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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民国重建，但许多先前热衷于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军事家从此开始有点偃武修文的意思，不再以职业政治为诉求，转而愿意从文化上探究中国问题的根源。在这个思潮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代中国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家蒋方震即蒋百里也不再眷恋忘情于政治军事，从1918年开始，追随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也有从民间立场就近观察巴黎和会的意思。
欧洲考察和旅行很快结束了，梁启超、蒋方震一行于1920年春天赶回国内。此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向纵深发展。梁启超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影响，也下了最大决心退出现实政治，全力从事文化学术。
梁启超的动向获得包括蒋方震在内的一批友朋支持，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蒋方震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系统向国人介绍意大利、法国、北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企图从欧洲的历史文明进程中寻找中国文化复兴的借鉴。
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成稿后，恭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下笔感情充沛，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写了五万多字，其字数与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原书大致相等。这篇文章如果继续作为序言显然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梁启超另作短文为序，而这篇长序再经改写充实，就是我们要说的《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梁启超再请蒋方震为《清代学术概论》作序，这也算是民国学术史上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本后来被命名为《清代学术概论》的书，原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完稿之后在梁启超和蒋方震主编的《改造》杂志上连载。稍后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时间已在1921年初。
《清代学术概论》虽然篇幅不大，但涉及面很广，但凡清代学术史上的经学、哲学、史学、考古学、边疆史地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历法、数学等，都被梁启超有机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多彩多姿的清代学术画卷。它大气磅礴，逻辑清晰，被后世研究者奉为清学表达范式的典范，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就学术理路而言，梁启超将清代三百年学术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点对于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胡适等人在此前后也从这个意义上立论，他们都是希望从清代学术中寻找到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契机，或者如胡适所说的同构关系。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承认，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这个看法意义深远，不仅从学术发展的脉络上为清代学术定位，而且为新文化运动发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凭借。
在这部文字不多的著述中，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潮的变迁分成三个不同的时段，由于他在刻意寻找文艺复兴的因子，因而这本书又比较看重他所说的“科学精神”。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清代学者从顾炎武以来一直提及的“经世致用”，还有就是乾嘉汉学家经常提及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的科学精神具有相似或同构关系还可以再研究，然而必须承认梁启超的这个揭示在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新文化运动毕竟没有对传统一概否定，对清学史的重新解读无疑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信心。
根据蒋方震为《清代学术概论》所作的序言，蒋方震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中曾将欧洲文艺复兴的基本思路概括为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梁启超由蒋方震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归纳反观清代学术，不期然意识到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似乎走着同样的路线，同样是以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演绎进而为客观归纳，这就是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非常相近或相似的东西，梁启超在这本书中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蒋方震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无疑启发了梁启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其实也早就有着自己的观察。我们知道，梁启超不仅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本人就是晚清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他在很多年之前就对中国学术史特别是晚近学术史有所研究有所心得，至少在他1902年所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就辟有专章讨论清代学术，据他自己后来说，他对清代学术的基本看法在那时就大致定型了。
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大致是对的，只是如果从更严格的学术源流上说，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看法既有从其老师康有为那里传承的一些东西，也有他的同时代人，也是他一度好友章炳麟的深刻影响，甚至有些内容就直接来自章炳麟的启示，根据周予同的提示和朱维铮的研究，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许多看法，其直接来源可能就是章炳麟的《清儒》。
章炳麟的《清儒》只是《訄书》重订本的第十二篇，这个重订本于1904年首刊于日本东京，由此朱维铮在《清代学术概论导读》中怀疑梁启超可能和乃师康有为一样，是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实际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向后“倒填”，以争“论清代学术”的首创权。
周予同的提示是对的，因为按照朱维铮的揭示，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共九章，第一至第七章确实发表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不过到了是年底，这个连载发表到第七章的时候就中断了，原因或许与梁启超前往美洲有关，直至1904年5月梁启超重回日本，方才在《新民丛报》上继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第九章。这两章的写作时间与前面七章相距一年半，甚至连标题都改成了《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
按照周予同、朱维铮的说法，梁启超有关清学史的看法得自章炳麟的启示，而按照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他对清代学术形成一套完整看法可能比章炳麟还要早一些。这种首创权官司是一宗无法判定是非的案子，各说各有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梁启超绝对不可能在1902年就写好了这两章后发的稿子。标题的改动可能是在两年后，但内文为什么不可以在1902年出游美洲前写好呢？
从思想史学术史的层面看，这些首创权的争论意义不大。他们可以有学术上的传承思想上的相互或单向启迪，他们也可以独立地发现同一个道理。这种可能性都会真实存在着，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他们的贡献依然能够分出高下分出优劣，因为除非抄袭，他们的表达或所要表达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
在《清儒》这篇经典文献中，章炳麟运用达尔文社会进化理论对有清两百多年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以为中国古人有关儒家经学的许多解释，其实从历史学的立场看就是记录历史，分析历史。只是在清代学术成型前，中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间段丢弃或者说忘记了这个优良传统，方才将儒家那几部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经典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能膜拜不需怀疑。这其实是不对的。章炳麟指出，直至乾嘉诸老出，他们将先前千余年被陋儒俗儒颠覆了的历史重新安置，恢复了儒家六经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将这些经典视为中国历史的原材料六经皆史，所以清代学术在这个时候终于放出时代光彩。
按照章炳麟在《清儒》中的叙述，乾嘉汉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但乾嘉汉学质朴的平实的考证学风格很不合乎另外一些以性命道理为追求的士大夫口味，于是到了乾嘉汉学走上巅峰的时候，另外一派不一样的学术也出现了，他们借用宋明理学道学的概念和体系，不遗余力地攻击乾嘉汉学为饾饤琐碎之学，无助于社会发展，只是一种艺术性的雕虫小技。这就是桐城派，就是常州学派。紧接着，按照正反合的发展规律，又有调和乾嘉汉学与桐城派、常州学派的新学术流派出现。这就是章炳麟给我们描绘的清代学术全景图。
与章炳麟的叙事框架稍有不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刻意凸显“时代思潮”这一主线，以为清代学术其实只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被时代促成的思潮，就像历史上的经学、佛学、理学一样，必有其生、住、异、灭的全过程，所以梁启超在讨论清学历史时，并没有像章炳麟那样建构清学的历史，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生住异灭四步骤，重构清学的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由此展示清代学术的全过程。这四个阶段的描述虽然与章炳麟的描述有相像的部分，但我们应该相信那是因为历史就是如此，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在理念上、分期上沿袭了或者说暗袭了章炳麟的判断。
关于启蒙期，梁启超说，启蒙期就是对先前旧思潮初起的反动。旧思潮经全盛之后，也就血液凝固淤积，则反动不得不起。所谓思潮的反动，其实就是对旧思潮的批判，就是追求一个新思潮。只是建设的前提是必须对旧思潮有所批判有所破坏，所以此时期的重要人物，其精力其贡献显得不是在创造在建设而是在破坏。只是破坏之中也蕴涵着建设的种子，只是这些种子还没有生根没有开花结果而已。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初学术不仅是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有批判，即便在新学术的建构上也有相当贡献，只是尚未成型无法构成规模而已。实事求是地说，梁启超的这个分析或许有着章炳麟思想的影响，但显然较章炳麟的分析更周密更具体。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清代学术启蒙期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胡渭、阎若璩。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所讲的那些道理已经无法维系社会信仰，所以顾炎武等人起而矫正，大力倡导“舍经学无理学”，劝说人们特别是学者应该脱离宋明儒学的羁绊，直接反求于儒家古代典籍，而不是继续抱持宋明儒者的解释。
顾炎武的呼吁是一种正面倡导，而阎若璩和胡渭则是从相反的方面揭露了宋明理学所赖以存在的经典可能存在着相当的问题。阎若璩以求真的理念对儒家经典进行辨伪考订，而胡渭则竭力攻击宋明理学家推崇的什么河图、洛书其实只是来自道家道教的一些胡说八道，并不是儒学正宗。按照这个思路，再经颜元、李塨、黄宗羲、万斯同、王锡阐、梅文鼎等分别从日常伦理、经世致用、研究方法等各个层面继续阐发，逐步形成了清初学术史上一个以启蒙为特征的学术奇观，使旧的宋明理学由盛而衰，逐渐退出。
启蒙期是对先前旧思潮的批判，是为全盛期作准备，按照梁启超的演绎，破坏事业告终，旧思潮屏息慑服，而先前所播下的新思潮种子终于有机会生根开花结果，终于为中国学术为清代学术迎来一个全盛期。在这个全盛期，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缜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大家相与淬厉精进，终于营造了一代学术高峰。梁启超在这里所描述的清代学术高峰，当然也就是章炳麟甚至是所有清学研究者的共识，即乾嘉诸老所开创建构的新学术。
全盛期的学术领袖当然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这些人被梁启超称为正统派。正统派与前期启蒙派有同有异，他们一方面默认启蒙派对宋明理学的攻击，但又将宋明理学实际上置于不议不论的地位另一方面，启蒙派抱持通经致用的理念看待新学术，而到了全盛期，这些正统派代表人物则不再刻意强调致用，只是在默默地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没有了致用，也就少了功利，将学术完全变成了一种爱好、一种艺术、一种享受。这是正统派对中国学术的大贡献，也就是中国学术素来强调而很难有人做到的“无用之用”。
乾嘉汉学发展到晚期，如同一切学术一样，又进入一个蜕变的阶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由于境界国土被前期学术界大佬开辟殆尽，在旧有基础上很难再有什么斩获。怎么办呢？于是聪明的学者只能就局部问题做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前辈的学术方法应用于某一方面，于是乾嘉汉学由此分化，派中小派由此出焉。这即是佛家所谓的“异”，也就是乾嘉汉学晚期分歧、颓废，令人生厌的一种真实写照。
根据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的分析，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人抱一经，家传一学，其实也衍生出许多新问题新弊病，于是有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等人出，力图博采众家，矫正正统派弊病。至康有为，更是综合各家之说，严画古今分野，以为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都是刘歆所伪造。于是正统派所尊崇所仰赖的学术依据，如许慎、郑玄等人的东汉古文学术，在康有为笔下皆成了伪史成了伪书。由此，康有为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艺启蒙运动发挥到了极致。他绕开东汉，回到西汉，既宗董仲舒张扬的《公羊》学，又从董仲舒的启示倡说孔子改制，以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无不以托古改制为基本手法。康有为重构了清学史框架，不论这个框架是对是错，但毫无疑问都是对乾嘉汉学正统派的颠覆，是对庄存与等常州学派的张扬。只是这一流派借经术以文饰政论，既失传统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也使学统、政统在那个特殊年代发生了许多问题。
蜕变当然还不意味着结束，只有到了灭的阶段，一代学术才能寿终正寝，进入历史。这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分析的衰落期。在衰落期，支派分裂，相互倾轧，益自暴露其缺点，这个既成的学术架构既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新的学术思潮又开始从潜流向明流演化，新出的豪杰英雄欲创新必先推旧，学术思潮重又回到一个新的历史循环中。
梁启超重构的清学史叙事框架或许并不是历史真实，但显然他与章炳麟的叙事有差距，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出，中外学者再讨论清代学术，无论如何都很难溢出梁启超在这本小册子中所划定的范围，《清代学术概论》构建了清学史的叙事框架，确立了清学史的表达范式，这或许就是这本小书的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