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名家导读

《儒林外史》新叙

钱玄同

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

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因为我平日是主张白话文学的,于上举三书之中,尤其爱读《儒林外史》,于是就来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

可是我对于“文学”,实在没有什么研究,这《儒林外史》在“文学”上有怎样的价值,我现在还不敢强作解人来说外行话。我现在做这篇文章,不是批评《儒林外史》的本身,是觉得《儒林外史》这部书,不但是文学的研究品,并且大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一。以下的话,都是就着这个意见来说的。

我以为《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书,就作者的见解、理想和描写的艺术上论,彼此都有很高的价值,不能轩轾于其间。但就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方面着想,则《水浒》和《红楼梦》还有小小地方不尽适宜,唯独《儒林外史》,则有那两书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我认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大可以拿它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

我觉得《儒林外史》有三层好处,都是适宜于青年学生阅读的。其中一层为《儒林外史》与《水浒》《红楼梦》所共有的,两层为《儒林外史》所独有的。

1. 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这一层,不是《儒林外史》独有的好处,那《水浒》和《红楼梦》都是如此。文学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工于描写。描写得恰到好处,使看的人觉得文中的景物,历历如在目前,逼住他们引起愉快、悲哀、愤怒等种种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学。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有一段论描写的话道:

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1)写人,(2)写境,(3)写事,(4)写情。写人要举动、口气、身份、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绝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绝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绝不是西湖,也绝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绝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古今的文章,虽说可以汗牛充栋,但是能够这样工于描写的好文学却实在不多。一般人认为文学的如骈文,如桐城派的古文,他们要讲究什么“对偶”,什么“声律”,什么“义法”,什么“起伏照应”,什么“画龙点睛”,所以他们做的那些陈猫古老鼠式的什么“论”“记”“传状”“碑志”“赠序”“寿颂”之类,都是摇曳作态、搔首弄姿,或夸对仗之工整,或诩义法之谨严,按之实际,则满纸尽是肤泛语。他们对于一件事实、一种现象,往往不愿作平情的判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如《史通》的《载文》和《曲笔》诸篇所举之例,触目皆是。由此可见他们又爱做过火的文章。文章犯了肤泛和过火两种毛病,当然不能真切了。还有那班做无聊的、恶滥的小说的人,描写他理想中的人物,总爱写得不近人情:如《天雨花》之写左维明,《九尾龟》之写章秋谷,叫人看了,真要肉麻,真要恶心;至《野叟曝言》之写文素臣,简直成了一个妖怪了。(《西游记》也是一部好小说。书中写孙行者,原是要写一个本能超越人类的神猴,所以越描写得神通广大,越觉得其诙谐有趣。这是不能和文素臣等相提并论的。)他们描写阴险小人,又往往写成“寿头”或白痴。一部书中罗列乞丐、皇帝、官吏、幕友、员外、安人、公子、小姐、妖怪、强盗……其性情、言语、动作等,都是一副板子印出来的。这也是犯了过火和肤泛的毛病。青年学生血气未定,识力未充,多读此类不真切的文章,则作文论事,很容易犯模糊和武断的弊病。要救这种弊病,唯有多读描写真切的好文学。中国抒情之文如《三百篇》,汉魏的乐府,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人的诗,李煜、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词,元朝的南北曲等;说理之文如《庄子》等;记载之文如《左传》《国策》《史记》《水经注》《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等,其中颇有些描写真切的好文学。此外就要数到《儒林外史》等几部好小说了。现在单就《儒林外史》说,他描写各人的性情、言语、动作,都能各还其真面目:那地位相差太远的人自不必说,如杨执中和权勿用,娄公子和蘧公孙,杜少卿和迟衡山,虞博士和庄征君……很容易写得相像,他却能够写得彼此绝不相同;又如他描写胡屠户、严贡生、马二先生、成老爹诸人,真是淋漓尽致,各极其妙,而又没有一句不合实情的肤泛语和过火语。闲斋老人的序中说,“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这句话,真能道出《儒林外史》之好处。这种“写实”的大本领,断非那些惯做谀墓文章的古文家所能梦见的!

2. 没有一句淫秽语。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中国人做到诗、词、戏曲和小说,大概总要说几句淫秽语。那些假造的古书如《飞燕外传》和《杂事秘辛》之流,及一切“色情狂的淫书”和“黑幕书”,作者本意即专在描写淫秽,那是不用去提它了。此外如宋词元曲之中,就有涉及淫秽的地方。《水浒》和《红楼梦》,其文学虽好,但是也还有几段淫秽的。独有《儒林外史》最为干净,全书中不但没有一句描写淫秽之语,并且没有那些中国文人照例要说的肉麻话。这不是它的大特色吗?照这一层看来,青年学生可读的旧小说,自然以《儒林外史》为最适宜了。

3. 是国语的文学。适之先生的《〈水浒传〉考证》中说:“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我以为这话说得很对。但是白话文学之中,有“方言的文学”和“国语的文学”之区别。《水浒》还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却是国语的文学了。《水浒》和《儒林外史》之间,并没有国语的文学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说它是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中国白话文学的动机,起于中唐以后,如白居易诸人,很有几首白话诗。到了宋朝,柳永、辛弃疾诸人的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诸人的说理之文和信札,很多用白话来做的。但那时的做白话文章,并不是有坚决的主张,不过文学家要很真切地发表自己的情感,哲学家要很真切地发表自己的学说,有时候觉得古语不很适用,就用当时的白话来凑补,所以把古文和白话夹杂起来,自由使用。这时候文章中的白话,不过站在补缀古文的地位,不但去国语的文学尚远,就连方言的文学也还够不上说。自从元曲出世,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郑德辉这班大文学家才把以前的文体打破,自由使用当时的北方语言来做新体文学。元曲中间,常常夹杂古书中的成语,甚而至于拉上许多“四书”“五经”中的古奥句子,生吞活剥地嵌入当时北方语言之中。这种文言白话夹杂的状态,骤然看来,似乎和宋词一样,其实大不相同:宋词是以古语为主而以当时的白话补其不足,元曲是以当时的白话为主而以古语补其不足;所以元曲可以说是方言的文学。不过曲文是要歌唱的,虽用白话来做,究竟不能很合语言之自然;很自然的方言的文学完全成立,总要从《水浒》算起。《水浒》中所用的语言,不知是哪处的话,这个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考证明白。不过总不是元明之间的普通话,这是可以断定的;因为他所描写的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强盗社会——的口吻,若用当时的普通话来描写,未免有不能真切的地方。《水浒》以后明朝最著名的小说,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写一种下流无耻、龌龊不堪的恶社会,自然更不能用普通话了。元明以来的普通话,和唐宋时代大不相同。现在江、浙、闽、广等处的特殊语言,大概是唐宋时代的普通话。(现在江、浙、闽、广等处的特别声音,多半与《广韵》之音相合,可证。)自从宋朝南渡以后,到了元朝,蒙古人在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国的皇帝,就用当时北方的方言作为一种“官话”;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这种方言很占势力。明清以来,经过几次的淘汰,去掉许多很特别的话,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就渐渐成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就是俗称为“官话”的,我们因为它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它为“国语”。《儒林外史》就是用这种普通话来做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书,所以我说它是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种国语,到了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变更。近年以来,有智识的文学家主张文学革命,提倡国语的文学,明白道理的教育家应时势之需求,提倡国语普及,把学校中的国文改授国语;因此,要求国语的文学书和国语读本的人非常之多。其实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要研究文学,固然应该读国语的文学书;要练习做国语文,练习讲国语,也绝不是靠着几本没有趣味的国语读本——甚而至于专说无谓的应酬话的国语会话书——所能收效的,唯有以国语的文学书为国语读本,拿它来多看多读,才能做出好的国语文,讲出好的国语。(所谓“好”者,是指内容的美,不是指什么“音正腔圆”。须知各人发音,有各人的自然腔调,这是不能矫揉造作的;而且也绝不应该矫揉造作,硬叫它统一,把活人的嘴都变成百代公司的留声机器片子!)孔丘说得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就因为诗是文学,一个人研究了文学,讲起话来才能善于辞令。我们要会做国语文,会讲国语,也应该先读国语的文学书。两三年来,新出版的书报很多,其中可以供青年学生作为国语读本用的“国语诗”“国语小说”和“国语论文”,自然很有几篇,可是还不算多。据我看来,这部《儒林外史》虽然是一百七八十年前的人做的,但是他的文学手段很高,他的国语又做得很好,这中间的国语到了如今还没有什么变更,那么,现在的青年学生大可把它当做国语读本之一种看了。

我写到这里,觉得关于“国语”这个问题,还有几句应该说明的话。从《儒林外史》以来,到我们现在做白话文所用的国语,是把元明以来的北方方言为主而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所成的,这是上文已经说过了。这种国语,虽然到了现在还没有什么变更,但是今后的国语,却不可就以此为限,应该使它无限制地扩充起来:以现在这国语为主而尽量吸收方言、古语和外国语中的词句,以期适于应用。所以如《儒林外史》,如今人所做的国语诗、国语小说和国语论文,虽然都可以作为国语读本用,但若一味将它们来句模字拟,为它们所限制,以为它们没有用过的词句就是不可用的,那就大谬不然了。要知道从《儒林外史》出世以来,国语的文学虽然成立,但是到了现在,它的内容还很贫乏。那丰富的新国语还在将来,负责制造这丰富的新国语之责任者就是我们。我们都应该努力才是!近来有一班人,不知道打了什么主意,不但不打算扩充现在的国语,使它丰富适用,就连这点好不容易支持了三四百年之贫乏的国语还不肯让它存在,口口声声说它是“伪国语”,非取消它不可。他们主张以纯粹的北京话为国语,说道:“非如此办法,则不能统一。”我且不问国语统一是否可能。就算它是可能,试问统一了有什么好处?清朝末年,有做京话报的,有做京音字母的,这些人的意思,也是要以北京话为国语,以期达到统一之目的;但是到了如今,它的效果安在?倒还是这位二百年前的吴敬梓用了不统一的普通话做了这样一部《儒林外史》,直到现在,我们做国语文,提倡国语,还大受其赐。这就可见国语并无统一之必要了。

以上的话,都是为介绍一部国语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给青年作国语读本而说的。至于吴敬梓著《儒林外史》的见解和理想,则非把这书专门研究一道,是不能乱下批评的,我现在绝不配来批评这书。不过我平日爱看这书,觉得其中描写那班“圣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他们的心事,妙不可言。现在把它摘录两段:

马二先生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作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第十三回)

高老先生道:“……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第三十四回)

这种见解,本是从前那班“业儒”的人的公意,一经吴敬梓用文学的艺术描写,自然令人看了觉得难过万状。——但是我要请那班应民国新举业的文官考试之青年学生仔细看看!问问他们看了作何感想?

吴敬梓对于“烈妇殉夫”这件事,还不敢公然排斥,这是为时代所限的缘故;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这种“青史留名”“伦纪生色”的事之不近人情。请看《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写王玉辉的女儿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见女婿果然病重,医生在那里看,用着药总不见效。一连过了几天,女婿竟不在了……三姑娘道:“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王玉辉……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

亲家再三不肯。王玉辉执意,一径来到家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什么话说!”王玉辉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老孺人听见,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到亲家家去了。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老孺人劝女儿,那里劝的转。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茶饭全然不吃。母亲和婆婆着实劝着,千方百计,总不肯吃。饿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亲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来,在家睡着。

又过了三日,二更天气,几把火把,几个人来打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这一段,描写三姑娘饿死之凄惨和王玉辉的议论态度之不近人情,使人看了,觉得这种“吃人的礼教”真正是要不得的东西。但是王玉辉究竟是个人,他的良心究竟也和平常人一样;他居然忍心害理地看着女儿饿死,毫不动心,这是他中了礼教之毒的缘故,并非他生来就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的;所以他的女儿死了以后,他的天良到底发现了。再看这段的下文:

过了两个月,上司批准下来,制主入祠,门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安了位……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王玉辉说起:“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

王玉辉……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

……路旁一个茶馆,王玉辉走进去坐下……看了一会,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几段描写王玉辉的天良发现,何等深刻!拿来和前段对看,更足证明礼教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

吴敬梓在二百年前(吴氏的生卒是1701—1754)能够讪笑举业,怀疑礼教,这都可以证明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

一九二〇,一〇,三一,于北京。
(有删改) BmP6ueaJZYhguLYkWUJRWweblxaezfT6gBbnU2Sqcq8QRPjKMXXOUfVZfoFM8JKR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