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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厚恺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杰作。它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其他一些游记体冒险小说的影响，然而，《格列佛游记》和它们虽然形式相似，性质却截然不同。它是《一只澡盆的故事》那类讽喻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与18世纪开始兴起的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的若干独特性质。
《格列佛游记》的嘲讽对象既是现实世界，也包括它所借用的文学形式，而且前者是通过后者进行的，两者不可分割，小说通过谐谑性模拟对它们一起加以颠覆。《格列佛游记》在表面上采取写实主义的，甚至是“航海日志（logbook）”式的风格，而实际上却对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在内的游记体小说乃至18世纪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戏谑性模仿。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假称为格列佛本人的记录，委托亲友发表，书中对日期、地理位置、航行路线、事物的大小和数量均力求显得翔实准确，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效果。
作为一部讽喻性作品，《格列佛游记》的基本叙述策略是在表层话语和深层意义之间造成不一致，从修辞角度来看主要是运用反语法。在《格列佛游记》中反讽语气显得特别丰富多变。主人公的叙述时而故作严肃、一本正经，时而显得天真无邪、令人莞尔，时而又过度夸张、难辨真假，叙述和意义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从而产生强有力的反讽效果。
由于小说的讽喻性，主人公的性质也就和一般写实小说不同。格列佛虽然也是一个鲁滨逊似的旅行者和叙述者的形象，但并不是一个性格独立自足的人物。他属于讽喻性情节中那种典型的“天真的叙述者（naive narrator）”——不谙世事、头脑单纯，他承担的任务主要是产生反讽效果。他代表着英国现实社会及一般经验世界与书中的虚构世界相接触和碰撞，扮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贬式佯装”和“夸耀式佯装”的角色。而且，在整个大的反讽语境中，叙述者不仅是反讽的工具，他自己往往也难免成为反讽的对象。显然，叙述者不等于作者本人，但18世纪的许多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这使得人物（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在《格列佛游记》里，叙述者的态度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当然不尽一致，但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却并非一成不变，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在各部中也各有不同。有时候，例如在小说的第一、二部中，斯威夫特让读者明显地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但在第三、四部中，情况则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第四部中，由于格列佛不再扮演佯装者角色，所以布斯曾指出，读者“很难知道格列佛和斯威夫特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确切地说，是因为很难知道那位旅人对于慧骃国的热情中哪一点表现得过分了”。
由于《格列佛游记》是在数年间写成的，所以在讽喻的体裁类型、主人公的角色性质、反讽形式和手法上也各有特色，几乎包容了他在讽刺诗文创作中使用过的各种手法，风格多姿多彩，蔚为大观，而且各部内容和思想深度都有所不同。
第一部“利立浦特游记
”是斯威夫特在史克利白勒瑞斯俱乐部与蒲柏、盖伊等人的笑谈中构思的，特别富于故事性和趣味性，具有明显的童话色彩，事实上也经常被当作童话来阅读，但它在童话的外壳下却通过“政治讽喻（political allegory）”颠覆了纯真的童话世界。这一部最基本的讽刺方法是影射（innuendo），许多地方必须熟悉当时英国的具体情况才能做出准确的解释，如穿高跟靴和低跟靴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纷争影射英国议会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争斗；吃鸡蛋应该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的争执影射天主教和新教关于宗教仪式的分歧；利立浦特和布莱福斯库的战争影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利立浦特宫廷的大臣们影射英国的瓦尔浦、诺丁汉伯爵和哈利等人；等等。在讽刺手法上，比较突出的是在利立浦特和英国之间进行夸张式的类比，如大臣们像猴子一样比赛杂技以邀功争宠和军事操演、贵族教育等等，以及对于仪式、语言、文体的讽刺性模拟，如第二、三、七章中的奏章和弹劾书等。在这一部里，格列佛对小人国国民不仅在体形上，而且在智力上和道德水准上都居于优势，虽然他仍属于“无知的佯装者”角色，但基本上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周围种种荒诞不经的事物，整部笔调是滑稽的嘲弄和恶谑的揶揄，反讽语气也比较单纯，抓住影射对象便不难理解其意蕴。整个来说，这一部尚未表现作者的正面理想或涉及人类一般生存状况和价值准则的批判与思考。
第二部“布罗丁奈格游记
”则既有童话的特点，又具有乌托邦小说和哲理小说的性质，像同时代法国文学中孟德斯鸠写“穴居人”、伏尔泰写“黄金国”一样，重点转向描写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大人国”里，格列佛在体形和道德上都失去了第一部中的优势，他反而成了利立浦特国的那种小人，面对伟大而贤明的巨人来接受质疑，所以他本身也成了反讽的对象。格列佛扮演的是“夸耀式佯装”的角色，以自己的无知和自信来激起反讽效果。与格列佛所引以自豪的议会、法律、教会、财政制度相对比，布罗丁奈格的社会显示出了它的健全理性：国王仁慈公正，富于理智和常识；法律只有几条，都用简单明白的文字写成；军队纪律良好；贵族、人民和君主三方关系协调，由民兵团进行维护……总的来说，布罗丁奈格的制度是欧洲启蒙主义者所向往的那种开明君主政体。这里的讽刺对象已不再局限于英国的社会政治，而是指向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格列佛的叙述仍然明确显示出对布罗丁奈格这样的乌托邦社会的反讽，例如收养格列佛的那家人将他四处展览以敛财，宫廷弄人的邪恶，侍从女官的淫荡，断头台上处死人的可怕场面，以及格列佛对巨人们生理上的厌恶，等等。
第三部“勒皮他、巴尔尼巴比诸岛游记
”，内容驳杂，结构松散，涉及英国社会和爱尔兰反抗运动，以及当时的科学研究、古代历史等等，在格鲁伯杜德雷伯与古代亡灵会面、纵谈古今人物得失又很像但丁《神曲》里的情景，可以说具有百科性质。批评者常常指责本部中对科学的讽刺有失公允，其实，结合斯威夫特在《一只澡盆的故事》和《书籍之战》等作品中一贯抨击那些肤浅无知却又自以为是的“现代学者”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所讥讽的只是当时脱离实际的机械肤浅的科学研究，例如，主张废除语言、以物代词的语言学家，指的是皇家学院那些要求语言像实验报告一样“精确”、一个词只代表一种事物和它的性质的学者。本部中，格列佛只是扮演头脑简单的观察者的角色，对话不多，也很少发表观感和评论，主要通过“谐谑叙述（burlesque narrative）”来达到讽刺效果，例如模仿英国皇家学会会报论文的风格论述飞岛的运行原理，发明改善思辨知识机器的教授一本正经地介绍他的理论和实验等等，都让叙述者不动声色地陈述荒诞不经的事实，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本部的语调相对其他各部而言是较为温和的调侃与幽默，不太辛辣火爆。从叙述语气较为轻松、充满机智和风趣来看，斯威夫特绝没有对科学进行偏激的全盘否定。
第四部的“慧骃国”不再是人类的而是动物的国度，居住着具有智慧的高贵的马“慧骃”和人形的野兽“耶胡”。这一部的类型可以归为动物寓言。在发源于古代埃及、希腊和印度，经中世纪“列那狐传奇”以及拉封丹和莱辛的创作而形成的悠久传统中，动物寓言常为短篇故事和短诗，戏剧方面则只有阿里斯托芬的《鸟》等少数作品，在长篇小说里采用动物寓言，《格列佛游记》之前似不多见。
格列佛的角色在这一部有很大变化。他不再是无知而自以为是的喜剧性角色，其谈话也大多属于正语叙述而非反语嘲讽，显得理智、客观，富于自我批判色彩。正因为如此，读者很容易把格列佛和作者等同起来。不过，他在另一个层面上仍然是被反讽的对象，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耶胡，慧骃主人根据格列佛自己对人的描述得出结论说人类就是耶胡，格列佛对此尽管极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在前面的语境中，他是“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的组成部分，而现在他则是“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的构成因素，更能引起读者对普遍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这里虽然也有对于英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抨击，但讽刺的重点是耶胡所代表的人类身上的丑恶兽性。作者满怀憎恶地为耶胡描绘了一幅丑陋的漫画像，其嘲讽中最恶谑的是对粪污的描写，而正是在这里集中显示了斯威夫特的讽刺力度。其实，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就曾经撒尿扑救皇后寝宫的火灾，在布罗丁奈格也描述过宫廷侍女们解小便的情况，而且从早期《一只澡盆的故事》到晚期《贵妇化妆室》（ The Lady's Dressing Room ，1730）、《斯特里芬和奇萝》（ Strephen and Chloe ，1731）等诗作里，斯威夫特经常写到排泄物。诺尔曼·布朗指出，以粪污来进行最强烈的嘲讽是斯威夫特的一大特色。
这里涉及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即这一部中对耶胡的描写是否表现了斯威夫特对人类彻底憎恶和悲观的态度。确实，格列佛在慧骃国的观感和对“耶胡”的深恶痛绝，他归家以后甚至对妻子儿女也感到生理上的厌恶，乃至“我对耶胡的仇视和轻蔑似乎在增加”的自白，都难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就小说文本而言，我们注意到格列佛归家后的情景是用极度夸张的语气叙述的，如：妻子的亲吻使他昏晕倒地，他直呼妻子为“耶胡”和“动物”；喜欢在马厩里与马夫和两匹马亲近；平时总用芸香、薰衣草或烟草叶把鼻孔塞住；等等。在这种戏剧化的偏激态度中，我们可以嗅出调侃的意味。小说结尾处事实上把格列佛置于自我矛盾之中，因为他激烈谴责人类的“骄傲”，而他恰好表现得异常骄傲。他憎恶“人”（耶胡），但自己又无法逃脱仍然做一个“人”（耶胡）的命运。由此看来，格列佛这时在一定程度上仍被置于反讽之下。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