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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茨威格
（吴裕康译）
贝多芬，这位大师中的大师，在这座看不见的殿堂里是英雄群像中的第一号人物。从很小的时候起，从妈妈教他把手指放在钢琴的琴键那具有魔力的丛林中漫游的时候起，贝多芬就成了罗曼·罗兰的老师，也成了他的鼓励者和安慰者。虽然罗兰的兴趣后来超出了童年的某些爱好，但他却从未疏远过贝多芬：“在我年轻时经历的怀疑与沮丧的危机中，贝多芬的一支曲调我还清楚地记得，它在我的心中重新激起了永恒生命的火花。”在这个满怀敬畏的学生心中，渐渐地产生了到他的世俗生活中去了解神性的兴趣。罗兰旅行到了维也纳，在那儿的黑色西班牙人房子里（后来被拆毁了），看到了大师在雷雨中曾经到过的房间。他旅行到了美因兹，参加了一九〇一年的贝多芬音乐节，在波恩走进了那间低矮的阁楼，那个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大师就出生在那里。他有时感到震惊，永恒竟然是从这儿，外部生活条件的狭小逼仄中产生出来的。书信和文件中展现了平凡生活的可怕故事：那个伟大的聋子就是从这里逃进了无边无际的内心世界的音乐之中。他不寒而栗地理解了我们这个平淡、冷酷和不灵活世界里这个“可悲的狄俄尼索斯”之伟大。
在波恩缅怀贝多芬的那些日子里，罗兰给《巴黎评论》写了一篇文章——《贝多芬的命运》。他感到了自己的热情如何汹涌澎湃，它要作为颂歌自由奔涌，不让批评的思考阻挡自己。不是给音乐家们再一次讲解这位大音乐家，而是给全人类讲解这个英雄人物，他觉得这是必要的。展现贝多芬，展现这个受尽了无穷的苦难而给人类创造了最崇高的颂歌的英雄，展现《第九交响乐》那虔诚的欢呼。
“可敬的贝多芬，”这个热情兴奋的人说道，“……别人赞美他作为艺术家的伟大已经够多了，可是，他比所有音乐家当中的首屈一指者还要高出很多。他是现代艺术中最英勇的力量，是所有受苦难者和奋斗者的最伟大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苦难感到伤心时，是他向我们走来，就仿佛他坐到一位哀伤的母亲的钢琴旁，用断念的悲叹的歌声无言地安慰哭泣者。当我们厌倦了为反对恶习和美德中的中庸而进行的无益的斗争时，在这个意志和信仰的大海里重新洗净自己真是无法形容的享受！生活勇气的传递，斗争的幸福，从他那儿发出，那是一种在自己心中感受到上帝的良心的醉态。有哪一次胜利与此相当？有哪一次波拿巴的战役，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太阳，可以跟这种非凡努力的荣誉相比，跟精神在人间的这种辉煌的胜利相比？这是一个不幸的人、穷人、病人和孤独者艰辛备尝后取得的胜利。生活拒绝给予他快乐，而他自己创造出快乐，把它交给了世界。他从自己的不幸中锻造了快乐，正如他用那句自豪的话所说的那样，“苦中求乐”，这句话凝聚了他的生命，是每一个英雄心灵的座右铭。
罗兰对那些不熟悉者就是这么说的。最后，他让大师自己对他的生活发言。他翻开了圣城的遗言，大师在那里向后来的世界倾诉了他对现实世界极力隐瞒的东西，倾诉了他最深沉的痛苦。他揭示了那位高尚的无信仰者的信仰自白，在书信中展示了极力要隐藏在粗犷后面的善良。先前，贝多芬身上的人性从来没有跟新的一代人这么亲近，这个孤独的人的英雄主义从来没有这么成功地激励无数人，就像在罗兰的这本小书里号召孤独的人去争取做人类最伟大者那样。
……
罗兰取得了战胜孤独的第一个胜利。他在黑暗中感觉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兄弟，他们正期待着他说话。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想要了解苦难，而他们的苦难又是何其多！现在，他要向他们展示不同的形象，在不同的痛苦中同样伟大，在不同的克制中同样伟大。强者的形象正在时代的远处严肃地望着他。他满怀敬畏地走近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
贝多芬对于罗兰是战胜苦难者的最纯粹形象。他生而富足，似乎负有宣布生活之美好的使命。这时，命运使他的身体损失了从事音乐的最宝贵的器官，把这个心直口快的人抛入了耳聋的囚牢。可是，精神创造了新的语言，他从黑暗中找到了光明，为别人创作了欢乐的颂歌，而自己失聪的耳朵却根本听不见。可是，意志的英勇气概在这儿克服了他的身体疾患，这只是多种苦难形式之中的一种。“苦难是无限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它时而由命运的狂暴造成，灾祸、久病不愈、命运不公，时而又在自身的本质中有着最深刻的原因。那么，这至少是令人痛惜的，至少是倒霉的，因为人并没有选择他的天性，并没有要求这样生活，并没有要求成为他现在的样子。”
现在，是米开朗琪罗的悲剧了，不幸不是在生活当中侵袭了他，而是天生就有的。那蛆虫，那让人闷闷不乐的折磨，从最初的时刻起在心中就有，在他这一生的八十年岁月中困扰着他，一直到被折磨的心停止跳动。忧郁是他所有情感的黑色调，他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让快乐的金色呼唤从自己的胸膛纯正地发出。但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承担起这一苦难犹如背起一个十字架，另一个基督背负着命运的重荷前往各各他，总是累得很，但不是事业之累，自己是个西西弗斯，那个永恒的推石头者，把所有恼怒和所有苦涩都凿到驯顺的石头里，成为艺术品。米开朗琪罗对于罗兰来说是一个消失的伟大世界的天才，是基督，不快乐的受苦受难者，而贝多芬是异教徒，是音乐森林里伟大的潘神。在他的苦难中也有过失，是软弱意义上的过失，但丁的第一层地狱中那些人的过失。他“陷入了执拗的忧伤”之中，作为人值得同情，但是犹如一个忧郁症患者，因为一个“英雄的天才和一种并不英勇的意志”之间的矛盾。贝多芬作为艺术家是英雄，作为人更是英雄，而米开朗琪罗仅只作为艺术家是英雄，作为人却是个失败者，不受爱戴，因为他没有敞开爱心；他不满意，因为他没有对快乐的渴望。他是古代的人，出生于神秘的星座下，但是不去克服自己的忧郁，而是津津有味地助长之。他把自己的忧伤当儿戏：“忧郁就是我的快乐。”而且自己还承认，“千般快乐不如一种痛苦”。他宛如手持石斧要凿穿一条黑洞洞的坑道，从生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穿过一条没有尽头的通道，走向光明。这条路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带领我们大家接近了永恒。
罗兰感觉到，米开朗琪罗这一生包含了一种伟大的英雄气概，但是没能给受苦受难者带来直接的安慰，因为弱点在这里对付不了命运，而是在生活的彼岸需要一个中间人——上帝。“所有那些未能在我们的世界上成功生活者的永恒的遁处，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对生活、对未来、对自己所缺少的信仰，缺少勇气，缺少快乐。我们知道，那令人痛苦的胜利建筑在多少废墟之上。”他在这里赞赏一种事业和一种崇高的忧郁，但是带着一丝同情，而不是像贝多芬的胜利那样带有雷鸣般的热情。这个自由信仰者在宗教中只是看到了人类帮助的一种形式，避开了与人为敌的消极厌世，而它就存在于这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基督教信仰之中。米开朗琪罗只能被看作一个世俗的人能承受多少痛苦的榜样，但命运天平的阴郁秤盘仍压在他的心上，缺少光明秤盘来保持平衡，也就是缺少快乐，而快乐使得生活协调一致。他的榜样显示了伟大，但这是警告式的伟大。谁在这样的事业中战胜了这样的痛苦，他就是胜利者，但仅只是半个胜利者，因为光是忍受生活还不够，还必须“认识和热爱生活”，这才是最崇高的英雄气概。
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的传记都是从生气勃勃中塑造出来的，是对英雄气概的呼唤，是力量的颂歌。而托尔斯泰的传记则是多年之后写成的，基调更深沉，是一首挽歌，一首哀歌，一首死亡之歌。当那辆汽车把罗兰撞倒在地时，罗兰自己已接近了天命。这位大难不死者在他最爱戴的大师的死讯中体会到了伟大的意义和庄严的提醒。
罗兰在他的书中把托尔斯泰的形象解释为英雄苦难的第三种形式。贝多芬在生活中是由于一种残疾而受到命运的侵袭，米开朗琪罗是天生就倒霉，托尔斯泰则是出于自由的清醒意愿自己找罪受。一切外在的幸福他都得以享受了：他健康、富有、独立和出名，有房产和庄园，有妻子和儿女。但是，这个无忧无虑者的英雄气概却是给自己创造出忧虑，创造出对惬意生活的怀疑。折磨托尔斯泰的是他的良心，是他那追求真理的恶魔。无忧无虑、庸俗的目标、凡人的渺小幸福，他都强行推开，像一个苦行僧那样把怀疑的刺深深扎入自己胸中，在痛苦中祈求着怀疑：“对自己总不满意，这要感谢上帝。生活与它所要达到的形式不一致，这才是真实生活的真正信号，是一切善良的前提。只有对自己感到满足才是不好的。”
对于罗兰来说，这种表面上的裂化才是真正的托尔斯泰，正如奋力拼搏的人对于他一直是唯一真正活着的人那样。米开朗琪罗以为在世俗生活之上还能看到一种神的生活，托尔斯泰却在偶然发生的生活后面看到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为了达到这种真实的生活，他打破了自己的安宁。这位欧洲最有名的艺术家抛开了艺术，犹如一名骑士抛开了他的利剑，是为了光着头走忏悔者之路。他扯断了与家庭的纽带，用偏激的问题来烦扰自己的日日夜夜。一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是给自己制造不安，就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一个为看不见的东西而奋斗的战士，这东西比说出幸福、快乐和上帝这些词所表达的意思更多，一个为最终的真理而奋斗的战士，这真理他除了自己以外无法与任何人分享。
这一英勇的斗争也像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的斗争一样，是在可怕的孤独之中发生的，就好像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他的妻子、他的子女、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堂吉诃德，因为他们看不到跟他搏斗的对手，这个对手其实就是他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安慰他，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为了能带着自我死去，他不得不在冰冷的冬夜中从他那富丽堂皇的家中逃出去，像一个乞丐那样死在公路旁。在这个人类仰望的最高领域里，总是吹着苦涩的孤独的寒风。因为那些为大家做出创造的人，自我却十分孤独，每一个人都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为一种不同的信念而受苦受难，但又是为了全人类。
（节选自茨威格《罗曼·罗兰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