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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个悲剧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也一直以它的悲剧性激动着和启发着读者。作家本人回忆说：“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老舍选集·自序》）小说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使处境与之相似的人们不由得严肃地展望自己的前途，产生不寒而栗的恐惧。五十年代初有个外国人在一篇评论老舍的文章中，谈到自己读了《骆驼祥子》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一直不忍心乘坐在旧中国街头到处都是的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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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一个人力车夫的不幸遭遇，竟然唤起了处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对于实际生活中所有的人力车夫，也都怀有人道主义的同情。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吸引或者思想触动，而是穿透心灵的震撼，通向现实的反思。这样的力量和效果，也并非别的什么，而是第一个给悲剧做出理论概括的古希腊哲人早就指出过的，为悲剧特有的美感内涵和作用——通过“激起怜悯与恐惧”陶冶和启迪人们。
作家介绍说：最初促使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起因，是“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在旧中国，人力车夫受蹂躏遭迫害，百般挣扎，最终悄悄地死去之类的痛苦和灾难，每天都在街头巷尾演出着，有关的记载也充塞着报纸的社会新闻栏目。但所有这些实际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激起过人们如此强烈的震动和这般深切的思考。而当他们早已为人们所忘却，老舍笔下的这个悲剧却始终活在大家的心头。再进一步说，在老舍前后，不少作家也写过一些取材于人力车夫生活，以之为主人公的作品，却唯有祥子被公认为现代文学史上人力车夫以至于其他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也唯有祥子在文学圈子以外的各阶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被普遍地当作这类苦力的代名词、同义词，使人们从中痛切地感到艺术的巨大力量和深远影响。
老舍本人出身于城市贫民，不但从小和人力车夫有过直接深入的交往，自己就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底层，因此能够比一般作家更真切地体会他们的全部痛苦和灾祸，懂得压在他们身上的，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不幸，而几乎是整个社会沉重的压榨。所以他说：当他联系自己这方面的体验和理解，构思《骆驼祥子》时，“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而且就创作意图而言，他也不满足于描写个别人的经历，而要求在作品中“写出个劳苦社会”，让人们看到对于那些不幸者来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应该说《骆驼祥子》思想上艺术上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魅力和成就，具有如此浓重深沉的悲剧性，首先就在于这不只是一出个人的悲剧，而是一场社会悲剧。
祥子是个年轻、纯朴的人力车夫，渴望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一种独立的生活地位，为此做了执拗的奋斗和抗争。但来自各方的打击，一步一步地粉碎了他的愿望，侵蚀了他的勇气，连同正直地生活下去的意志。他完全堕落了。作家在小说中感慨万分地写道：“一个拉车的……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在他的笔下，祥子的悲剧不是无病呻吟或者茶杯里的风波，不是什么抽象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纠纷，也不仅仅是孤立地降临到个别人头上的意外的灾祸，而是具有广泛联系和历史深度的社会冲突的产物——祥子的毁灭是整个旧社会造成的。小说结束时把祥子称为“社会病胎里的产儿”，这场悲剧同样是“社会病胎里的产儿”。读者能够从中重新忆起或者开始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普遍地存在过的苦难和罪恶、腐朽和黑暗，曾经一再地发生过的悲剧。由此激起的“怜悯与恐惧”的悲剧效果，自然也就格外沉重，使人久久难以忘怀！
就悲剧的类型而言，《骆驼祥子》所写的不是英雄悲剧，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悲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看，都是如此。
悲剧主人公祥子既不是叱咤风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地位显赫、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他从未有过任何崇高宏伟的理想和英勇豪迈的行动。他活在世上的目的，不过是获得一辆人力车、当个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他始终是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与这样的人物和题材相适应的是，作家在构思和描写这个悲剧时，没有制造什么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没有渲染任何色彩强烈的气氛，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慷慨激昂的议论，而是用冷静严峻的笔墨，一笔一笔地展开城市底层日常生活的画面，凸现挣扎于其间的人物思想感情的微妙波动，以一些灰暗的景象显示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灾祸。即使写到军阀逃兵抢车、政府暗探勒索，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和动作，更没有形成戏剧性的悬念或者高潮，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了又过去了。除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没有惊动任何人，即使有第三者知道了也绝不会注意和关心这类平淡无奇、到处都有的事情。然而小说却有力地写出了这些都给祥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
作家还善于从一般人不留意的场合，或者不以为是悲剧的事态中挖掘出内在的悲剧意蕴。车厂老板的女儿虎妞主动和祥子亲近，后来还不惜嫁给他。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这岂不是作为车夫的祥子的意外艳福？作家却从中看出了也写出了这种强加于他的爱情和婚娶，非但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幸福和喜悦，反而使他陷入说不出的委屈和耻辱——粉碎了作为他的整个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成家立业的生活蓝图，“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而且使他从挣脱不掉这么一个女人的摆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生活的无望。在另一方面，小说渲染了祥子在小福子纯真爱情面前的犹豫。她的过于沉重的家庭拖累——一个醉鬼似的爸爸和两个年幼的弟弟，都得依赖她为生——使他迟迟不敢接受她的诚挚的奉献。即使当他一度鼓起勇气要与她结合时，盘算的也仍然是“她可以不管二强子（她的爸爸），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作家以真实到近乎残酷的刻画，撕开了生活的窘迫所造成的祥子品格上怯弱、低下、自私的一面，从更深的层次上写出了生活把他摧残到何等可悲的地步。
作家甚至有意不写悲剧特别是英雄悲剧常有的并且往往成为作品高潮的悲剧主人公死亡的情节。小说没有以祥子为了某种信念和追求而献身——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他可以由于奋起抗拒逃兵暗探的强夺而遭杀害，也可以因为毅然与小福子共同承受生活的重担而被生活煎熬致死等——作为结局，完成它的悲剧效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样写了，祥子就有了英雄气概，他的悲剧和作品的基调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作家让主人公在经受了不断的打击挫折以后，对于生活彻底绝望，不但不再有任何追求和愿望，也完全不知羞耻为何事，甚至不再有什么痛苦了，只是行尸走肉般苟活于人世。俗话说“好死不如歹活”，作家却写出了这“歹活”远比“好死”更使人感到“怜悯与恐惧”，具有更为深沉的悲剧意味。
比起英雄悲剧，这种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在文艺史上是比较晚出的，直到近代才流行和普遍起来。它反映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与平民百姓的更为紧密的接近和结合，又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这类悲剧作品，没有英雄悲剧那种能够唤起人们的崇高、庄严、悲壮感的美感作用和产生突然爆发出来的振奋、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这类作品在揭示生活本身的悲剧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可以胜过英雄悲剧。它写的是广泛地发生于现实生活中人们身边的悲剧，有时还能“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
。这类作品又总是努力排除各种外在的、偶然的，或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刺激性的因素，而以人物的平民性、事件的平凡性和内在的悲剧性，构成对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悲剧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概括。这样的悲剧作品，能够深化广大读者对于生活的认识，而且由于使他们感到其中所描写的既平淡无奇又如同身受，从而激起更多的醒悟和震惊，由此产生的悲剧效果也就可能特别强烈，特别持久。叔本华给这类悲剧以很高的评价：“这一类不是把不幸当作一个例外指给我们看，不是当作由于罕有的情况或狠毒异常的人物带来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西，几乎是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不幸也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我们看到最大的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这样我们就会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
这段话概括了这类悲剧的长处及其特有的美感作用，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骆驼祥子》获得成功的一个方面的缘由。
从一定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又是一个性格悲剧。酿成这样一场悲剧，除了来自社会的压迫剥削，还有悲剧主人公本身性格上的原因。作家的创作意图显然也不仅仅在于控诉制造悲剧的旧社会，同时还鞭挞了祥子身上的弱点。
长期以来，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分析祥子形象时，虽然也提到他来自农村，在具体分析中常常只是把他作为一般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看待，忽略了农村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的各个方面留下的众多鲜明的印记。无论是他的健壮、木讷或者勤快、朴实，还是他的狭窄、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形、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即使在诸如喜欢蹲着跟人讲话和“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之类的生活细节中，也都是典型的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小说一再提到他不同于一般的车夫，没有入车夫的“辙儿”（比如不会像别的车夫那样撒野耍奸），还是因为他保持着在乡间形成的拘谨忠厚的心态和气质。他和很有心计、八面玲珑的高妈同在曹府帮佣、同属城市个体劳动者，但两人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处处形成明显的对比，同样在于他有强烈的农民意识和还缺少高妈那么多的城市生活的磨炼。所以，《骆驼祥子》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正直的青年堕落为所谓“坏嘎嘎”的城市无赖的悲剧。这个因为农村无法存身、到城市另找生路的劳动者，被城市更加无情也更加迅速地毁灭了。在他的身上，当个独立劳动者的人生追求和纯洁美好的农民品格是同时丧失的。这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这场悲剧的主要线索。
抓住以上特点，也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忍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事情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惶恐和苦恼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被束缚在分散狭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他们，诚然有狭窄短视、各人自扫门前雪和因为自顾不暇而形成的自私冷漠等弱点；但作为劳动人民，毕竟还是有善良热心助人的一面，尤其是对待与自己相似的不幸者，祥子不就帮助过老马祖孙吗？问题的症结在于祥子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再也不愿与之发生什么联系了；一方面又没有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社会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比如高妈那些来自城市生活经验的建议对他说来都是格格不入和无法接受的。这样，他才会感到如此孤单、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才特别脆弱，经不起打击和挫折。这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劳动者，哪儿都找不到一个立身之地。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充分体会作家的现实主义描写的分寸感和细腻处，进一步认识这场悲剧的必然性和它的丰富内容。
祥子性格的最大特点，又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观上的契机的，是他企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和执着追求。既然他所承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着，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成为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但作家对于祥子性格的描绘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向深层做了细致的发掘。他写到祥子对于自己的这种努力也不断有过反思和疑问。比如第一次丢车以后，尽管他仍然努力拉车攒钱，“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中就觉得发堵，不由的想到，要强又怎样呢，……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前途的暗淡，并向自己提出了严峻的反问。但他随即做出的回答却仍然是：“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失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着自己的车，他简直像是白活。……他的能力只能拉车，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他便忘了自己，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牲，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结论是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作为个体劳动者，他们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多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在祥子这里，车子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所以，虽然他早就把自己的这种努力比作“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街。……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是一样的”，他还是这样奔跑着，先是充满了希望地奔跑着，然后是不无怀疑地奔跑着，终于是无望地奔跑着！在这里，清醒和糊涂、自觉和盲目，几乎成了同一回事；如把它们区别开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事实上难道不正因为他想有所作为，才陷入这样的悲剧的吗？如果从一开始他就安于命运而无所企求，不就没有这一切，至少不如此令人同情和叹息了吗？祥子的性格和祥子的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些描写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小说快结束时，祥子遇上了刘四，意外的邂逅使“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不知怎样才好”，而当他“忽然找到了自己”时，立即把坐在车上的刘四撵下车来。这使他感到痛快，觉得“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事后还认为“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使他又一次振作起来：“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在逃兵和暗探的强夺前面，他忍气吞声，过去在刘四面前，也从来没有顶撞过；在祥子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有点儿英雄气概的行为。但在深夜小巷以这种方式对待孤身一人的老者，又算是什么英雄行为呢？除了发泄一下怨气以外，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在这里，英勇与怯弱，抗争与苟活，也很难区别开来。但试问饱受生活折磨的祥子除了这样的报复，又能想到和干出别的什么来呢？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只能说明祥子非但不是英雄，而且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应有的抗争和真正的胜利；这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这些真实深刻的描写所揭示出来的祥子性格和他的悲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特别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对于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丰富深入的理解和杰出的现实主义才能，使老舍从一些富有个性特征的言谈行动中，揭示出祥子社会的、阶级的属性，准确而且鲜明地表现出小生产方式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狭隘性、保守性和盲目性何等深刻地决定了祥子的生存形态、行为模式和交往准则，造成了他性格中的严重缺陷（前面提到的祥子对于小福子的态度，也是如此）。小说有力地写出了祥子的悲剧不仅是当时那个社会作为外在的力量造成的，同时也是社会对于他的性格的深入影响、阶级的局限性，即社会转化为人物的内在因素造成的。所以，不但应该改变那样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应该改变这样的主观世界，才能最终地结束悲剧。
这样的性格悲剧，不仅在当时能够引起读者的反省，产生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到了今天，虽然当年的旧社会早已被推翻了，但有关的描写仍然能够使人激动，发人深思，并且从中受到启发。
（文章有删改）
[1]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篇文章刊登在美国侨民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上。作者、篇目和刊物期数都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