人心。纯朴的人性涣散了，变成了人心与人心互相竞逐役使。智慧不足，就造了文字，进而追求广阔的知识。文字和知识淹灭了纯朴的心灵。人心迷惑，从此再不能够回复人的初始性情。
黄帝失德，境内出现了战争。尧、舜失德，设置了官吏。商汤流放了君主夏桀，周武王杀死了君主商纣王。从此以后，强者欺凌弱者，所有做帝王的人都只是在扰乱人心。
黄帝用仁义扰乱人心，尧、舜不顾生命的损伤而讲求仁义，又增设制度。但仁义不能免于疏漏，流放四凶，就说明仁义并不足以治平天下。以仁义治理天下，天下遍受惊扰。上有君子之人讲求仁义以争名，下有小人盗劫杀人以争利，各种不同的主张分别流行，是非善恶互相争执不休，人人以聪明相欺骗，以刑法诛除同类，强制异己。人心迷乱，人性散漫，天下大乱了。
庄子认为，人类社会所以会有这样巨大变异的根本原因，是性情分离。上古至德之世人性向道，人情与人性一致，叫作“性情不离”，所以社会是和谐均平的。自黄帝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骈拇》），人性不向道而向物，即人性脱离了宇宙万物的普遍性而沿着个性的方向极端发展，最终以人情取代了人性。人性是道赋予的，人情是人后天具有的。以人情取代人性，也就是以个性的物取代了共性的道，就叫作“性情分离”。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职，就是性情分离。没有人性，只有人情。只有人情和人情之间的关系存在，而没有人情出自人性的关系存在。人情恶性发展，人性受到迷乱侵扰，烂漫不收，从此不复存在，社会现实也因此而无所可取。
人情“排下而进上”“好知而无已”，具有一种在量上无限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人世对于物质利益和道德名誉两方面的追求。在儒家看来，追求物质利益与追求道德名誉这两个方面是截然对立的，庄子则认为二者同样是对道德的偏离。“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骈拇》）伯夷、叔齐死于名，申徒狄、介子推、王子比干、伍子胥死于忠，尾生期死于信，盗跖死于利。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无论其为名利或者为仁义忠信，都是性情的分离。
《缮性》篇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性情分离，丧性于名物，失性于俗情，就叫作“倒置”。性情分离的人世社会就是“倒置之世”。在倒置之世中生活的人就是“倒置之民”。倒置就是本末颠倒，反本为末，就是颠倒了人情对于人性亦即人情对于天道的依存关系。对于倒置之世，庄子不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且曾为之断言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