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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学周
在开明书店1929年3月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单行本中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悼夏孟刚》。这篇文章对于理解朱光潜给青年写信的动机很有帮助。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朱光潜与像夏孟刚这样遭遇问题的青年用书信的形式展开了交谈：一方面，他像与亡灵交谈，以对他喜爱的学生进行持续的补偿（当初如果朱光潜给夏孟刚写一封信而不是寄一本书，结果是否会有不同？）；另一方面，朱光潜也想和他教过的以及不曾教过的青年在课堂之外继续交流。就这样，他写下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发表在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的《一般》杂志上，翌年结集出版后成为畅销书。1929年7月10日，《开明》杂志2卷1号刊登了一组读者评论。杨昌溪认为此书“简直是一部值得青年界人士人手一卷的宝物”，郭广才认为“差不多每封信都可以做青年的导师”，王守实认为“可为青年之南针，可为青年坦途之灯塔”。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此书的反响。这本畅销书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仿写，一个署名“朱光潸”的人出版了《致青年》一书，并称其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而朱光潜此前出版过一部“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即《谈美》（1932），甚至两本书的封面图案也大致相同。这就引出了朱光潜的一篇奇文《朱光潜给朱光潸——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1936）。
夏丏尊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序（1929）中认为这十二封信是《一般》中“最好的收获”。他写道：“这十二封信以有中学程度的青年为对象。并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谁都是受信人，谁都应该读一读这十二封信。这十二封信，实是作者远从海外送给国内青年的很好的礼物。作者曾在国内担任中等教师有年，他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他的赴欧洲，目的也就在谋中等教育的改进。作者实是一个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志士。”在老朋友的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是对象，所谓“中学程度的青年”指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它既包括在校生，亦包括具有中学程度的社会青年。其次，序中谈到朱光潜赴欧的目的是“谋中等教育的改进”，这说明夏丏尊仍是把作者视为教师的。
多年以后，朱光潜对此书的自我评价是：“这部处女作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但当时却成了一种最畅销的书，原因在我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我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就从这本小册子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在这里并未提到青年学生，他用的词是“青年小知识分子”“广大青年”，这表明他的写作对象并不限于青年学生，还包括当时社会上的广大青年。
之所以在这里讨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写作对象，是因为通过它可以确定作者的身份。既然本书的写作对象介于学生与青年之间，那么，作者的身份就介于教师与青年导师之间。从题目看，“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谈升学与选课”“谈作文”是针对校园学生的；从内容看，针对校园学生的还有“谈读书”，其余信中均未出现学生，可以说是针对社会青年的。当然，二者有交叉重叠，并不能分得那么清楚。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因为信中谈的是当时青年遇到的普遍问题，针对性强，富于启发性。如《谈摆脱》，可以说命中了很多人的弱点：“不在‘见不到’，而在‘摆脱不开’。‘摆脱不开’便是人生悲剧的起源。”《谈在露浮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中指出“只讲‘效率’”的现象更具普遍性，它导致人太浮浅粗疏而不能深入。可以说，这是作者对现代人“只讲‘效率’”的反思与批判。
其次是因为这些信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虽然它们是议论文字，但大多是以对话体写成的。朱光潜钟爱并译过柏拉图的对话，还写过一篇《谈对话体》称道柏拉图的对话：“他的文笔流利而生动，于琐事见哲理，融哲理于诗情，他的每篇对话都像是一首散文诗，节节引人入胜，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朱光潜写作的榜样。不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这些对话有其特殊性，它是虚拟的单向对话，是作者在想象中和一个不确定的青年人进行的对话。其单向性是由书信体特点及对象的虚拟性决定的。就单向性而言，最好把这些书信视为一种特殊的讲课方式——对话的变体，用作者的话说是“谈心”：“我对于实际人生问题爱思想，爱体验，同时，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里有所感触，便希望拿来和朋友谈，以便彼此印证。我仿佛向一个伙伴说：‘关于这一点，我是这样想，你呢？’我希望看他点一个头，或是指出另一个看法。假如我口齿伶俐，加上身边常有可谈的朋友，我就宁愿对面倾心畅谈，决不愿写文章。”朱光潜在这里谈到了当时写信的心境与动机，可以说它们是朱光潜在国外的寂寞中渴望与人对话的产物。事实上，朱光潜在某些信里也体现出交流的倾向。如在《谈升学与选课》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朱光潜写道：“同时，我也很愿听听你自己的意见。”这些对话（也是书信）的标志是每封信前都以“朋友”相称，信末常署“你的朋友，光潜”。读者看了，俨然是收到朋友的来信，又像遇到一个导师和自己亲切交谈，这无疑增强了文章的魅力。但是，这些书信的对话性程度不同，个别书信中未出现虚拟的对话者“你”。例如第九封信《谈情与理》并未形成对话，它是独白体，或论争体，朱光潜通过与张东荪和杜亚泉的争论，表明了“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的看法。
最后是因为这些信的语言优美动人，讲究形式，接近于用白话写成的骈文。试看《谈动》中的一节：“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欢喜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后，朱光潜一面继续教学，守着青年学生，一面继续为广大青年写作。其中，《谈美》被称为“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此外，他还写了《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系列文章（1936—1937，6篇），以及《谈修养》（1943，22篇）。在他心目中，理想的青年应具备四个条件：“运动选手的体格”“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热忱”和“艺术家的胸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为青年写的一篇相关文章是《我要向青年说的》（1949年1月），在文中他仍倡导青年人承担责任，以尽时代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仍在高校教育青年学生，指导研究生，仍与青年读者保持着联系。《怎样学习美学？——答青年同志们的来信》（1962）就是证明，该文是对“全国各地的青年同志们来信”的“一次总的回答”。朱光潜晚年的《谈美书简》（1980）延续了与朋友对话的书信模式，它不同于此前的《谈美》以及其他虚拟书信，其中谈论的问题也不再完全出于自己的设置。从虚拟对话到实际对话，表明朱光潜不仅仍是青年心目中的导师，而且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了真正的互动。
在去世的前一年，朱光潜在《文艺日记》上题写了一句话：“青年人第一件大事是要有见识和勇气！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可以说，他与青年人保持了终生的联系。
（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