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书发展简史

草书的兴起，约始于汉代，但溯其源，则可上追到秦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汉兴有草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后魏江式《论书表》皆主此说。但东汉赵壹有《非草书》提出：

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

根据许慎和赵壹的说法，草书的产生大约是在秦汉之间，产生的原因是兵燹战祸连绵不绝，当时通行的篆、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了急速就章，遂有草书出现。当时所谓的草书的概念与今日所指不尽相同。从晚近西汉墓中出土的大量竹木简册来看，大都是一些草率的隶书，正是赵壹所称的“隶草”，一般也称之为“草隶”。草隶是有区别于章草的，虽有草意，而无波磔，不等同于章草。有人认为，由于草隶是隶书的草率写法，结体上也没有大的变化，仍属隶书体系。如王薳先生指出：

顾不得谓草隶即属章草也。盖草隶为草之胚胎时期，其法未立，至专名章草，始号圆成。

——《章草典型概述》

郭绍虞先生也认为“最初的隶草，正是章草的前身”（《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据此说明两者乃源流关系，草隶为章草之草创，章草是草隶之发展，两者关系密切，但又不可等量齐观。

总之，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而章草是从草隶发展而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书体，所谓：“势所必至，积渐而成。”（《书林藻鉴》）从西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册的考证可知，西汉时期已有章草（黎泉《简牍书法》）。章草的产生，实由当时的赴急趋速所需，遂“解隶体之细微，散委曲而得宜”（杨泉《草书赋》），在草隶的基础上经人加以整理、美化，既保持了隶书的基本体势和笔画特点，又减省了笔画，以趋约易。点画之间加以连缀，使之规范化，即成为章草，故有“章草即隶之捷也”之说。

东汉至西晋是章草的盛行时期。东汉章帝时齐相杜度以善章草著称，以至“章帝贵其迹，诏上章表”（唐窦臮《述书赋》）。据三国时韦诞说：“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四体书势》中又说他“杀字甚安”，即结字妥帖之意。与杜度齐名的崔瑗师法杜度，颇得其法，和杜度相较，“媚趣过之，点画之间莫不调畅”，时称“崔、杜”。崔、杜之后，又有崔寔、罗晖、赵袭、张芝、皇象等，皆以擅作章草名传后世，其中尤以张芝最负盛名。齐王僧虔《论书》称：“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

张芝，字伯英，不仅以章草擅名，而且是今草的始祖。他的章草师法杜度、崔瑗，并有“出蓝”之誉。东晋王羲之在论汉、魏书迹时说：“顷寻诸名书，钟（繇）、张（芝）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并极赞张芝的草书“精熟”，自评草书不及张。在东汉章草盛行之际，张芝已“温故知新”“转精其妙”，变革章草，去除波磔，体势加以连绵，是为今草，从而使草书向着简便、快捷的方向发展。唐虞世南说：

崔、杜析理，虽则丰妍，润色之中，失于简约。伯英重以省繁，饰之铦利，加之奋逸，时言“草圣”，首出常伦。

——《书旨述》

自张芝创为今草，东晋羲、献父子继之以起，加以发扬完善。至唐代张旭、怀素又演为狂草。至此，草书体势已臻成熟、完美。张芝实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晋唐之世凡七百余年，是草书的繁荣时期。其间草体纷呈，争奇竞秀；名家辈出，各擅胜场。自兹以降，历代善草书者，莫不以晋唐为指归。

章草延及晋代仍有发展，出现了不少擅长章草的高手，诸如卫恒、卫瓘、杜预、索靖等。晋初卫瓘和索靖并称，有“一台二妙”之称。卫、索皆书宗张芝，卫瓘得张芝筋，索靖得张芝肉。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伯玉（卫瓘字）采张芝法，取父书参之，遂至神妙。”《宣和书谱》论索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晋王廙（羲之叔父）尝得靖书，珍爱宝之，即使遭遇“永嘉丧乱”，也缀衣中而渡江。二家书各有其妙处，难分轩轾，一以笔胜，一以法胜，如《索靖传》所说：“靖与卫瓘俱以草书知名，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后人又有卫、索两家实南北所同祖之说。

自五胡之乱后，司马氏南渡，士族之中王、谢、郗、庾四氏书家最多，而琅邪王氏羲、献尤称绝伦。

王羲之，字逸少，工隶、真、行、草。其草书最初受其叔父王廙的熏染，后取法张芝，进而把张芝开创的今草加以发扬完善。（图1）王羲之对张芝的草书，心摹手追，以“剖析”“增损”和“精研体势”的方法而学习之。又善于汲取秦汉篆隶各种不同的笔法，变汉魏以来古法，推陈出新，遂成“最佳体势”。故刘宋羊欣说他：“兼撮众法，备成一体。”张怀瓘《书断》评称：“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右军曾自评草书不如张芝，对此，潘伯鹰先生认为：“他的草书实在比张芝好，理由是他运用张芝的使转，而更加了收敛和含蓄的巧妙。”（《中国书法简论》）正是这种“收敛”和“含蓄”的小草，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在王羲之完善今草的过程中，其子献之起了一定的作用。相传献之不满足于当时因袭承旧的书风，迫切希望对当时的模拟风习进行变革创新。献之资性聪颖，“耽精草法”，他始学父书，次习张芝，别创新法。《文章志》说他：“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胡问遂先生认为：

献之有鉴于章草严谨，不便于兴酣挥洒的缘故；而羲之则志不在此，他以隶法用笔写好当时流行的真行书体。后来献之以圆笔作草，创为破体，流媚婉转，散朗多姿。而方笔紧敛，不甚流便，故羲之于草书似稍逊于大令。

这一试从笔法来剖析献之发展羲之草书的见解是颇具灼见的。对于二家书，孙过庭在《书谱》中评称：“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总之，自右军“肇变古质”，创立新体，开“姿媚”之风气以来，献之继之，遂使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故后世习草者，无不奉右军父子为圭臬。

嗣羲、献之后而以草著名者，允推隋僧智永。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克绍箕裘，精勤此艺，得右军之髓。由于他笃守逸少家法，故评者有“精熟过人，惜无奇态”（李嗣真《后书品》）之说。对此东坡以为：

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

故有“智永妙传家法，为隋唐学书者宗匠”之评说。观其存世《真草千字文》的草书（图2），既有东晋“风流蕴藉”之趣，又具唐人“遒劲多姿之美”，起到了承晋启唐的枢纽作用，是历来最为规范的草书法帖。

唐初，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中尤以真、草二体最为璀璨有成，草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孙过庭、贺知章等取法二王，善作今草，尤以小草精能；张旭、怀素虽受二王草法的影响，但又遥承东汉张芝草法，而以狂草鸣世，振奇千古。草书自颠、素变古，时出新意，是草书史上的又一崛起。

孙过庭以善宗二王草法著称，米芾称之“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诚然，过庭草书出之于二王，但又非全守晋法。其自叙：“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显见，对汉魏书迹也无不兼收并蓄。观其《书谱》草法，既宗羲之“侧锋取妍”的笔法，亦不乏汉魏隶书、章草质朴的笔意。至于被米芾称为“过庭法”的用笔方法，则又全是自家风范了。孙过庭草书笔姿酣畅，使转纵横，得心应手。尤当其“心手双畅”之时，所表现出的异趣，较羲之草书也已有“古质而今妍”之别。当然，唐代的风尚也是影响其变易二王草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差异，在后人的评论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如《宣和书谱》称其：“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清刘熙载称过庭书“妍之成分多”等。所传《书谱》不仅在书艺上为今草之典范，其理论更是名震书坛，有关草书的阐述，确系临池经验、书学思想之精辟总结。《书谱》诚为书、文两臻其妙之佳构，为后世学者所宗奉。

稍晚于孙过庭的贺知章在唐代也极有书名，尤擅草书。他为人磊落不羁，每于兴酣作书，凡厅馆、墙壁、屏障等，无不留下他的墨迹。在当时与李白、张旭等相善，为“饮中八仙”之一。从传世的《孝经》（图3）看，他的草书笔力遒健，极有法度。其姿态飘逸洒脱，又一如其为人，故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之称。存世《孝经》堪羽翼孙过庭之《书谱》，成为初唐草书的代表作之一。

唐代草书承二王书风而有成就的书家，尚有李世民、虞世南、欧阳询、李怀琳、林藻等人。

诚然，唐代初期出现了孙过庭、贺知章等出类拔萃的书家，但其时草书风貌，基本上还是沿着东晋以来的传统，故有“唐初既胎晋为息”（《书林藻鉴》）之说。然而，至盛唐之际，吴郡张旭大兴狂草，继之者怀素益臻神妙，继往开来，独标风格，遂使草书艺术又出现新的局面。

张旭，字伯高，因其为人放任不羁，往往醉后走笔疾书，故人以“张颠”呼之。其笔法精绝，真、草俱妙，草书取法张芝今草，旁及二王，创立了恣肆纵逸、诡异博变的狂草，一变自晋代以来宗尚羲之平和蕴藉的书风格局，成为异军突起的艺术流派。诚如谢稚柳考证张旭《古诗四帖》所说：

从王羲之一直到孙过庭的书风都与这一卷大相悬殊，迥异其趣。这一流派的特征，在于逆折的笔势所产生的奇气横溢的体态，显示了上下千载特立独行的风规。

——《鉴余杂稿》

正由于张旭草书特具的艺术力，迅即震动当时的书坛，以至杜甫、李白、韩愈、颜真卿等无不撰文吟诗以赞之，书名盛极一时。在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继张旭而起的则有僧怀素。怀素学书甚为勤苦，遍访良师，在《藏真帖》中，自述了对张旭的拳拳服膺之情，及师承的关系，如说：

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

他曾从直接得张旭指授的邬彤、颜真卿处，领悟长史笔法，并进而发展张旭的狂草，使这一流派绵延千载而不衰。怀素的狂草，笔画瘦劲，以篆入草，行笔连绵不断，体势更为狂放。其笔势如惊蛇走虺，骤雨旋风，又如挥毫掣电，随手万变，故有“张旭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之说。黄山谷曾评两家书：“怀素草书暮年乃不减长史。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两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董逌在《广川书跋》中谓：“鲁郡公谓以狂继颠，正以师承源流而论之也。然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极。”

唐代承张旭、怀素一派狂草书的尚有高闲、 光、亚栖、彦修、贯休等，其中以高闲较有声名。在宣宗时，尝召入对御章书，得到“赐紫衣”的荣誉。再则，韩愈曾为之作序，故其名益隆。然而，终难度越张旭、怀素的绳墨了。

在张旭、怀素的狂草风靡盛唐书坛之时，颜真卿却以“殊形异态”的草书独树一帜。颜以楷书得名，其实他的行草书尤为人所推许。《唐书·本传》说他：“善正草书。”而苏东坡则独推重他的草书，认为：“公草书比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颜真卿在三十岁时曾亲炙张旭，蒙授笔法。颜真卿还把张旭和他谈论书法的对话撰成《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自谓由此“得攻书之妙”“真草自知可成矣”。可见，真卿对自己的草书和他的楷书是同样自信的。试看《祭侄文稿》（图4）、《争座位帖》以及《刘中使帖》，其用笔的“篆籀气”和“字相连属，诡异飞动”的体势，无不与张旭《古诗四帖》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米芾对其楷书尚有不满的言辞，但对他的行草书却佩服得顶礼膜拜，尝说：

《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送刘太冲序》……神彩艳发，龙蛇生动，睹之惊人。

颜书能到达这样高的境界，与颜真卿秉性刚正、浩气凛然的人品是分不开的。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欣赏挺然奇伟的翰墨时，颜真卿“赫赫精忠雷行天”的忠贞气节，依然跃然纸上，深深地感染着人们。综观颜的草书，在用笔上取篆法入草，易方为圆，结体宽展，易相背为相向，以及大量运用渴笔等，形成了既不同于二王一派平和蕴藉的书风，又异于张旭、怀素极为纵肆的大草的特殊风格，颇有一点恰到好处的折中味道，令人有面目一新之感，实难能可贵。可惜颜的草书存世不多，又大多夹杂在真行书中，然而这些散在的草书也已是“少少许”胜“多多许”了。《裴将军帖》虽屡经翻刻，非复本来面目，但草法可师。颜真卿草书，不仅在当时已启迪了怀素的大草，也为之后的杨凝式、苏东坡、黄山谷等开辟了一条新的草书蹊径。

继鲁公、怀素而起的，有五代的杨凝式。五代之世，“文物摧落，艺事旷缺”，在书坛亦是如此。其时唯杨凝式一人能继绝响而开来者，正如东坡《评杨氏所藏欧蔡书》所称：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故五代书，苏、黄独推重景度（凝式字）。杨凝式书宗欧、颜，加以纵逸，论者以为其书自颜鲁公后一人而已，世以“颜、杨”并称。他的草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以欹侧取势，夸张字形，形成一种“不衫不履”的外形；其二，笔力超绝，正由于他笔力好，字形才不致松散。此外，尤为奇特的是，他的真行书具有狂草的意态，如他的《新步虚词》，望之若狂草，不辨一字，细心求之，却是真行相间。清包世臣分析其结字是：“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颜、柳之旧势，皆以展蹙变之，故按其点画如真行，而相其气势则狂草。”观其《神仙起居法》（图5）可证，这不能不说是杨凝式的独家本领了。嗣后宋代的苏、黄、米，以至明代的董其昌等大家，无不奉其为圭臬。

由唐入宋，中经五代之乱，斯文扫地，艺事衰阙。迨宋太宗继位，始复振兴文化，留心翰墨，搜罗法书，《淳化阁帖》之刻即于斯时。该帖二王法书居半，故宋初书风仍以二王为主。尽管如此，由于奉命甄选摹勒上石之人王著，未能精审，以致璠珉杂糅，真伪参半，学者未必能寻根究源，故宋初书学上的成就，远不能追配唐初贞观之盛。至熙宁、元丰间，苏、黄、米、蔡先后辉映，一时并出，才使宋代书法掀起一大高潮，“宋四家”的书艺成就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善草书亦以四家为中坚，苏、黄、米、蔡皆以行草见重书史。尽管他们的草书在数量上远远少于行书，但就其草书风格则均有独到之处。在宋代《阁帖》大行，世人翕然相从之时，四家却走着由唐溯晋的道路，并主张学书当从真迹入手，如米芾有言：“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爱其有偏侧之势。”又说：“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因宋去晋唐未远，前人手迹尚有遗存，再则，自二王以来所创立的极为规范的草书法度，无疑也直接影响了宋四家的艺术风格。

四家中以山谷最留意草书，他自谓学草三十年，得长史、怀素等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尤其在他晚年，受怀素的影响最深。明沈周说他：“晚年大得藏真三昧，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大草自张旭、怀素后，当以山谷的成就为最可观。从他传世的草书手迹，如《太白忆旧游诗》《诸上座帖》等，显然可以看出，其大草得力于怀素的“婉转韵圆”，又参以《瘗鹤铭》《石门铭》，从而形成“结体若密而疏，取势若远而复，运笔若纵而连敛，举止历落，神思轩翥”（《书林藻鉴》）的独特风格。若以山谷自己的话说，他注重的是“韵趣”，并强调“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观点。因此，他的草书固然取法张旭、怀素，但更多的是自己的新意。黄山谷书最优处，并不全在笔墨技巧，而是敢于突破前人的规范，所以能“不复玩思笔墨”，以“百忧所集”的感情作草书，从而达到“蝉蜕于尘埃之外”的艺术境界。明代诸家，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大抵承其余绪而有所成就。

苏、米两家对前人草书的见解和取舍，颇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扬羲、献，抑旭、素。东坡《题王逸少帖》：“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而米芾《评草书帖》则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褒贬问题上，可谓不谋而合，但两人的草书风格，又大相径庭，各臻异趣。

东坡追求的是“新意”，其《评草书》云：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他的草书，山谷甚推重之，尝称其书《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诗》谓：“字和而劲，似晋宋间人书。中有草书数字，极佳。”《西楼帖》中有苏东坡草书“梅花”二首（图6），绝无刻意造作之态，确为不践古人之作，可见他自评的公允，颇得历来评书家所赞赏。

米芾则力攀“晋格”，试观其《盛制帖》（图7），确有晋人遗意。但评者以为，米芾的草书由于为法所拘，反不能像他的行书那样“游行自得”。尽管如此，他的草书仍有一股天真烂漫、淋漓痛快的气势和情趣，仍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运笔墨于畦径之外，自成面目，备受东坡、山谷等人的赞叹。东坡称其：“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把米芾和钟、王相提并论，可谓推崇备至了。

蔡襄书学虞、颜，并取法晋人，以守法度见重，具虞、颜绰约之态。其简札行草，备兼诸体，草书颇有晋人遗意（图8），尝自谓作草得苏子美屋漏法。自苏子美兄弟后，唯君谟继之。欧阳修称其：“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蔡襄又善以散笔作“飞草”，颇具萧散出尘之姿。其后南宋钱塘吴说所作“游丝草”，即是受此影响和启发。

总之，四家草书皆学有渊源，且天姿卓越，使宋代草书呈现出一个异彩纷呈的局面，其景之胜，前人评曰：“蔡胜在度，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姿。”论四家书，又有“苏、黄新法，米、蔡旧观”之说。一般认为，变古创新，苏、黄擅胜；崇古守法，允推蔡、米。不过蔡、米二家中，君谟较为守旧，所以影响不大。米芾尽管属旧派，但由于他英姿卓识，奇逸超迈，故能时出新意，为后人所崇尚。

四家之外，苏舜元、苏舜钦昆仲及薛绍彭等皆以草书盛名宋代。

二苏中，以舜钦居前。舜元，字子翁，善草书，出之怀素。舜钦，字子美，舜元弟，其每酒酣落笔，争为人所传。当时名流如米芾、苏轼、黄山谷等俱有诗赞之。明人王世贞尝以公与山谷相比，谓：

山谷与公后先俱服膺素师，子美得法而微病疏，山谷取态而微病缓。子美劲在笔中，山谷劲在笔外。

平心而论，二苏的草书颇具神采，在继承古法方面也确有成就，故山谷亦从问津，但置之四家中，似略见逊色。

薛绍彭，字道祖，工正、行、草书，笔致清润雅正，得晋唐人法度。其书不以侧笔取态，用笔圆浑，藏锋不露，雍容婉静。赵孟頫称其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又云：“脱略唐宋，齐踪前古，岂不伟哉！”时与米芾齐名，世以“米、薛”并称。细究二家书，虽都取法晋唐，但米芾能从集古字中得法，自成风格，而绍彭则守法多，变化少，故后人评其“在海岳翁下”。

宋代帝王中亦颇有擅草书者，如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等，其中以徽宗的草书尤称卓著。徽宗能书善画，书法虽以“瘦金体”得名，但草书亦具风韵。他取法山谷，得力于怀素。传世《草书千字文》及草书纨扇（图9），也是宋代书家留传后世不可多得的珍品之一。

书至元代，书风呈复古的趋势。元人学草大都上溯晋唐，而不效法宋代。卓荦有成者当推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子山三家。

赵孟頫和鲜于枢生当同时，彼此相契颇深，又曾一起研习草书，时有“二雄”之称。以书法声望和总体影响来说，鲜于枢氏又稍逊子昂。赵孟頫是一位书法的多面手，《元史·本传》称其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赵孟頫虽用意楷法，穷极精密，但其草书纵横曲折，无不妙契古人。他的草书直接晋人，取法羲、献。虞集在论赵孟頫各体书时，尝谓其：“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赵孟頫既能今草，又善章草。他的今草颇能得晋人神韵，后人有“大王草法孙过庭后，推赵子昂略涉其藩”之评。章草自东汉盛行以来，入唐、宋已趋式微，经赵孟頫的致力和提倡，又得以复兴。元、明间，邓文原、高从义、俞和、宋克等均受其影响。

鲜于枢专以草书擅名（图10），其草书从真行入手，下笔有法，而点画所至皆有意态，加上他的勤奋和胆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深得赵孟的赏识，曾有言曰：

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

虽然此亦松雪自谦之词，但伯机“奇态横生”的草书确已成为赵孟頫之“劲敌”。评者以为，伯机专以草胜，不若赵之多擅，但其仗气负奇，骨力崖岸，则赵又当让之。故后人评元代书法往往以二公为巨擘。

康里子山的书艺活动已近元末，其时赵字风靡书坛，而子山能独立于赵字之外，并以深得晋人笔意，成为元代后期颇为突出的书家。他的草书被康有为评为“奇崛独出”，这正说明其迥异赵氏之处。其笔跌宕而势峻的特点，实已开明人草书之先河。

有明一代，草书蔚为风气。自晋唐以来，所流行的草书简牍，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足供借鉴、取法，诚如文彭所说：

古人名迹，愈阅愈佳。仆性善草书，每一阅，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易到也。

——李日华《六砚斋二笔》

而此中，肇始于宋、盛行于明的“帖学”，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如近人马宗霍所说：

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

——《书林藻鉴》

明代草书约可分为三期。明初书家推“三宋”，即宋克、宋璲、宋广。三宋皆善草书，而以克名最显。明初书风仍为赵所笼罩，宋克却以古拙的章草特立独行。他的章草茂美冲和，入晋人之室，而笔画瘦劲，又呈现崭新的面貌，其《急就章》深得祝允明、王穉登、吴宽、王世贞等人的推重。吴宽称：“仲温书索靖草书势，盖得其妙，而无愧于靖者也。”仲温章草继孟頫之后，堪称佼佼者，故有“唐以后无足颉颃者”之评称，对重振汉魏质朴的书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中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三家都生活在当时工商业发达、文人荟萃的苏州地区，故一时有“天下法书归吾吴”之说。祝、文、王三家书法各有特点。祝允明隶、楷、行、草诸体皆工，其中尤以草书为最，影响也大。（图11）其书颇受当时的学者、鉴赏家王世贞的推重，以为“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名山藏》更称其书：“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祝允明草书，涉猎各家，广收博取，诸如王献之、智永、张旭、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靡不临写工绝”，因此，祝允明草书面目极多。尽管如此，仍以黄庭坚、米芾、怀素对他的影响为大。他的草书笔法精熟，笔力矫健，纵横开合，才情奔放，但有些作品中，也不乏失笔之处，颇涉狂野。

文徵明、王宠皆能在圆笔作草风行书坛的情况下，易圆为方，呈现出秀媚劲健的风格。文徵明善书能画，其正、行、草皆工，又精小楷。他的书法，评者以为自赵孟頫之后，集书家之大成。虽然小楷最为精工，但他的草书亦显得挺健潇洒蕴藉。在用笔上，取法黄山谷、赵松雪，上溯晋唐，尤得力于《圣教序》，又时以侧锋取妍，方笔属草。清梁巘初甚不服其书，及观其草书则叹为“殊不可及”。前人遂有“待诏能打破有唐以来重重铁围，力追右军”之说。

明代中期，自文徵明后当属王宠擅场。他的行草书师法献之，字体疏朗，笔法劲挺，韵致古朴俊逸，加以人品高旷，故颇得晋人的神韵。（图12）时有“文以法胜，王以韵胜，不可以优劣等也”之评说。潘伯鹰先生说：

以草书而论，他的字不是假古董，而是有自己意趣的旧派。在这一点上，祝、文二人似乎都有些赶不上他。

——《中国书法简论》

可惜其英年早逝，影响不大，清代的八大山人是从他处取法的。

马宗霍称“自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出，始由松雪上窥晋唐，号为明书之中兴”，此评论是颇客观的。

明末邢侗、米万钟、张瑞图、董其昌四家并称。四家皆能作草书，其中以张瑞图和董其昌能独标风格，迥出时流。但以影响来说，则独推董其昌为最。

张瑞图是极具个性的书家，草书曾学孙过庭《书谱》、苏东坡《醉翁亭记》。观其草书体势，又出自章草和隶书，用笔易圆为方，尖锋入纸，而中锋、侧锋、偏锋则兼施并用。体势上以方折代圆转，平正中寓跳荡，如急湍危石，意态新奇。《桐阴论画》说他：“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由于追求新奇，亦时露败笔，颇少顿挫，则是他的短处。尽管如此，在明季崇尚柔媚之际，张氏劲挺奇峭的书风，对纠正时弊也不无作用。

董其昌以行草擅名，其自谓学书由唐以入晋魏，实亦得杨少师、颜真卿、米芾为多。但由于其每于率意中得自然天真的情趣，故能具疏宕秀逸、潇洒出尘之风神，颇得晋人之神韵。至于他的大草取法怀素，用笔圆劲古淡，提按顿挫分明，于酣畅飞动中出之简静，绝无狂怪缭绕之态，尤称卓著。何三畏称其书：“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有明一代，书家辈出，行草擅场，但能直接晋唐开一面目的，当首推董其昌了。

明末倪元璐和黄道周也是值得称道的。倪、黄二人同举进士，志同道合，交谊甚深。倪元璐诗文超逸，擅长行草。其行草书，秀逸有致。《桐阴论画》说：“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黄道周号石斋，书法深得二王神韵，行草笔意离奇超妙，其“隶、草自成一家”。（图13）近人来楚生先生的草书，其奇峭方劲则得自黄道周。

明人善草者尚有解缙、张弼、丰坊、徐渭等，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徐渭。自“书画同源”这一观点被文人士大夫认可并躬自实践以来，能把草书和绘画紧密结合，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书画家，有明一代当首推徐渭。

徐渭，字文长，在绘画上主张朴素自然，不事雕琢。作画时干笔、湿笔、破笔兼用，恣情汪洋，自成一家。然而这一切，又赖其草书为基础。他把草法娴熟地运用到绘画中，遂使书画两臻妙境，他尝言：“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又一变也。”（《青藤书屋文集》）而他在绘画上的变法，正是基于草书的成功。徐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时辈，又知兵法，好奇计，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他草书的脉络呢？在当时，袁宏道即服其为人，曾称：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自晋、唐以迄宋、元，草书大都以简牍手卷的形式流传于世，但在明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造纸技术的改进，至明代已能生产大幅的书画用纸，著名的“丈二匹”纸在明代已能生产。此外，书法的形式突破了单一的尺牍式，诸如中堂、楹联、屏条等形式被普遍采用，巨幛大幅为书家纵情挥写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因此，明人草书，在章法上以气势见胜，表现出淋漓酣畅、豪迈奔放的风格，这些大幅草书作品无疑为明人的草书增色不少。

清代碑学盛行，与明代重视书简帖学形成了显著的对照，篆、隶应运而兴，草书则乏人问津，其情况一如清代杨守敬所说：“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学书迩言》）由于清代以“八股取士”，雍、乾年间文字狱又严，治学者不得不倾毕生精力于古籍研究，由此考据之学兴起，金石学盛行。同时，古碑志出土日多，又为研究碑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再则，碑学经阮元、包世臣等人的极力提倡，推波助澜，故自嘉、道以还，帖学由盛而衰，正如康有为所说：“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广艺舟双楫》）试以包世臣《艺舟双楫》的记载来看，其中“国朝书品”列“九品”，书家九十一人，而有草书名者仅八人而已。其中邓石如草书被列入“能品上”，但传邓氏之学的赵之谦不无慨叹：“山人草不克见。”而赵氏本人则坦言，他的行草书“仅能稿书而已”。由此可见清代草书之式微了。归纳起来，清代草书衰微，其故有三：一、科举书法重乌、方、光，社会风气，因循守旧；二、有清一代无草书大家管领风骚；三、碑学影响，碑法用笔与草书使转一时难以融通。

当然，由明入清之际，还是有几位擅草书的名家，如王铎、傅山、朱耷等。其中王铎和傅山入清时，艺术上已颇具造诣，而朱耷系明朝宗室，遁迹禅门，以书画自娱，若论草书成就，也只能属明代之余绪了。

王铎在明、清两代都曾做官，他的书名极高。他的草书上追山阴（羲、献）父子，旁及颜真卿、米芾等唐宋书家。在明末清初帖学盛行之际，他正是从帖字中勤学唐人，取法唐、宋。他自述平生得力于《宋拓淳化阁帖》等，并认为“书不宗晋，终入野道”。在《草书杜甫诗卷》中，自跋云：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难能可贵的是，王铎在当时“崇董推赵”的浓厚风气之下，尤以险劲峻拔、淋漓酣畅之笔，一反秀逸清润的书风，而成为明代之后劲、清初之佼佼者。从王铎传世众多的作品来分析，他的草书虽自谓以二王为宗，但仍以得唐、宋人为多。在他的草书《杜甫秋兴》（图14）中不难发现，其用笔和结体颇存怀素、山谷等的形迹。不同的是，怀素等主以圆转，王铎则时出方折之笔，而其奇崛之态，又出之于米芾的奇姿侧态。

以倡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而蜚声艺林的傅山，工书善画，谙岐黄之术。行草颇得颜鲁公《争座位帖》的“篆籀气”，以笔力雄奇宕逸，咄咄逼人而取胜。《芳坚馆题跋》称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马宗霍称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相伯仲。”

在清初，八大山人以简净的草书风格独立于书坛。八大山人名朱耷，系明朝宗室。山人擅正、行、草、隶各体，但最突出、最具面目的当数草书，笔致简练，结体疏落。（图15）影响他草书风格的主要有张旭、怀素、黄山谷、米芾、王宠、董其昌等，其取法广泛，最终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出现于清朝书坛。山人草书脱尽明人习气，别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他的草书影响远不及绘画之深远，但其所特具的艺术性，无疑是草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在清代碑学盛行、篆隶复兴之时，能在草书上有一定成就的书家，唯何绍基和沈曾植较为突出。何绍基从颜真卿上溯周、秦、两汉籀古篆，下至六朝南北碑帖，皆孜孜以求，临写不辍。尽管他自评“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但由于他学书自颜真卿入手，并得力于《裴将军》和《争座位》二帖，因此篆籀碑版只是为他所兼收并蓄。再则，他擅以羊毫作书，取回腕高悬执笔法，加上勤学苦练，终于使他的草书有一种气浑韵厚的独到境界。《中国人名大辞典》评其草书“尤为一代之冠”，良非偶然。

清代最后一位突出的草书家是沈曾植。（图16）沈氏师包世臣，草书尤工。他的草书，参以章草，方入圆出，欹侧犯险，矫健凝重，自成一家。（图16）尝谓：“治学无趋常蹊，要走古人迥绝之境。”验之其书，确能自辟蹊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碑学盛行的清代，沈曾植能兼取碑帖，并以此作草，故为时人所推重。如向燊称其：

草书尤工，纵横驰骤，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

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惜沈曾植草书流传不多。

清人作草书而可观者，尚有姜宸英、黄慎、张照、刘石庵等，其中黄慎的大草尤为称著。黄慎，号瘿瓢，以画擅名，为扬州八怪之一。其书取法怀素，善狂草，以书入画，画中寓书，纵横挥洒，错落有致。《中国书法大辞典》称：“慎书每为画名所掩，其成就实非画所能赅括。” 63wedywLmwkW1NjUpJt73MYVf6TA4WVFKpFsqEDbRCIGntwBluYCQUElwKk2hv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