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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是学术成就斐然的大家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和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刘知幾、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
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本名顾绛），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在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整天忙于科举考试的同龄人，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
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二十八岁的章炳麟，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乃至其他时代学者都很难做到的。
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见识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
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借着酒劲儿发生肢体冲突。
《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传播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了维新时代的思想家和新派学者。
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通友好相处，只有几个高度宽容的朋友能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足以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其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彼此相安无事。
章炳麟只是在行为上显得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毫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处发表，在它们的基础上后来编成《訄书》。
《訄书》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集子的形成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将《訄书》改编成《检论》，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时，中间所收篇目，乃至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的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
《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到1898年的政治变革时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舆论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关于清廷的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他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
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排满之路的象征，只是他抱有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何等自负。
《訄书》初版本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由此可知章炳麟虽然先前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的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五十篇，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五十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十一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
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不久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原有五十篇未作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
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的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出排满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尽管他了解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但思想的变化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将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
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的。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让他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
客观地说，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冲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
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下象征是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这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
《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确定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封面题字者也由梁启超换成了邹容。
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
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六十三篇，对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的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肯定没有办法与曾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
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
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受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
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随后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
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的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
《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了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而能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