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森林如何思考》这本书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为它具有的生命，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我要感谢阿维拉（Ávila）的人们。我在阿维拉度过了最快乐、最激励我，也是我所知的最平静的时光。我希望我在这里学到的森林思维（sylvan thinking）能够通过这本书继续成长。 感谢 （ Pagarachu ）。
在我去阿维拉之前，我已故的祖父阿尔贝托和祖母康斯坦莎（Alberto Di Capua and Costanza Di Capua）已经为我此行做好了准备。他们是在基多（Quito）定居的意大利犹太难民，对周围一切都充满好奇。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我祖父曾是一名药物化学家，他参加了几次到亚马逊森林寻找植物疗法的科考。我祖母出生在罗马，从罗马的艺术史和文学专业毕业后，她在基多转向了考古学和人类学，为了更好地了解她被抛入其中并最终称之为“家”的那个世界。尽管如此，当我结束阿维拉的旅行回家后，她坚持要我在她喝完晚间汤之后给她读但丁的《神曲》。文学和人类学对她和我而言都从未远离。
在祖母的书房遇到弗兰克·所罗门（Frank Salomon）时，我12岁。所罗门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也是最终指导我在威斯康星州进行博士研究的人，他教会我用另一种方式将诗歌视为民族志，从而为写作诸如“思考的森林”和“做梦的狗”这样奇怪而真实的事物开辟了空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在文化、历史和生态背景下思考亚马逊河上游区域的绝佳环境。我也非常感谢卡门·褚奎因（
）、比尔·德尼梵（Bill Denevan）、休格·伊提斯（Hugh Iltis）、乔伊·麦克坎（Joe McCann）、斯蒂夫·斯坦恩（Steve Stern）和卡尔·齐默尔（Karl Zimmerer）。
感谢魏特海常驻学者奖学金（Weatherhead Resident Scholar Fellowship），让我有幸在圣塔菲高级研究学院（the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Santa Fe）完成了我的论文——我在本书中的尝试只是对我想做之事的第一次尝试。我要感谢圣塔菲高级研究学院的詹姆士·布鲁克斯（James Brooks）、南希·欧文·刘易斯（Nancy Owen Lewis）和道格·施瓦茨（Doug Schwartz）。我还要感谢跟我同期的其他常驻学者：布莱恩·克罗珀泰克（Brian Klopotek）、大卫·努根特（David Nugent）、斯蒂夫·珀罗格（Steve Plog）、芭芭拉·泰德罗克（Barbara Tedlock）和丹尼斯·泰德罗克（Dennis Tedlock），尤其是凯蒂·斯蒂瓦特（Katie Stewart），当我们徒步穿越圣塔菲山时，她总是乐于跟我谈论一些想法。
在伯克利大学汤森人文中心（Townsend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Berkeley）做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后研究员（Woodrow Wilson Postdoctoral Fellow）时，我开始发展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思考的概念框架。我特别希望感谢康坦斯·司来特（Candace Slater）以及汤姆·拉库尔（Tom Laqueur）和路易斯·福特曼（Louise Fortmann）给我这个学术机会。我也非常感谢我在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导师们。比尔·汉克斯（Bill Hanks）引领我进入人类学研究圈，他明智地引导我，劳伦斯·科恩（Lawrence Cohen）在即便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还相信着我，特里·迪肯（Terry Deacon）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的“海盗”研讨会（参加者有泰·卡诗曼[Ty Cashman]、詹姆士·哈格[James Haag]、朱丽叶·惠[Julie Hui]、杰依·奥利维[Jay Ogilvy]和杰柔米·舍曼[Jeremy Sherman]）帮助到了我，这是我在知性上所经历过的最受激励的环境，它永远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来自伯克利时代的四位朋友和同事值得特别提及：丽兹·罗伯茨（Liz Roberts）教会了我很多关于人类学的知识（还向我介绍了所有应该阅读的人），此外还有克里斯蒂安娜·乔达诺（Cristiana Giordano）、皮特·斯卡菲什（Pete Skafish）和阿列克谢·尤尔查克（Alexei Yurchak）。人类学系的成员都非常友善和支持我。特别感谢斯坦利·布兰德斯（Stanley Brandes）、梅格·康基（Meg Conkey）、玛丽安·费尔墨（Mariane Ferme）、罗斯玛丽·乔伊斯（Rosemary Joyce）、纳尔逊·格拉本（Nelson Graburn）、克里斯汀·哈斯托夫（Christine Hastorf）、科里·海登（Cori Hayden）、查尔斯·赫希金德（Charles Hirschkind）、唐·摩尔（Don Moore）、斯蒂芬妮娅·潘多尔夫（Stefania Pandolfo）、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和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
在密歇根协会做研究员的阶段，我要感谢前任主任吉姆·怀特（Jim White）和各位研究员，特别是保罗·费因（Paul Fine）、斯特拉·奈尔（Stella Nair）、尼尔·萨菲尔（Neil Safier）和丹尼尔·斯托尔森堡（Daniel Stolzenberg），我与他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两年。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我要感谢露丝·贝哈尔（Ruth Behar）、已故的费尔南多·克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韦伯·基恩（Webb Keane）、斯图亚特·基尔什（Stuart Kirsch）、康拉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埃莱娜·列蒙（Alaina Lemon）、布鲁斯·曼海姆（Bruce Mannheim）、詹妮弗·罗伯特森（Jennifer Robertson）、盖尔·鲁宾（Gayle Rubin）、朱丽叶·斯库尔斯基（Julie Skurski）和卡特琳娜·菲尔德瑞（Katherine Verdery）以及我写作小组的全部成员：瑞贝卡·哈尔丁（Rebecca Hardin）、纳丁尔·那博尔（Nadine Naber）、茱莉亚·帕里（Julia Paley）、达玛尼·帕特里奇（Damani Partridge）和玛丽安·缇克汀（Miriam Ticktin）。
我还要感谢我以前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特别是斯坦希·朗格维奇（Stacey Langwick）、迈克尔·拉尔弗（Michael Ralph）、纳瑞沙·鲁瑟尔（Nerissa Russell）、泰瑞·透纳（Terry Turner）、玛丽娜·韦尔克（Marina Welker）、安德鲁·维尔福特（Andrew Wilford），最要感谢的是官崎广和（Hiro Miyazaki）
和安娜丽瑟·瑞勒斯（Annelise Riles），他们慷慨地组织了关于我书籍手稿的研讨会（还有参与者蒂姆·乔伊[Tim Choy]、托尼·克鲁克[Tony Crook]、亚当·里德[Adam Reed]和奥德拉·辛普森[Audra Simpson]）。
在蒙特利尔，我找到了一个激发思考、教学和生活的地方。我在麦吉尔大学的同事们以无数方式支持了我。我希望特别感谢以下人员阅读了部分手稿和/或讨论了部分写作计划：科林·查普曼（Colin Chapman）、奥利弗·库姆斯（Oliver Coomes）、尼可·库图尔（Nicole Couture）、约翰·戛拉提（John Galaty）、尼克·金（Nick King）、凯特琳娜·列蒙斯（Katherine Lemons）、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容·尼叶森（Ron Niezen）、欧根·莱吉尔（Eugene Raikhel）、托比亚斯·里斯（Tobias Rees）、阿尔贝托·桑切斯（Alberto Sánchez）、科林·斯科特（Colin Scott）、乔治·温泽尔（George Wenzel）和艾伦·杨（Allan Young）。我要感谢我出色的本科生，尤其是那些选修了“人类学与动物”和“超越人类的人类学”课程的学生。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并批判性参与了我部分书稿的研究生：艾米·巴恩斯（Amy Barnes）、莫妮卡·库尔拉（Mónica Cuéllar）、达西·德·安杰罗（Darcie De Angelo）、埃尔文·弗莱明（Arwen Fleming）、玛高·克里斯提杨森（Margaux Kristjansson）、苏菲·卢埃林（Sophie Llewelyn）、布罗迪·诺嘉（Brodie Noga）、希林·拉贾维（Shirin Radjavi）和丹尼尔·瑞兹·赛尔那（Daniel Ruiz Serna）。最后，我要感谢我能干的研究助理希安·莫尔（Sheehan Moore）为我提供的帮助。
多年来，蒙特利尔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朋友都支持和启发了我的工作。首先，我要感谢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她不让我在思想上自满，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朋友的标志。我还要感谢比伯·阿尔梅达（Pepe Almeida）、安吉尔·阿尔瓦拉多（Angel Alvarado）、菲力西缇·奥力诺（Felicity Aulino）、格雷欣·巴克（Gretchen Bakke）、瓦妮莎·巴雷罗（Vanessa Barreiro）、朱欧·毕尤（João Biehl）、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凯伦·布伦斯（Karen Bruhns）、马太·坎迪亚（Matei Candea）、曼努埃拉·卡内罗·达·坤哈（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米歇尔·切培克（Michael Cepek）、克里斯·陈（Chris Chen）、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比埃拉·科尔曼（Biella Coleman）、安德烈·科斯托普洛斯（André Costopoulos）、迈克·考恩（Mike Cowan）、维娜·达斯（Veena Das）、奈斯·戴夫（Nais Dave）、玛丽索·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玛丽乔·德尔维奇奥·古德（MaryJo DelVecchio Good）、鲍勃·德贾莱斯（Bob Desjarlais）、尼克·杜（Nick Dew）、艾丽西亚·迪亚兹（Alicia Díaz）、阿卡迪奥·迪亚兹·奎尼奥内斯（Arcadio DíazQuiñones）、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卡洛斯·福斯托（Carlos Fausto）、史蒂夫·费尔德（Steve Feld）、艾伦·费尔德曼（Allen Feldman）、布伦达·费曼尼阿斯（Blenda Femenias）、恩里克·费尔南德斯（Enrique Fernández）、詹妮弗·菲什曼（Jennifer Fishman）、奥古斯丁·富恩特斯（Agustín Fuentes）、杜安娜·富尔威利（Duana Fullwiley）、克里斯·加西斯（Chris Garces）、费尔南多·加西亚（Fernando García）、已故的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伊兰娜·格申（Ilana Gershon）、埃里克·格拉斯戈尔德（Eric Glassgold）、毛里齐奥·格内尔（Maurizio Gnerre）、伊恩·戈尔德（Ian Gold）、拜伦·古德（Byron Good）、马克·古德尔（Mark Goodale）、彼得·高斯（Peter Gose）、米歇尔·格里尼翁（Michel Grignon）、吉奥康达·格厄拉（Geoconda Guerra）、罗伯·哈姆里克（Rob Hamrick）、克拉拉·汉（Clara Han）、苏珊·哈尔丁（Susan Harding）、斯特凡·赫尔姆赖希（Stefan Helmreich）、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克雷格·希瑟林顿（Kregg Hetherington）、弗兰克·哈钦斯（Frank Hutchins）、桑德拉·海德（Sandra Hyde）、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克里斯·凯尔蒂（Chris Kelty）、埃本·柯克西（Eben Kirksey）、汤姆·拉马尔（Tom Lamarre）、汉娜·兰德克（Hannah Landecker）、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让·拉夫（Jean Lave）、泰德·麦克唐纳（Ted Macdonald）、塞特拉格·马努基安（Setrag Manoukian）、卡门·马丁内斯（Carmen Martínez）、肯·米尔斯（Ken Mills）、乔什·摩西（Josh Moses）、布兰卡·穆拉托里奥（Blanca Muratorio）、保罗·纳达斯迪（Paul Nadasdy）、克里斯汀·诺盖特（Kristin Norget）、珍妮斯·纳克尔斯（Janis Nuckolls）、迈克·奥尔达尼（Mike Oldani）、本·奥尔洛夫（Ben Orlove）、阿南德·潘迪安（Anand Pandian）、埃克托·帕里翁（Héctor Parión）、莫滕·佩德森（Morten Pederson）、马里奥·佩林（Mario Perín）、迈克尔·普埃特（Michael Puett）、迭戈·基罗加（Diego Quiroga）、休·拉弗勒斯（Hugh Raffles）、露辛达·兰伯格（Lucinda Ramberg）、查理·里夫斯（Charlie Reeves）、丽莎·罗菲尔（Lisa Rofel）、马克·罗杰斯（Mark Rogers）、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费尔南多·桑托斯-格拉内罗（Fernando Santos-Granero）、帕特里奇·舒赫（Patrice Schuch）、娜塔莎·舒尔（Natasha Schull）、吉姆·斯科特（Jim Scott）、格伦·谢泼德（Glenn Shepard）、金布拉·史密斯（Kimbra Smith）、巴布·斯穆茨（Barb Smuts）、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托德·司万森（Tod Swanson）、安妮-克里斯汀·泰勒（Anne-Christine Taylor）、卢锡安·泰勒（Lucien Tay lor）、麦克·乌森多斯基（Mike Uzendoski）、伊斯梅尔·瓦卡若（Ismael Vaccaro）、约玛·费德佐托（Yomar Verdezoto）、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诺姆·维腾（Norm Whitten）、艾琳·韦林汉姆（Eileen Willing ham）、依夫·温特（Yves Winter）和格拉迪斯·杨伯尔拉（Gladys Yamberla）。
多年来，许多热带生物学家教导我他们领域的知识，并使我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大卫·本辛（David Benzing）和斯蒂夫·胡贝尔（Steve Hubbell）是我的早期导师。感谢塞勒涅·比茨（Selene Baez）、鲁拜因·布恩汉姆（Robyn Burnham）、保罗·费恩（Paul Fine）和尼格尔·皮特曼（Nigel Pitman）。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哥斯达黎加热带研究组织（Organization for Tropical Studies，OTS）开设的热带生态学田野课程，它使我沉浸在了这一研究领域。基多有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生物学家群体，我感谢天主教大学已故的费尔南多·奥尔提兹·克莱思波（Fernando
），还有乔万尼·奥诺尔（Giovanni Onore）和卢乔·柯罗马（Lucho Coloma），以及瓦尔特·帕拉西奥斯（Walter Palacios）、何麦若·巴尔加斯（Homero Vargas），特别是厄瓜多尔国家植物标本馆（Herbario Nacional del Ecuador）的大卫·尼尔（David Neill），他慷慨地接纳我过来做研究。这个写作计划涉及相当大的民族志生物学成分，我感谢所有帮助我识别我的标本的标本学专家。我要特别再次感谢大卫·尼尔一次又一次地修正我的植物收藏。我还要感谢埃弗拉因·弗莱雷（
）为这些收藏所做的工作。我要感谢以下人员所做的植物学鉴定（括号中是他们进行鉴定时所属的植物标本馆）：M.阿桑萨（M.Asanza）（厄瓜多尔国家植物标本馆，QC NE）、S.比茨（S.Baez）（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植物标本馆，QCA）、J.克拉克（J.Clark）（美国国家植物标本馆，US）、C.道格森（C.Dodson）（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标本馆，MO）、E.弗莱雷（E.Freire）（厄瓜多尔国家植物标本馆，QCNE）、J.P.赫丁（J.P.Hedin）（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标本馆，MO）、W.尼（W.Nee）（纽约植物园标本馆，NY）、D.尼尔（D.Neill）（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标本馆，MO）、W.帕拉西奥斯（W.Palacios）（厄瓜多尔国家植物标本馆，QCNE）和T.D.潘宁顿（T.D.Pennington）（英国邱园，K）。我要感谢G.奥诺尔（G.Onore）以及M.阿雅拉（M.Ayala）、E.鲍斯（E.Baus）、C.卡皮奥（C.Carpio），他们当时都在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动物学博物馆（QCAZ）；还有D.鲁比克（D.Roubick）（巴拿马史密森热带研究所，STRI）帮助我确定无脊椎动物的收藏。我要感谢当时在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动物学博物馆（QCAZ）的L.柯罗马（L.Coloma）以及J.瓜亚萨明（J.
）和S.容（S.Ron），他们确定了我对爬行动物群的收藏。感谢P.贾林（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动物学博物馆，QCAZ）帮我确定了哺乳动物的收藏。最后，我要感谢厄瓜多尔国立理工学院（Escuela Politécnica Nacional）的拉米罗·巴里加（Ramiro Barriga）帮我确定我的鱼类收藏。
若没有许多机构的慷慨支持，这个写作计划不可能实现。我非常感谢富布赖特基金海外学习和研究资助（Fulbright Grant for Graduate Study and Research Abroad）、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duate Fellowship）、富布赖特-海斯海外博士研究资助（Fulbright-HaysDoctoral Research Abroad Grant）、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研究田野研究资助（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atin American and Iberian Studies Field Research Grant）、温纳-格伦基金会对人类学准博士的研究资助（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re-Doctoral Grant），以及魁北克社会与文化研究基金会（Fonds québécois de la recherche sur la société et la culture，FQRSC）的资助。
我很幸运有机会在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为此我感谢杰克·格拉泽[Jack Glazier]）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EHESS）（受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慷慨邀请）访学期间展示了这本书的全部论点。我还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厄瓜多尔社会科学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sede Ecuador，FLACSO）、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多伦多大学和耶鲁大学呈现了本书的部分观点。本书第四章的早期版本曾发表于《美国民族学家》（ Ameri can Ethnologist ）期刊。
许多人都参与了整本书。我对奥尔加·冈萨雷斯（Olga González）、乔希·雷诺（Josh Reno）、坎迪斯·斯莱特（Candace Slater）、安娜·清（Anna Tsing）和玛丽·维斯曼特尔（Mary Weismantel）富有启发性、充满思辨和建设性的评论感激不尽。感谢大卫·布兰特（David Brent）、普里亚·尼尔森（Priya Nel son）和杰森·魏德曼（Jason Weidemann）对这项写作计划持续的兴趣。我要特别感谢皮特·斯卡菲什（Pete Skafish）和阿列克谢·尤尔查克（Alexei Yurchak），他们从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并通过Skype与我进行了详细讨论），我特别感谢丽萨·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对整部手稿的批判性阅读和精心编辑。最后，我要感谢我在加州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里德·马尔康姆（Reed Malcolm），他对这个看起来肯定像是一场冒险的写作计划非常兴奋。我还要感谢斯塔西·埃森斯塔克（Stacy Eisenstark）；我耐心的文本编辑茜拉·伯格（Sheila Berg）；还有我的项目经理凯特·霍夫曼（Kate Hoffman）。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一切。再没有比亚历杭德罗·迪·卡普阿（Alejandro Di Capua）更慷慨的叔叔了。我要感谢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欢迎我住到他们在基多的家里。我的叔叔马可罗·迪·卡普阿（Marco Di Capua）和他的家人，与我一样热爱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科学，他一直有兴趣了解我的工作，对此我深表感谢。我还要向理查多·迪·卡普阿（Riccardo Di Capua）和我所有在厄瓜多尔的科恩表兄弟们（all my Ecuadorian Kohn cousins）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已故的薇拉·科恩（Vera Kohn），她提醒了我如何整体地思考。
我很幸运能拥有来自我父母安娜·罗莎（Anna Rosa）和乔（Joe）以及我的姐妹爱玛（Emma）和艾丽西亚（Alicia）持久的爱与支持。我的母亲是第一位教导我注意森林之物的人；我的父亲教导我如何为自己考虑；我的姐妹们则教导我如何为他人考虑。
我要感谢我的岳母弗朗西斯·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在我写作期间，她暑期多次来安大略省魁北克的湖泊和阿迪朗达克山脉照看孩子。我还要感谢我的岳父罗梅因·史蒂文森（Romeyn Stevenson）和他的妻子克莉丝汀（Christine），他们理解我总是带到农场的这另一种“工作”会让我远离许多更紧迫的家务。
最后，感谢本杰明（Benjamin）和米罗（Milo），感谢你们忍受了所有这些“x学”（´versity，借用你们的话来说）之类的东西。你们每天都教我如何将我的大学工作视为你们的游戏。 谢谢 （ Gracias ）。还有丽莎（Lisa），感谢你的一切；你激励我，帮助我成长并认识到自己的极限，感恩我们在彼此生活中成为如此美妙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