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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理想，婚姻是现实；混淆理想和现实，惩罚在所难免。
——歌德
在丈夫肯尼斯蓝色礼服的口袋里，玛利亚发现了一封情书，她把它扔了，并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是1964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去哪儿？谁会娶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女人？”当她向母亲倾诉时，她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你的孩子还小，婚姻需要长远考虑。不要让你的骄傲把什么都毁了。”此外，他们还都认为，男人都是这样。
转眼到了1984年。现在轮到玛利亚的大女儿西尔维娅来面对婚姻中的欺骗了。她在丈夫克拉克的美国快递账单上发现了几笔国际花店的消费——显然这些鲜花并没有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当西尔维娅告诉母亲时，玛利亚很同情女儿，也很高兴她不必再忍受和自己一样的命运：“男人是不会变的，你没有孩子，有自己的工作。收拾好东西，离婚吧。”
两年后，西尔维娅再次坠入爱河，她再婚了，并生了一对双胞胎——米歇尔和扎克。她所经历的自由（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选择是否生以及何时生孩子，不带任何污名地离婚、再婚），对她母亲那一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女性来说也是如此。但在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婚姻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它还在我们面前继续不断地变化着。当西尔维娅的儿子扎克成年后，他可以选择和他的男朋友合法结婚。当然，他也会不情愿地发现他的爱人有一份秘密档案挂在同性恋交友应用上。
人们经常会问，为什么出轨在今天倍受关注？为什么它带来的伤害这么严重？它是如何成为离婚的主要诱因之一的？只有通过回顾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爱情、性和婚姻的变化，我们才能对现代的出轨行为有一个全面了解。历史和文化共同构建了我们家庭剧的舞台。特别是，个人主义的兴起、消费文化的出现以及对幸福的追求，改变了婚姻以及与婚姻如影随形的通奸行为。出轨和从前不一样了，因为婚姻和从前不一样了。
几千年来，婚姻与其说是两个个体的结合，不如说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盟，以确保它们的经济生存和促进社会凝聚力。这是务实之举。孩子们不会伤心，丈夫和妻子梦想着和睦生活。我们履行我们在婚姻中的责任，来换取急需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爱情可能会有，但并非必不可少。无论如何，要支撑这样一个重要的结构，感情太脆弱了。激情一直在人们心中燃烧，但它独立于婚姻关系之外。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茨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当婚姻主要是一种经济联盟时，通奸反而为爱情保留了空间。“大多数社会都有浪漫的爱情，它是性冲动、迷恋和对伴侣的浪漫化这三者的组合。”她写道，“但是很多情况下，当跟婚姻连在一起时，它们会被视为是不当的。许多人认为，由于婚姻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势利的，因此婚姻中没有真正的、纯粹的爱情。”
基于清晰的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传统婚姻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只要每个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们就是很好的搭档。“他工作努力，从不喝酒，赚钱养家。”“她很会做饭，给我生了许多孩子，让家里干干净净。”这是一个被刻在法律和文化DNA编码中的性别不平等体系。当女人结了婚，她们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财产，事实上，她们自己变成了财产。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最近，婚姻忠诚和一夫一妻制都与爱情无关。前者是父权制的支柱，被强加给女性以确保遗产和血统——谁的孩子是我的，我死后谁会得到牛（或羊或骆驼）。怀孕可以证实母系血统，但如果没有亲子鉴定，当一个父亲发现他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是金发，而整个家族中没有一根金发，他将遗恨终生。新娘的贞操和妻子的专一是保护丈夫自尊和血统的关键。
对于女性来说，在婚外冒险是非常危险的。她们可能怀孕，被当众受辱，甚至死亡。与此同时，在多数文化中男人有一种默认的自由，可以随意拈花惹草而不会有严重后果，这已是老生常谈。男权主义为男人们的用情不专提供了支持，这种双重标准和通奸一样古老。
“我爱你。我们结婚吧。”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两个句子从来没有连在一起过。浪漫主义改变了一切。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大潮中，婚姻被重新定义。它逐渐从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一种伙伴关系——两个个体之间自由选择的契约，不是基于责任和义务，而是基于爱和情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变得更自由，但也更孤独。个人主义征服了西方文明，让择偶充满了浪漫的渴望，意在对抗日益孤立的现代生活。
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一些社会现实仍然完好地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婚姻仍然是终身大事；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要依赖丈夫；宗教定义着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离婚是少见的，而且会引起极大的耻辱和排斥。最重要的是，忠诚仍然是必要条件，至少对这个物种的雌性来说如此。
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女人，玛利亚很清楚她的选择十分有限。她成长的环境里，她可以选择的范围仅限于四种早餐麦片、三个电视频道、两个她自己认识的也许称心如意的男人。事实上，在选择伴侣上她有自己的发言权已经是一个新的进步——即使在今天，全球还有超过一半的婚姻都是被安排好的。
虽然玛利亚爱她的丈夫肯尼斯，但他们性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她说：“坦白地说，六年生了四个孩子后，我的任务完成了。”当她偶尔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时，快乐并没有被考虑在内。肯尼斯被她描述为“一个正派而慷慨的男人”，他从来没有探究过女性生理的奥秘，也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但无论是他们平淡无奇的性生活，还是他后来补偿式的性征服，都不能成为他们必须离婚的理由。
尽管肯尼斯那一代男人被默许可以用偷食来弥补他们对婚姻的不满，但像玛利亚这样的女人却被期待只能在婚姻中找到幸福。对玛利亚和肯尼斯以及他们的同代人来说，婚姻是一辈子的契约，几乎没有退路。只要进入婚姻，不管是好是坏，都要维持到死。幸运的是，对于那些悲惨的人来说，死亡比今天来得要早一些。
西尔维娅没有等死亡把她和丈夫分开。如今，爱情结束，婚姻就结束了。作为婴儿潮一代，她在旧金山长大，赶上了时代文化的转折点，婚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权主义、避孕法和堕胎权都赋予了女性掌控自己爱情和生活的权利。1969年，加州通过无过错离婚法，此后不久更多州通过了相似法案，离开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成为女性选择的一部分。如果女人能离开，她们留下来就需要更好的理由。因此，婚姻质量的标准得到显著提高。
离婚后，西尔维娅把她的事业放在首位，在仍由男性为主导的银行业中积极奋斗。她和一些男人约会，他们都是“无聊的银行家和客户主管，就像我的第一任丈夫”——直到她遇到小提琴制造师兼音乐教师杰森，她准备再给爱神一次机会。
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西尔维娅是否奉守一夫一妻制，她惊讶地看着我：“当然。我和我所有的男朋友以及我丈夫都奉守一夫一妻制。”——她意识到她随口说出的话里隐含的文化转变了吗？
一夫一妻制曾经指一辈子只和一个人结合，现在它意味着一次只和一个人结合。
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起，西尔维娅在厨房和卧室都要求平等。令她倾倒的是杰森不仅家务干得不错，也能满足她的需求。他们的依恋不是基于性别角色来定义的，而是根据灵活的劳动分工、个人实现、相互的性吸引和亲密关系来构建的。
我们先是把爱情带入婚姻，接着我们把性带入爱情，然后，我们把婚姻幸福和性满足联系起来，性的生育功能让位于性的愉悦功能。尽管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婚内性行为本身却经历了一场小小的革命，从女人的婚姻义务转变为一种寻求快乐和联结的途径。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实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想要和配偶发生性关系，不仅是因为我们想有六个孩子在农场干活（应该是八个，因为至少有两个可能干不了），也不是因为这是一项分配给我们的家务。不，我们想要性只是因为我们想要。我们的性根植于欲望，是我们自由的选择，甚至是我们对自己主权的表达。今天我们做爱是因为我们有心情，我们觉得想要做爱——希望和对方一起；最好两人同时都想；理想的状态是几十年激情不变。
在《亲密关系的转变》中，安东尼·吉登斯解释道，当性与生殖繁衍分离时，性不再仅仅是我们的生物学属性，还是我们身份的标志。我们的性行为已经远离了自然界，成为我们一生中不断对其定义和重新定义的“自我的属性”。
它是我们的一种表达，而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角落里，性是一项与我们的个性、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有关的人权。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性福”，它已经成为我们新的亲密观念的支柱。
亲密关系在现代婚姻里的中心地位不容置疑。情感亲密已经从长期关系的副产品转变成一种硬性要求。在传统世界里，亲密关系指的是在日常生活变迁中产生的伙伴关系和情谊——一起在田间劳动，养育孩子，共同面对失去、疾病和苦难。男人和女人都更有可能在同性关系中找到友谊和依靠。男人因工作和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女人因做母亲和借面粉而联系在一起。
现代世界运转得越来越快。家庭往往是分散的，兄弟姐妹四散在不同的大陆，为了新工作我们往往举家搬迁，像植物一样移植别处。我们有数百个虚拟“朋友”，却找不到人来替我们喂猫。我们比祖父母更自由，但也更孤立。在我们对安全港湾不顾一切的寻找中，我们要停靠在哪里？婚姻的亲密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日益原子化的解毒剂。
亲密是“看见我”（into-me-see）。我将与你交谈，我的爱人，我将与你分享我最珍贵的宝藏，它们不再是我的嫁妆和我孕育的果实，而是我的希望、我的抱负、我的恐惧、我的渴望和我的感觉，换句话说，是我的内心生活。而你，我的爱人，会与我眼神交流。我毫无保留地裸露我的灵魂。我需要感受你的同情和认可。我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对婚姻的期望从未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如同史诗一般。我们仍然想拥有传统家庭所能提供的一切——安全、孩子、财产和尊严——但现在，我们还想要我们的伴侣爱我们，渴望我们，对我们感兴趣。我们应该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值得信赖的知己以及充满激情的爱人。人类的想象力已经召唤出一座新的奥林匹斯山：两人之间拥有无条件的爱，既相互亲密又令人神迷，还有心旌摇荡的性，而且是长久地、只和对方在一起。此外，这种长期关系还会越来越长。
结婚戒指圈起来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理想。我们希望我们选择的人能提供稳定、安全、可预测性和可依靠性——所有的锚定体验。但我们又希望同一个人能带来惊奇、神秘、冒险和危险。给我安慰，也给我刺激；给我熟悉感，也给我新奇感；给我持续的关爱，也给我意外的惊喜——今天的恋人们试图把永远对立的欲望带到婚姻的同一个屋檐下。
我们对婚姻的期望从未达到如此高的程度，
人类的想象力已经召唤出一座新的奥林匹斯山……
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正如荣格学派分析家罗伯特·约翰逊所写，浪漫爱情已经成为“西方心灵中最大的能量系统。在我们的文化中，它取代了宗教，成为男男女女寻求意义、超越、完整性和狂喜的舞台”。在我们寻找“灵魂伴侣”的过程中，我们把精神和关系混为一谈，仿佛它们是一回事。我们渴望在世俗的爱中体验到过去只能在神圣殿堂里找到的爱。当我们给配偶戴上神圣的光环，期望对方把我们从世俗生活提升至崇高之境，如约翰逊所说，我们制造了一种“两种神圣之爱的世俗混乱”，
深深的失望在所难免。
我们不仅有无尽的需求，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快乐，曾经那是留给来世的。我们把天堂带到了人间，让所有人都触手可及。幸福现在不再仅仅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使命。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给予我们过去整个村子提供的东西，而我们的寿命是原来的两倍。对于两个人的结合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很多婚礼上，充满幻想的梦想家背诵着一张誓言清单，发誓要成为彼此的一切，从灵魂伴侣到爱人，再到导师和治疗师。“我保证永远做你忠诚的粉丝，你最吃苦耐劳的伴侣，与你同甘共苦，在你失望的时候给你安慰。”新郎的声音颤抖着。
新娘眼含热泪地回答：“我保证忠诚，尊重你，自立自强，不仅会在你成功时为你庆祝，也会在你失败时更加爱你。”她还微笑着补充，“我保证永远不穿高跟鞋，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矮了。”他们的宣言是真挚爱情的箴言。但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安排啊。他们许下的承诺越多，我就越想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度过蜜月（当然，也有不那么梦幻的时刻，今天的新婚夫妇都清楚婚姻的脆弱性，因此在诗意的誓言之前会有乏味的婚前协议）。
我们把曾在婚姻之外寻找的一切带入了婚姻之中——浪漫爱情的深情凝视、无拘无束的性的放纵、自由与承诺的完美平衡。但在如此幸福的伴侣关系中，为什么我们还会迷路？两性关系的演变让我们认为不忠不应该再发生，因为所有的原因都被排除了。
然而，它仍然存在。尽管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不愿承认，基于性吸引和爱情的婚姻，往往比基于物质动机的婚姻更脆弱（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稳定的婚姻更幸福），它们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人类内心变幻莫测和背叛的伤害。
我在工作中接触的男男女女，在爱情和幸福上的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在残酷的命运转折中，由此产生的权利感正是今天出轨和离婚呈指数级上升的原因。曾经人们不忠，是因为婚姻不应该传递爱和激情；今天人们不忠，是因为婚姻没能带来它所承诺的爱、激情和一心一意的关注。
每天在办公室里，我都会遇到现代婚姻观念的消费者。他们购买了婚姻这个产品，把它带回家，发现里面少了几个部件。于是，他们来到修理店修理它，好让它看起来更像包装上的东西。他们把对关系的渴望当作一份礼物——既是他们想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当浪漫理想与不浪漫的现实不一致时，他们就会感到沮丧。毫不奇怪，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醒来后，会汇集起越来越多的、充满幻灭的人群。
“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段婚姻不再适合我了。”“这不是我签的那份协议。”这些是我在讲座上经常听到的感叹。正如心理学家、作家威廉·多尔蒂观察到的，这种说法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个人利益、低成本、权利和避险”——应用到浪漫关系中。“我们仍然相信承诺，”他写道，“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大声音告诉我们，如果在婚姻中我们满足于接受那些低于我们认为需要的和应得的，我们就是大傻瓜。”
在我们这个消费社会中，新奇才是关键。物品的可淘汰是预先设计好的，这样才能确保人们想要替换它们的欲望。对伴侣来说也不例外。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中，这种文化不断地用更好、更年轻、更活泼的东西来吸引我们。因此，我们不再是因为不快乐而离婚，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们想要更快乐。
我们已经把即时满足和不停变化视为自己的特权。前几代人被教导，生活需要牺牲。“你不能总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句话半个世纪前是有道理的，但是35岁以下的人谁会对它产生共鸣？我们顽固地拒绝挫折。难怪一夫一妻制的约束会引起恐慌。在一个可以无限选择的世界，我们正与所谓的“信息强迫症”做斗争——害怕错过重要信息。它驱使着所谓的“享乐跑步机”，无休止地搜索着更好的东西。而一旦得到了想要的，我们的期望和欲望又会上升，最终我们将不再感到快乐。刷屏文化（swiping culture）以无限的可能性吸引着我们，但也产生了微妙的暴政。总是意识到拥有现成的可替代方案，带来的是不利的比较，削弱了承诺，也阻碍我们享受当下。
伴侣关系从生产经济转向体验经济，反映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转变。正如哲学家阿兰·德波顿所言，婚姻“从一种制度转变为一种情感的投注，从外部认可的仪式转变为对情感内在动机的反应”。
对许多人来说，爱不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名词，用来描述持续的热情、迷恋和欲望。夫妻关系的质量现在等同于体验的质量。如果我们感到无聊，稳定的家庭、丰厚的收入和乖巧的孩子又有什么用处？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激励我们、改变我们。它们的价值乃至它们的寿命，都取决于它们如何继续很好地满足我们对体验的渴望。
正是这些新的特权推动了当代的出轨故事。不是我们的欲望在今天有所不同，而是我们觉得自己值得——实际上，是有义务——去追求它们。我们现在的主要职责是对自己负责——即使以牺牲我们所爱的人为代价。潘蜜拉·杜克曼指出：“我们对个人幸福的高期望让我们更容易出轨。毕竟，如果出轨可以让自己获得满足，我们不是应该拥有这种权利吗？”
当自我及其感觉成为中心时，古老的欲望迷途的故事便增加了一种新的辩解。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西尔维娅的双胞胎扎克和米歇尔。现在他们都快30岁了，是典型的千禧一代。他们置身的文化景观被父母的价值观所塑造：个人主义、自我实现、平等主义。他们增加了新的关注焦点，即真实性和透明度。技术是他们所有活动的中心，包括性的多样性。他们的性欲追求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得到了体现。
扎克和米歇尔都没有结婚——像他们所有的朋友一样，二十几岁时把时间都花在了完成学业、旅游、工作和玩儿上。他们在上一代人从没遇到过的性开放的环境下长大——拥有更多机会，也更模棱两可；限制更少，也更缺少指导。作为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扎克从来不知道潜入一个地下同性恋俱乐部是什么体验，那里所有的男人都和女人结了婚。他不必“出柜”，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没有“入柜”过。他从电影中了解到艾滋病危机，但他口袋里有一颗预防药丸可以保证他的安全。当婚姻平等成为这一制度演变的最新篇章时，扎克当着他们工作的整个律师事务所同事的面，单膝下跪，向男友西奥求婚。他们希望有一天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米歇尔是一位企业家，经营着一家小型虚拟现实公司。她不会坐在家里等电话，如果想和某人约会，她就滑动手机。她梦想着某一天能结婚，但并不着急。事实上，她已经冷冻了卵子，这样就不必为她的生物钟烦恼了。她存了足够多的钱，让她可以永远不需要依赖别人。“即使明天就遇到对的人，我也不想在五年内要孩子。”她解释说，“我想和那个人在一起，在成为父母之前好好享受二人世界。”有些人称这段同居时期为“beta测试”关系。“此外，”米歇尔补充道，“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我不需要男人也可以当妈妈。”性、婚姻和为人父母过去是打包在一起的，现在则并非如此。婴儿潮一代把性从婚姻和生育中分离出来，他们的下一代则把生育和性分开了。
米歇尔的态度在她这一代人中非常普遍。“从文化上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姻看作‘顶点’而非‘基石’，”研究这一课题的诺特·耶特说，“也就是说，婚姻是他们把其他事情都处理完后才考虑的事，而非进入成年和为人父母的基础。”
只有当米歇尔感到情感成熟、事业稳定、经济安全，并准备好从单身的乐趣中走出来时，她才会步入婚姻殿堂。那时，她将会寻找一个与她互补且心有灵犀的伴侣。相反，对她的祖母玛利亚来说，婚姻是一段逐渐形成的经验，是她和丈夫步入成年共同建立身份的基石。
米歇尔有计划地推迟婚姻，会保护她免受玛利亚所遭遇的背叛吗？或者，还是让她更脆弱呢？雨果·施维泽在《大西洋月刊》中评论说，“基石”模式包含了对困难的预期，“顶点”模式则没有。
过去，年轻夫妇会被认为一定要历经波折才能在挣扎中变强大。因此，基石模式“与其说容忍出轨，不如说承认它不可避免”。相反，他的研究发现：“顶点模式对背叛更不容忍，因为它假定那些开始考虑结婚的人应该足够成熟、能够自律和恪守诚实……然而，有证据表明，如果顶点模式的人认为丰富的婚前性行为可以预防不忠，那他们就太天真了。”
玛利亚已年近八旬，寡居，下个月她将参加孙子的婚礼。或许，她的思绪还会飘回自己的婚礼上。扎克和西奥将进入的这个婚姻制度，与她和肯尼斯半个多世纪前庄严步入的那个婚姻制度已经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为了跟上现代生活，婚姻已经由内而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呈现出更大的平等、自由和灵活性。然而，有一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不忠。
我们的社会在性方面越活跃，人们对欺骗的态度就越顽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婚前可以有大量的性行为，婚姻中的排他性才具有全新的内涵。今天，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经过数年的性游牧状态后才步入婚姻的。到缔结婚约时，我们已经勾搭过、约会过、同居过，分手过。过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结婚的时候；现在，结婚意味着以后我们不再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了。
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控制自己的性自由，以此证明承诺的严肃性（当然，在这个富有弹性的制度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也有人把多个伴侣带入婚姻），诚实是一种选择，是对重要性和忠诚的表达。通过抛弃其他的爱，我们确认了“另一半”的独特性。“我已经找到了那个人，我可以停止寻找了。”我们被某个人独特的吸引力所征服，对其他人的渴望奇迹一般消失了。在这个很容易因为被解雇、被抛弃、一键删除、孤立无援而感到微不足道的世界上，被选中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一夫一妻制是浪漫主义理想的圣物，因为它证实了我们的特殊性。而不忠则意味着，你不再那么特别了。它粉碎了爱情的野心。
詹尼斯·艾布拉姆斯·斯普林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出轨之后》里，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存在主义的折磨：“你的这些信念——你和你的伴侣天生一对，没人比你能让他/她更幸福，你们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的联盟——被一扫而空。婚外情标志着两种天真幻想的破灭——你的婚姻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或被选中的。”
当婚姻是一种经济上的安排时，出轨威胁的是经济安全；今天，婚姻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安排，出轨威胁的是我们的情感安全。
个人主义的社会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悖论：随着人们对忠诚需求的增强，不忠的吸引力也在增强。这是一个在情感上高度依赖伴侣的时代，出轨遭遇的指控也是前所未有和毁灭性的。然而，在一种个体有权自我实现并用更幸福的期望来诱惑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更容易出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谴责不忠，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在奉行它的原因。