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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还不是一个久远的往事，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却在过去一百年间有过几次剧烈调整。1949年，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从原来的多元走向一元，“革命叙事”一统江湖，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进程。1976年，毛泽东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一方面，中国重启现代化，需要研究近代历史上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新问题的探讨，促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重构。本文侧重探究的，是那些参与革命叙事建构的老辈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逐步调整自己的认识，怎样参与新的历史叙事建构的。
这里的“老辈史家”，大致指20世纪20年代或之前出生的学者，他们在“文革”前，甚至有的在1949年前，已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颇有成绩。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继续活跃于近代史学界，但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正出现某种程度的调整。
这批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在1949年前相对多元，即便他们接触过毛泽东、范文澜、胡绳等人提出并论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叙事，也不是只用一种模式思考问题。但经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洗礼，他们渐渐都仅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去表述近代中国历史。
然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来就“革”了文化的“命”，近代史领域从一开始至“文革”结束几乎始终高烧不退，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都被搅乱了。毛泽东去世，抓捕“四人帮”，直至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在这个转折过程中，近代史学界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理解，需要“再思”，需要矫正过去那些“肤浅和错误”认识。
“再思”，矫正，首先从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岁月倡导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开始。
林彪事件发生后，“批林批孔”运动在1974年初迅速展开。
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蕴涵还值得研究，其在历史研究领域也造成了极大危害。根据江青的解释，一部中国史就是儒法斗争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也被稀里糊涂地曲解为儒家与法家的路线斗争。这当然都是很不恰当的，是对历史的曲解。因此等到毛泽东去世，等到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近代史学界最先掀起了揭批运动，就是对儒法斗争历史叙事的矫正，重新认识历史。1977年年初，黎澍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章没有直接否定批林批孔运动，没有揭露儒法斗争对历史解释的荒谬，而是强调江青“四人帮”篡改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宗旨，“那个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实际上根本改变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方向，既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黎澍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次讲话，强调江青不懂装懂，把自己打扮成儒法斗争史“专家”，“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以这个学说为解释历史的基本线索，自称发现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线索，从春秋战国一直贯穿到现在”。他以为江青这些说法，就是“胡说八道”，经不起推敲。在谈到近代中国的情形时，黎澍针对评法批儒时最流行的观点，指出洪秀全反孔，主要因为他是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领袖。他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发现有一个上帝可以用来号召群众，而必须尽力排除向为中国人所尊奉的神圣，特别是号为“至圣”的孔二先生，才能使他的上帝在群众中获得信仰。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的冲击之下，儒学面临危机，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以为孔子“圣之时者”，儒学应当改造，以适应资产阶级需要另一种认为儒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应当对儒学复古保守主义进行批判，使人们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
黎澍在批判批林批孔运动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曲解的同时，正面阐释了自己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致看法。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将历史学“古为今用”发挥到了极致，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极大危害，历史学不再有客观标准，历史成为政客手中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为了恢复历史学尊严，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学的正确认识，黎澍不久又发表了一篇讨论“古为今用”的文章。
“古为今用”，就其广泛意义来说，并无大错。学问可以有用，也可以无用。无用之学往往可能会有大用，有用之学有时候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因此，作为一种学问，历史学本不应该强调有用无用，历史学者应该凭着自己的积累，凭着自己的兴致，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不应该心存有用无用，更不能心存为政治所用。政治家也不应该要求历史学家一定要去做那些有用的学问，忽略那些无用的学问。政治一定不能干预学术，不能让学者俯首帖耳，去为政治进行历史学论证，历史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政治的婢女。
然而，这些今天成为常识的东西在当年并非如此。1964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上报给毛泽东的《群众反映》上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对我院师生有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学校在教学工作上，对西洋音乐只教继承，不教批判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伟大的工农兵？这些，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
这些问题本来应该是教育部门，甚至是学校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事情，然而中央音乐学院竟然将之提交给了最高层。更重要的是，最高层还真的就这些非常专业的问题发布指示。毛泽东的批示是：
（陆）定一同志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明白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此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则，自然也引出一些庸俗的实用主义主张。黎澍认为，毛泽东这段批示有其特殊意义，如果将这些指示应用于历史研究，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有关历史研究的一贯思想，正确加以理解。而“四人帮”无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实质，对“古为今用”肆意曲解，使之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实用主义口号。所谓“古为今用”，变成了“古为帮用”。只要能够为他们那帮人所用，他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搞所谓“七真三假”可以无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搞所谓“合理的想象”。黎澍说“在他们的笔下，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他在这篇文章中，举出很多例子。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理解古为今用的原则？黎澍提出两条意见第一，历史研究必须体现鲜明的阶级性，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一帮一派服务第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绝不能搞歪曲、篡改、影射、比附等实用主义那一套。
其实，历史研究以求是为目的，即便为什么阶级服务，也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更谈不上服务。至于历史的相似性，这是历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历史事实本身，因为东方人、西方人同此心同此理，而且古代人与现代人，就一些大事而言，也往往同此心同此理，历史的因果关联往往无须牵强，无须附会，更不需要拙劣比附。说到底，历史研究只管求真，至于是不是比附，是不是影射，均与研究者无关。
针对“文革”时期戚本禹提出的“为革命研究历史”，黎澍以为这样的说法太狭隘，太浅薄。戚本禹的实际意思，就是提倡研究革命的历史，反对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学是研究客观过程的学问，愈客观，愈全面，愈好。只研究革命的历史，不研究反革命的历史，就不全面，不客观，不能揭露历史的真相，不足以说明现状。”黎澍此时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确实不容易，历史学的客观性，无目的性，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真实的历史，并不在于研究革命，或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不必再赋予其他什么意义。
在黎澍内心深处，中国历史学经过十年“文革”伤痕累累，许多过去比较清晰的问题，现在都给弄乱了。现在应该用冷静的态度看待过去，不能再提“为什么而研究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忠实于历史，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掩饰或者篡改历史，哪怕完全出自一片好心，也是错误的。研究历史可以有各种目的，但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现状。”由此“重新认识历史”
，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界走出“文革”后的第一等大事。
黎澍敏锐意识到“重新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是他确实感到此时的中国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换言之，就是重启现代化。而现代化，在近代以来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另一次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
在这个特殊历史转折期，黎澍记下了中国近代史学界需要重新思索的几个主题。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的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事实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
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近代化或工业化或现代化，不能说就是革命，尤其不能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把革命当作目的是错误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从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不是依靠地主官僚对农民的剥削，而是伴随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掠夺而进行的。
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始于何时？始于同治中兴或洋务运动。因为不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办洋务开始，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也是从办洋务发展起来的。最初的维新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等都是洋务派的幕僚。
从学术史的观点回望，黎澍确实不愧为史学界的思想家，他的这些思考实际上开启了此后几十年持续争论的几个话题。
1.历史学的本质。
2.近代中国历史主题。
3.重估革命。
4.农民运动。
5.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
6.重估资产阶级。
就历史顺序而言，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重回现代化的路线，因而尽管黎澍从理性主义立场不愿再将历史学绑在现实政治的战车上，但中国近代史学界循着惯性，还是无意识地将注意力聚焦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重新探讨洋务运动的得失、意义。
1949年后的中国学术界对洋务运动发生兴趣，并不止一次，但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每一次讨论差不多都是不了了之。
而这一次则不然，毕竟中国重启现代化，毕竟重启中的现代化与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比，有不同，更多相同，比如对外国技术、外国资本、外国人才的利用，比如与世界的交流与沟通，比如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特区、工业化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就是历史的复写。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持续性研究，而且给予同过往很不一样的评价。
就持续性而言，1979年以后若干年，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不间断地发表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文章，并且有张国辉
、樊百川
、夏东元
、李时岳
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的研究专著出版。1980年，吉林大学历史系主持召集了一场以洋务运动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在会后出版论文专集。这些论文、著作、研讨会，固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影响，但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教条主义地对待这场近代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运动，其研究深度、广度，远非过往任何一个时期可比。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比之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更为活跃，大致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意思。
检索可知，改革开放后，最先提出重评洋务运动的为“柏石岩”。1977年6月2日，“柏石岩”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以假乱真，包藏祸心斥“四人帮”大批洋务派的罪恶目的》的文章。这算比较正面评估洋务运动的先声。更具学术味道的，则是1979年2月9日，夏东元在《文汇报》发表《再论洋务派》一文，重提洋务派及洋务运动评价问题。紧接着，黄逸峰、姜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重评洋务运动》长文，终于将洋务运动放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这是后来重评洋务运动的基础、起点。
黄逸峰、姜铎，都是1960年代“小阳春”时期洋务运动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在报刊上联名或单独发表过一些文章，并在当时引起相当积极的争论。但因为中国政治在那时迅即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讨论不得不终止。现在重启现代化，为重评洋务运动提供了可能，因而他们旧话重提，全面检讨过去几十年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误读，期望重新研究“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有助于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他们指出，洋务运动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社会背景的总特点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双重威胁下，已到了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的时候了。用李鸿章的话说，中国历史面临一场划时代转变，“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发生背景。
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企图移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来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即利用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实现其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手段和目的，在这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也是导致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源”。在作者看来，洋务运动只是对那时的中国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由于没有体制性改革予以配合，因而这场现代化运动根本救不了旧体制的命，“移植在封建之木上的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根本结不出果来，只能全部枯萎了事。这就是洋务运动目的和手段这一根本矛盾所带来的必然命运”
。
黄逸峰、姜铎二位在过去很多文章中比较多地肯定洋务运动的意义，这次“重评”实际上是“重新反对那种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坚持对洋务运动作某种程度的肯定。因此，在《重评》里，对洋务派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方面，都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阐述”
。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黄、姜二位此次重评，却把洋务运动值得肯定的主要方面说成了次要方面，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体制性变革，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没有促进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发展，官僚资本、官督商办，遏制了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一场畸形的繁荣，因而经不起考验。“当然，由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具有发展民族资本的纲领和政策，对新兴民族资本的扶持和保护，只能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主要是控制、排挤和打击，大部分官督商办企业，在封建腐败的洋务派官僚把持下，纷纷亏损破产，以致私人资本望而生畏，裹足不前，对洋务运动所抱的幻想，也因而从此破灭。”
由此推理，洋务运动一方面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页”。但是，也正是这场运动催生了第一批中国人自己的近代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兴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织布厂等。这无数的第一，就是洋务运动不可抹杀的意义。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比较复杂的运动，既要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去维护旧制度，又在事实上通过学习西方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瓦解既要学习西方，又反制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这是一场充满矛盾的运动。长期研究洋务运动的老辈史家夏东元很早就指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就其客观历史逻辑而言，这就走向了“洋务派的目的的反面”。
洋务派本来是要维护清王朝政治统治旧秩序，但他们的活动却促进了旧秩序的解体，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夏东元后来更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很快也意识到了仅仅经济方面的求富还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变革，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洋务运动就不可能达成理想目的。他引用淮系骨干张树声的话说；
西人立国……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在夏东元看来，张树声已意识到了洋务运动要想获得成功，简单模仿西方，简单地在器物方面下功夫已经不行，没有政治体制配合，没有制度保障，已有的技术成就都不足以证明成功。张树声已有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倾向了。
夏东元引述的另一个实例是安徽巡抚邓华熙1895年春天向光绪皇帝推荐郑观应《盛世危言》时的一段话：
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
夏东元指出，邓华熙不仅推崇西方议院制度，而且还指责中国那些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大官僚为“不揣其本而末是求”。夏东元此时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较先前已有的结论进了一大步，已意识到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不少人清醒地知道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应该进行政治变革，应该让制度适应正在变化着的经济基础。
然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变革政治呢？夏东元将之归罪为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把持和帝国主义的反对“洋务派中不仅中下层人士在向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转化，而且比较大的上层官僚也在分化。除多数人分化为抵抗派者外，也有一些人要在政治上学习西方民主制度。这样，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就不仅自发地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对‘体’的自我破坏，而且其中不少人包括一些上层官僚在内，要求变革封建主义的‘体’，他们虽然还没有也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出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中国的‘体’，但已意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非改变不可。而这，在清王朝最高统治者顽固地把持下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洋务派中的封建顽固大官僚也绝对不肯作这样的变革的。至于帝国主义那是既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反对中国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度的。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以悲剧告终。”
这个看法在之前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对洋务运动“只变其末不变其本”最严厉的批判，对于中国正在开始的变革极具启发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因为改革开放面临巨大转折，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也因为政治变化而需要重构，用黎澍的话说，是要将被“四人帮”搅乱的历史重新矫正过来，重评洋务运动遂因为这样几个原因而热闹一时。在这次重评洋务运动的学术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无疑首推李时岳，他从大历史视角，从中国现代化视角，分析了洋务运动的意义。
李时岳生于1928年，最先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后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读近代史研究生，毕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曾任《史学集刊》主编、汕头大学副校长等，其代表作为《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近代史新论》等。此外，他对李鸿章、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孙中山、张謇与立宪派等，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
就学术传承而言，李时岳属于1949年之后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所接受的历史观点，差不多都是毛泽东、范文澜、胡绳建构的“革命史观”，对于近代中国，就是“悲情叙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解读1840年之后的近百年历史。与同代史学家不一样的是，李时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了对近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
李时岳那代史学家对先前“革命叙事”的反思，主要受刺激于“十年浩劫”这个事实。他们的普遍困惑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新政权建立后迅即找到一条常态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革”结束，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政治的新阶段，就不可能有李时岳对革命史观的反思，不可能出现现代化史研究热。
在李时岳讨论中国现代化史的所有文章中，最令人难忘的无疑是长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这篇文章系统清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过去几十年对洋务运动的误读，试图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给予全新解释，并由此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框架，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发展脉络。文章开宗明义说：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立足于批”。这种先验性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
基于这样的判断，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清算了过去几十年对近代中国重大事件的误读、误解。这些批判，今天看来或许已经被超越，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个乍暖还寒的时候，需要的不仅是良知、勇气，还是学养、学识，足够的知识储备。
李时岳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主要是讨论洋务、戊戌，以及辛亥革命，其实从其内容上看，这篇文章就是要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框架，要对几十年来一直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提出质疑。按照那个时代一般研究者的看法，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依然在旧体制中长睡不醒，中国的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一批人出现，睁眼看世界，中国方才有了那么一点危机意识，方才开始讲究经世致用，讲究改革。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不仅没有获得朝野的一致认同，没有转化为一种国家共识，更重要的是，林、龚、魏等人所提倡的那些改革，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可谓有八千里之遥，根本不是一回事。即便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更多的还是策略性的，并不是中国人在西方的打击下的根本醒悟。
近代中国第一次有意义的觉醒，还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凭借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代政治新人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鉴于平定太平天国的经验，尤其是实际需要，全力襄赞满洲统治集团的开明派慈禧太后、恭亲王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这是近代中国的巨大转折，后来的历史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原点。
对于这场后来被誉为“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绝对否定，也没有绝对肯定，在洋务运动大的历史脉络的评估上，他们往往用辩证法、二分法含糊其辞，肯定研究者当时想肯定的一面，否定研究者当时想否定的一面。这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两次洋务运动的讨论中表现最为明显。
与前几次的讨论很不同，李时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主要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上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将这场以经济建设为主轴的现代化运动视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关键，赋予其极为丰富的内涵。
否定洋务运动的研究者，在很多时候从“目的论”出发倒推洋务运动主导者的心迹，以为恭亲王、曾、左、李之所以全身心投入洋务运动，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中国，而是因为清政府的政治统治遇到了洪秀全的严峻挑战，因而即便洋务运动取得了某些成绩，其性质也是反动的，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要挽救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些看法当然具有极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在举国一致褒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时候，很难对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恭亲王、曾、左、李给予合乎情理的评价。这是时代局限。李时岳的时代毕竟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毕竟让中国向常态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在一个常态的国家体制下，不仅洋务运动有了重新评估的空间，即便造反者洪秀全、太平天国，也有了重新讨论的可能。由此，李时岳就有可能为洋务运动找到新的定位系统，能够从现代化视角重估这场运动的意义、局限。李时岳指出：
洋务运动从来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目的。对内是借用外洋盔甲以保护封建躯体，镇压革命对外是“夺其所恃”以“绝其觑觎”，防止新的冲突，避免殖民地化。……一般地说，洋务派是对外妥协派，他们的纲领是“和戎、变法”，他们是接受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但“和”也需要一定的实力。洋人贪得无厌，肆意要挟，没有一定的实力就可能“和”不成，半殖民地秩序就可能被破坏而完全殖民地化，中国就可能灭亡，“不战”、“不守”也就不能“和”，只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抓去当俘虏，所以必须讲求“自强”。
李时岳的这个解释今天看来虽说显得相当牵强，但他确实在为清政府主导的自强运动寻找一个更加合适的理由，并由此可以正面谈论洋务三十年的那些成就，那些创造，那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厂第一个轮船公司、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线、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批外国语学校、第一批分赴欧美的留学生、第一批翻译成中文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典籍……如此众多的创造，足以表明这是一个跟之前极不相同的中国。一个老大的帝国，一个悠久的农业文明，或许还没有完全走进现代，但无疑，在李时岳的分析中，已经蕴含有非常丰富的现代化因素。
基于对洋务运动意义的新理解，李时岳当然无法继续认同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三大革命高潮”，更无法认同以这三大运动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主线。李时岳继承了1949年之前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主流叙事，也开启了进一步研究的先河，强调重构近代中国叙事，必须把握近代中国的性质，必须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作为基调。李时岳的这个论点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史意义重大，后来的研究者不论是否读过李时岳的论述，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李时岳的启示。
在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近代中国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有一个从完全的主权国家不断向“半殖民地”沉沦的曲线。这个看法是革命叙事的基础，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动摇过。由于李时岳重新探究了近代中国若干重大事件的意义，因而有可能重构近代中国叙事。尽管从今天的立场看可能会觉得李时岳的重构还有很多瑕疵，但在那个时代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认为，近代早期中国确实有一个从独立主权国家向下沉沦变成半殖民地的过程，但是当中国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缓慢衍生的时候，其实就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线开始转头向上了，表明一个全新的，或稍新的社会形态在萌生了。
李时岳的这些看法深刻地启发了后来者，对于稍后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究竟怎样“半”，究竟各占多少份额的讨论，都具有前导意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活跃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是重构中国现代化史的奠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中，陈旭麓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者。正是由于他的许多论述，方才使传统的“革命叙事”发生裂变，一个全新的“新政治史叙事”复苏，并渐渐地从边缘进入中心，极大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态。
陈旭麓是20世纪上半期比较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作文也比较早，1949年之前就已有成就，只是后来不幸介入政治，受制于各种个人恩怨。在“文革”后，当别人都获得“解放”，重新开始的时候，陈旭麓却受到了无端压制，挫折连连，令人唏嘘。
好在陈旭麓是有思想的大学者，他在现实世界的生活或许因受压而郁闷，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先反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路径，最先提出在“革命叙事”之外，还应该注意“现代化叙事”，并尝试建构一个“新政治史叙事”。这不能不令人遐想，假如陈旭麓在“文革”后依旧春风得意，他是不是还会这样思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路径呢？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陈旭麓是通才，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有建树，陈旭麓关注研究的近代人物也比较多。多，有一个好处，可以比较，也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偏颇，因为需要关照诸多人际，就不会像毕生抱着一个人物研究那样，容不得不同看法，好像自己研究的就是一个完人，就是道德化身。
从陈旭麓的著述编年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漫长岁月里，陈旭麓对近代史的看法与“进步的”学术主流区别不大。“文革”结束，思想解放，陈旭麓的看法发生质的飞跃，与主流渐行渐远。他这些最初显得稍有“反骨”的看法却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渐渐成为新的主流，成为一代学术风尚。
陈旭麓对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大到宏观，小到细节，陈旭麓都有别开生面的成就。而最具范式意义的，无疑是他在“革命叙事”之外“添加”了一个“现代化叙事”，或“新政治史叙事”。这个“添加”格外重要，在那个特殊年代，既能让主流意识形态大致接受，又极大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进展，是原则与策略的最佳组合。
根据陈旭麓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飞速发展，主要体现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使人们对近代史有了新的理解，进而推进了人们对近代史线索的探究。
所谓历史线索，按照陈旭麓的界定，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穿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等皆是。
依据这样的看法，中国内地学术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就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递进的构架。陈旭麓指出，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原来所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之外探讨新线索。
陈旭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看法还是需要学术与道德勇气的，即便放到今天，这样的看法虽说不是石破天惊，但也让学术界的一些人不能认同。这里关涉的还不是学术争辩，而是学术合法性问题。假如认定先前的研究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早已偏离了历史真相，根本无法解释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过去的那些研究成果要怎么看，难道都是垃圾不成？
当然，陈旭麓那一代人还没有勇气彻底摈弃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一种学理，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完全可以与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同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观察问题的视角，应该说它们是有意义的。但是，当阶级斗争、唯物史观成为教条，成为打人的工具时，其学术含量越来越少，政治含量越来越多，甚至简直就是套语，就是“正确的废话”。
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界的研究，陈旭麓认为近代史研究模式的重构，至少需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应该打通近代一百一十年，而不是继续孤立讨论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应当将近代、现代完全打通，将“1840—1949”看作一个整体。应该承认，陈旭麓当年这个看法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学术界已经就此有很好的尝试。
第二，陈旭麓建议注意清史、民国史崛起带给近代史的尴尬，清史的后半段和民国史占据了近代史的全过程。这种“断代为史”的编撰、研究在中国已有很远的历史传统，对人物、事件及社会生活有很大容量，这就使近代史处于被分解、被取代的尴尬局面。但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陈旭麓并没有接着讨论。
第三，陈旭麓认为，近代史乃相对于古代史、现代史而言，不像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那样固定。现在我们称鸦片战争后为近代，随着岁月流转，“近代”一词的所指必将变化。人们要参考、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势必以清史、民国史和其他专史为对象，而不再以游弋的过了时的“近代”为对象。换言之，我们今天讨论的近代（1840—1949）不可能永远是近代，这个时段迟早要被更后来的近代所取代。
三点忧虑之外，陈旭麓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就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都应该从过去以阐述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史，推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更加广阔的领域。由此认识，陈旭麓身体力行，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通过对大量史料的重新整理、研究、解读，进行新的论证。这既是史学观念、方法的创新，也有传统史学表达方式回归的意思。陈旭麓的这个看法极端重要，他没好意思公开批评那时流行的史学著作不堪卒读，但他自己的著述却格外讲究，兼具才、学、识，善于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以洗练隽永的文字表达深沉的哲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于行文舒畅淋漓之中展示摄人心魄的逻辑力量，一反学术文章单调呆板的八股化风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史学笔法和史学个性。故其所作诸论，无论宏观，抑或微观，多命意深邃，且文采焕然，引人入胜，成为中国当代史学中最富个性风格和理性神采的遗产之一。
陈旭麓那个时代，当然不会对社会发展五大历史阶段理论，不会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提出质疑，他们那个时代的学术创新，基本上就在这些前置条件下思考。相对于后来的学术环境，陈旭麓那个时候能够得出这样很不一样的见解，确属不易。
从大历史视角看，陈旭麓将1840年之后的一百一十年看作一个完整的时段。而且意识到这个时段虽然被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是秦汉以来所不曾出现过的历史时期，“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旭麓强调，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内涵去考察。
对于当时学术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质疑声音，陈旭麓有同情，但他并没有加入这个质疑的阵容，而是创造性地重新解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陈旭麓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体道出了近代中国的“过渡形态”，这是梁启超的创见，表明1840年之后的中国与先前的老中国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半”字揭示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在部分丧失，揭示了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所以在陈旭麓的概念中，半殖民地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概念。
在陈旭麓看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表明传统中国正在发生裂变，传统被无情地打碎，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艰难成长。这里有痛苦，有痛心，但毕竟中国迈出了第一步，毕竟向着资本主义近代化走出了第一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生活，都在这个过渡期增加了新的、近代的内容。这些新的近代内容尽管微弱，却在缓慢地增长。
陈旭麓认同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无法迈过的坎，中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健全、那么完整、那么充分，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过渡形态，那么在这个过渡形态中，究竟存在着哪些历史线索，是一条，还是多条？这些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之后很长时期被严肃地争辩过。陈旭麓没有介入这样的争辩，他用《近代中国八十年》和《五四后三十年》两本书的实践，去证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分期，可能不像“三大高潮”那样机械、那样教条。这两部书“就反帝反封建的主线作了必要的延伸，使它尽可能触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在体例上，这两部书也与流行的几百本近代史很不一样，改变了过去以“三大高潮、八大事件”为主线的习惯格局，一依历史自身后浪推前浪的起伏进程进行描述，注意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链条及其交错关系。
对于这一百一十年中国历史的看法，陈旭麓用三句话做了说明
第一，这是一个大变革的过程，而且贯穿始终
第二，在这个时期，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式的推进，螺旋特别多
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一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
这就是中国的“过渡时代”，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只是由于历史轨道的转变，中国并没有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起来，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用陈旭麓的术语表达，就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最准确地体现了陈旭麓对于近代中国的完整看法。
陈旭麓将五四运动前八十年、后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这个转型之所以又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在陈旭麓看来就是转型缓慢、不彻底。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旭麓在描述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历史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与当时的流行观点有异。主流看法不能说陈旭麓的观点是叛逆，是异端而非主流的研究，则认为陈旭麓的看法极富启发性，是重大突破。
细绎陈旭麓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虽然只有一百一十年，相较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人类历史，都是短暂的瞬间，但这一百多年中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碰撞、交错直至融合，充分展示了新陈代谢的特征。为此，陈旭麓格外强调了几个最重要的年份或事件。
近代史的起点，陈旭麓依然认为定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最合适。一些学者将近代史起点上推至17世纪中前期，但那时虽然有西学东渐，但是西方因素并不构成中国进步发展的主要因素，英国的革命并没有触动远隔重洋的中华帝国，中国的明清易代依然局限于传统的改朝换代，还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因素。
还有些外国学者，比如《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将19世纪初期视为“晚清”的开始，陈旭麓认为道理也不是那么充分。清朝统治范围在扩展在调整，但清朝的统治方法，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没有发生改变。尽管19世纪初的中国与世界已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但还不能由此认定19世纪初期就是“晚清”，就是“近代”的开始。
陈旭麓认为，只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最有意义，因为这场战争“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被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朝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
。所以，陈旭麓认为，鸦片战争标志的不只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因为这场战争标志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将之作为中国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是最合适的选择。
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原本是“革命叙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标志。现在经过陈旭麓一番新的解释，鸦片战争的意义并不仅在此，更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西方因素影响下开始改变，“商品和资本”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传统渐行渐远，与中世纪诀别，由此缓慢步入近代社会。这个解释，显然具有“现代化叙事”的意思了。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变化，但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二十年中国错过了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没有利用五口通商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有意识地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改变中国旧有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中国在《南京条约》后继续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除魏源、林则徐等极少数人外，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来到了近代的大门口，中国缺少临门一脚的勇气、胆识。当然，也缺少机遇。
直至1861年，中国在经历了长达四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在北京被英法联军攻陷后，方才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这个改变在意识形态上最重要的标志，根据陈旭麓描述，就是朝野渐渐放弃了先前的“夷夏观念”，开始以“洋”代替“夷”。洋务运动由此发轫，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起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由此冒头，传统中国文明由此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西方近代文明作为一种有益的东西开始被中国人愿意吸收，中国的社会性质在渐渐改变，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中国终于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陈旭麓说，这一小步“虽然是灾难迫发出来的微弱反响，却是具有时代气息的，应该说中国近代的新旧递嬗在这里已明显地呈现”
。陈旭麓的这个研究与表述极大改变了近代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看法，既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的重评洋务运动，又是对重评洋务运动成果最精辟的概括。先前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非议、不屑、苛责，近乎一扫而光，“近代中国社会的起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一个全新社会的曙光”，大致上成为新历史时期对洋务运动的表述。
对于太平天国，陈旭麓也不像“革命叙事”研究者那样继续推崇，或者稍加批评，继续为太平天国的荒唐、荒诞进行辩护。陈旭麓完全改变了对太平天国的基本估价，他和那个时期的冯友兰一样，
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中国的大趋势相悖，“都没有摆脱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历史循环的结局，并不体现新的生产关系的生长”
。这个看法显然与“革命叙事”分道扬镳，不再是一回事了。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第二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容低估，标志着先前几十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仅仅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生产技术已不足恃，而且军事技术、生产技术的有限发达也将受制于传统旧体制，为其侵蚀。所以在甲午战后有要求政治近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随后又有义和团、八国联军，以及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应该承认，甲午战争至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几年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没有获得充分研究，研究者注意到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但对前者过于偏爱，对后者过于仇恨，因而那十多年在陈旭麓那代史学家眼里，层峦叠嶂，云雾弥漫，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角度看，1894年后中国历史处在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节点上，中国人先前信奉在旧架构上补充西方新因素，至此基本被否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机会主义路线已基本上不再被人所重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日本所给出的维新路径。1895年后，中国转身向东学习日本，此后二十年，至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中日度过了近代相对美好的二十年时光。中国虽说在这二十年经历过无数波折，但基本取径，就是日本的维新，就是君主立宪。
对于辛亥革命，陈旭麓的看法也比较特别。他承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推翻清朝，承认是清史的终结，是民国的开始，但陈旭麓从一个“完整”的近代史立场上看，并不认为辛亥革命具有转折意义，他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让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改变，这只是一个社会形态内爆发的重大事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过程的许多峰峦中的一个较高的峰峦，为实现政治近代化迈出了大步”
。
陈旭麓的这个评估寓意深远，值得深思。他的意思，或者他没有明白表达的意思是，所谓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繁荣、昌盛，或许直至消失、终结的全过程。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让中国社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以对辛亥革命的意义，陈旭麓认为不应过于高估。
对于1912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对“民国前半程”，陈旭麓那代史学家一直纠结在“新旧民主革命”场景中，他们注意到了这个时期新的革命因素，但没有注意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实际上在发生改变。他们只注意到了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在1928年之前还不是国共两党，而是那时的中国政府，也就是很多时候被称为“北洋政府”的那个政府。在这个政府的主导下，1912—1928年的中国发展迅猛，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个特殊机遇，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政治的民主化、思想的多元化，也同样获得了巨大进步。
对民国历史的后半段，陈旭麓那一代史学家比较注意1937年之后的抗日战争，以及1945年之后的国共纷争，不太注意蒋介石1927年建立新政权之后的十年发展，十年生聚。对于抗战时期，那一代大陆学者主要在解释中共在那八年的作为，忽视了中国在1937年后十几年实际上是沿着“抗战建国”路径，从军政到训政，并迅速转变为宪政。
抗日战争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巨大不幸，但中国通过这场战争，迅速走上了一个新政治阶段。按照1927年蒋介石新政府的规划，中国势必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军政、训政时期，但是由于外交危机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同一年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迅即成为一个“过去式”，国民党在外交危机的刺激下，迅即开放政权，容纳各党派一起抗日。这里有中共的呼吁与贡献，也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与让步，这是中国政治最好的一个时期。
从外战到内战，短短三年，国民党的统治土崩瓦解，政权易手，中共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对于这段历史，陈旭麓那代史学家是亲历者，是参与者，他分析这个历史转变，相信是由于“民主与反民主”“变革与反变革”矛盾的激化。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共代表了民主、变革的力量，而国民党、蒋介石代表了“反民主”“反变革”的力量。
不过，陈旭麓有一个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注意到1949年中国政治的转型，事实上结束了自1840年以来的一个完整的时代，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至此结束，中国的未来走向究竟怎样不好说，但肯定与此前一百多年很不一样。一个完整的近代史至此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近代化叙事”。
我们可以这样评估陈旭麓对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贡献，他属于从“革命叙事”中出走的学术先驱，但在他的思想意识深处，还留有“革命叙事”极为深刻的印痕，他只是借助“现代化叙事”丰富了“革命叙事”，而不是摆脱“革命叙事”而重构一个“现代化叙事”，或可称之为“新政治史叙事”。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陈旭麓的努力让后来的研究者打通了现代化叙事的“学脉”，知道在“革命叙事”之外，还可以，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现代化叙事”。
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时年富力强的一代学者既有旧学根底，又有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风暴，改革开放让他们重新思考走过的路，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他们发自内心地承认“过去的一些不适当的观点”需要克服、纠正，
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需要从现代化视角予以重构。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唯一道路就是尽快使自己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但是中国人第一是不认识这个道路第二是内部阻力之大，举世无双，有时形成政治上的严重对抗，动辄兵戎相见。每一步前进都有倒退来补偿。历史运动的作用和反作用规律和物理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规律仿佛是相同的。不同之点在于历史运动的作用和反作用未必相等，反作用往往大于作用，作用也可以使反作用在一个时期内不能显现，必须过了这个时期才看得出来。
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变法以政变结束和八国联军的入侵的反作用是革命的高涨。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称帝的反作用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左倾路线的反作用是国民党全面反共和此后十年的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坚持反共的反作用是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号召坚持教条主义，反对任何改革，坚持闭关主义，反对任何开放其结果是改革开放的全面肯定。
回看历史的轨迹，可以恍然于如何选择前进的道路了。
黎澍1988年的这篇短文大致勾勒出了那一代史学家的“历史辩证法”，促使这些“老辈史家”重新思索近代中国历史叙事。
两年后，1990年，刘大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将范文澜等更老一代史学家建构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可以上溯到很久以前，那些联系尽管文化的、物质的俱备，却从来不曾引起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进入近代，情形彻底改变了。中国被卷进到了世界，特别是世界东方矛盾的漩涡里面，成了东方矛盾的焦点。世界上的强国把它们的力量伸进到了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世界，中国近代究竟是由谁在那里起主导作用呢？我想我们不能回避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由此引申，刘大年在其晚年很自然地介入了中国现代化史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他个人坚信了几十年的革命叙事。刘大年不是中国现代化史叙事的开创者，但他确实借用了现代化叙事让革命叙事更丰满。
刘大年指出，近代世界的特点不是别的，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外部世界与中国社会的这个趋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急剧演变，处处显示出近代工业生产的影响。所谓中国是否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在当今世界上自荣自立的问题。因此，刘大年坚信，中国近代化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研究的核心或重点。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提出其他的重点。不过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不会与近代化这个核心问题不发生联系。
必须承认，刘大年作为革命叙事的创建者和重要的修补者，他的学术胸襟绝非“陋儒”所能理解，刘大年根本不会去想什么用现代化叙事替代革命叙事这样低层次的问题，他以大史学家的胸怀接纳一切有意义的研究方式。
刘大年从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立场回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的重要看法是，近代中国所追慕的西方是两个并不是一个一个是第一世界的西方，是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第二世界的西方，是社会主义。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在刘大年看来就是从学习资本主义转向学习社会主义的历史。刘大年的这个描述应该说具有新意。
近代化问题，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问题，许多人以为用现代化叙事重构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一定会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叙事。这显然是一种学术上的不自信。刘大年没有这种困扰、担忧，他认为通过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中国是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近代化世界的大门，而且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中国将走人类文明的大道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近代化或者今天所说的现代化，出自历史的选择。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人民，走在历史选定的道路上，这本身就强有力地说明，它不是与世界文明大道相悖离，而是与之相适应的。
刘大年的这些看法非常重要，表明他清楚地知道中国走向近代化，就是要与世界一致，要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行走，而不是一味地去寻找独特的道路。
刘大年在晚年始终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创新。1996年，他发表了一篇极具哲学意味的重要论文《照唯物论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刘大年就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强调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两件事情一是民族独立，一是争取人民民主，实现近代化。他认为，中国人民的这两个使命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革命两个任务的早期概括。民权、民生可以分开讲，也可以合起来讲，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民主与国家近代化问题。
这种修正或改良，是一种学术态度，是与时俱进。依据这样一种态度，“革命叙事”的另一位重要建构者胡绳在其晚年也有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新思考。胡绳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理想做过哪些努力，经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怎样的困难，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什么样的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需要重新研究的大题目。这些题目在过去几十年没有人研究，没有提上日程，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依然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中，没有将建设放到国家发展这个层面去考虑。现在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与过去的情形不同了，尝试着用现代化模式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胡绳、刘大年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具有宽广包容的胸怀，他们并没有认为现代化叙事是在颠覆、冲击原来的革命叙事。在他们的观念中，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各自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表达，而不是用一种史观替换了另一种史观。
细绎胡绳晚年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那个系列谈话，
很明显，胡绳意识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在分析五四后梁启超、张东荪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时指出，几十年之后回望，梁启超、张东荪的看法更有道理，中国那时还没有条件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工人阶级也没有真正形成，人数极少，更没有产生阶级意识。中国所有的只是游民，失业者、无业者最多，因而生计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因此，那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让多数人成为新式企业的劳动者，因而就要奖励生产，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人民生计问题，再注意分配平均问题，不能只注意分配而忘掉生产，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的预备。
按照胡绳晚年的分析，梁启超、张东荪的看法是对的，中国没有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所以在中国只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都是进步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线索，也就是现代化线索。所以到了晚年，胡绳并不格外排斥现代化叙事，以为现代化叙事并非不可尝试。
承认现代化叙事也是一种叙事方式，对胡绳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确实不容易，因为由此必然涉及对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索，尤其是作为近代史主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都有了重新考察的可能。
重新考察当然不意味着胡绳放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说法，他在继续坚持这个说法的同时，承认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乃至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有独立或半独立的要求，都没有想过将中国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他们都曾与外国势力进行过抗争，维护主权，只是力量不敌人，有时候不得不丢掉一些权益而已。
相应地，胡绳也意识到，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势必又牵涉帝国主义，以及近代中国与外国的真实关系。在范文澜、胡绳过去的研究中，都格外强调“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现在参照现代化叙事重新考虑，会发现过去的说法太绝对。近代以及近代之前的中国并不是他们过去所说的那样闭关锁国。外国资本、银行、商品、技术，都大量涌进了中国，中国的统治者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也不能说不愿开放，闭关锁国到了近代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既然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革命叙事过去所颂扬的打倒帝国主义，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在胡绳晚年的思考中，好像都有了新的意思。
在胡绳看来，帝国主义进来，和本国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是一种正常的行动，帝国主义不和当权者勾结，还能与造反者勾结吗？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侵略，使中国的利益受损，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技术、文明和新鲜东西，他们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总要带来一些新东西，总要使旧的状态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比如推销商品、创办工厂等。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其实就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具有既推动中国进步，又使列强从中获利的双重性。
胡绳在晚年的思考中，已经认同中国必须现代化的判断，承认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问题只在于怎样现代化，即是在帝国主义庇护下的现代化，还是首先赢得主权独立、民族独立之后自主地现代化。前者依然被胡绳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工业发展道路，后者则被定义为革命，定义为反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两大势力之后的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改良与革命的论争渐起。在那时，许多人鉴于现实，认为改良总比革命好，改良破坏性小，而革命破坏性大，因而不应当继续推崇革命，李泽厚等人进而提出“告别革命”
。对于这些看法，胡绳认为，革命与改良在近代中国都是客观存在，当改良受挫时，方才发生革命。因此，对于革命与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抽象的价值评估。必须将每一个革命或每一个改良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弄清其价值与意义。在这次讨论中，胡绳也对过去的看法略有修正，不再完全排斥改良、改良主义的意义，承认某种时候，改良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甚至在有些时候成为革命的前驱。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框架能否使用现代化模式，胡绳的看法也像刘大年那样宽容和宽厚，以为将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主题，并不妨碍继续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他相信，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也会在很多时候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为绝对排斥这个方法，许多事情确实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
胡绳认为，从大历史视角观察，中国没有顺利地从封建社会转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但是，在胡绳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中国的不幸又蕴含着幸运。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绕开了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开辟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变成了现实。
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说有各种特殊的机缘巧合，但胡绳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直奔社会主义，中间还是有一个缓冲，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为了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使社会生产力获得高速发展。这个过渡阶段，在前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胡绳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重新解读，虽说并没有直接认同现代化叙事，但他毕竟承认近代中国历史，除了革命叙事，还有资本主义发展这条主线，可以尝试着“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
。这个看法当然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恩赐，也表明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多样性，有了可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是传统革命叙事的重大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